《尹文子·大道》讲了这么一件事：郑国人把未经加工处理的玉叫做“璞”，而东周人则把还没有腌制成干的老鼠叫做“璞”。郑国的一个商人在东周做买卖，一个东周人问他：“你要不要买璞？”郑国商人说：“我正想买。”于是东周人从怀里掏出一只老鼠递上。郑国商人赶快辞谢不要。东周人在作言辞表达时。没有认清其接受对象是郑国人，所以买卖不能成功，事儿也无法办成。
地域不同而对言辞接受也有不同的要求，在世界上的表现大体有：
欧洲人不喜欢听涉及自己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状况（女性更重）、家庭私事、行动去向等问题的话，忌讳“13”和“星期五”。
朝鲜、韩国、日本人忌讳别人说“4”；
阿拉伯人喜欢听“星期五”；
泰国人喜欢听“9”；
菲律宾人不愿谈论政治、宗教及腐化问题；
赞比亚人爱听尊称，最好加上职务和头衔；
新加坡人不爱听“7”，反感别人对自己说“恭喜发财”，忌讳谈论关于猪的话题；
扎伊尔人喜欢听随和、爽快、恭维的话；
俄罗斯人喜欢听尊称、敬语、谦辞，倾心于“女士优先”的话题：
突尼斯人喜欢别人在各种场合同自己打招呼，而且问候得越长、越久、越具体越好。
在中国各地的表现大体有：
香港人爱听吉祥话、涉及福、禄、寿的都很喜欢，乐于别人随时随地对他说“恭喜发财”。喜欢“3”、“6”、“8”等数字。忌讳别人打听自己的家庭住址、工资收入、年龄状况。忌讳语也较多，如“炒饭”、“炒菜”，有解雇、开除之嫌，听之不吉利；“猪舌”有蚀本之嫌，改叫“猪利”；“丝瓜”有输光之嫌，改叫“胜瓜”。
澳门人喜欢听别人说话干脆，直截了当，不爱听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话语。
锡伯族人崇拜保佑家室、人丁的神灵“喜利妈妈”和保佑牲畜的神灵“海尔堪”；忌讳直呼长辈的名字，忌讳在家说不吉利的话。
蒙古族人喜爱白色，爱谈与白色有关的话题，高兴别人以自来祸福；最厌恶黑色，忌讳别人谈论黑的话题。
彝族人忌讳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特别是别人的生理缺陷。
赫哲族人崇拜火神，不准别人说不利于火的话，若需用水烧灭火时，要说：“请火神爷把脚挪一挪。”
维吾尔族人谈话以长为先，亲友见面互道问好语。
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表达差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省区的不同位置，也有表现。比如都是汉族，居于大陆者与居于台湾者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达与接受就不一样：接班人——传人，计划生育——家庭计划，大学新生——新鲜人，好莱坞——荷里活，撒切尔——柴契尔，新西兰——纽西兰，立体声——身历声，表演——作秀，渔民——讨海人，……。又如，同是贵州人，对西红柿，贵阳人叫毛辣角，遵义人叫番茄，兴义人叫酸角，独山人叫毛秀才。说话者如果不区分这些地域上的差别，说话目的就难以实现。有些严重的差异，如不分清，甚至还会对说话者产生严重的后果。
说话办事还要看文化背景。随着社交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的交际对象也将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分，要适应交际的广泛性，就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说话的特点，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一致。
拿交际场合的称呼语来说，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就十分明显。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称呼习惯，能使交际对象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如英美人习惯称已婚妇女为“夫人”，未婚女子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统称为“女士”。如果错称已婚者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会被谅解：因为，西方女性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是，在日本妇女一般不称“女士”、“小姐”，而称“先生”，如“中岛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们常说“炎黄子孙”，这对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很恰当，但对国内兄弟民族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会说：“我是乌桓的子孙。”在西方，你对一位姑娘说：“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她听了格外高兴；而在我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如果跟年轻姑娘也说这句话，对方说不定会大为恼火，认为你可能有调戏人之嫌。显然，说话不考虑文化背景也是不得体的。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爱好和平，决定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一份厚达16页的说明书。周总理看了后批评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后来周总理建议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句话果然奏效，赢得了外国朋友的赞赏。
说话办事要看对方身份，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无论在哪个国度哪个年代，地位等级观念都是很强的。对方的身份，地位不同，你说话的语气方式以及办事的方法也应有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对什么人都是一视同仁，则可能会被对方视为无大无小，无尊无卑，尤其是对方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会认为你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因而他不喜欢听你的话，不愿帮你的忙，或者有意为难你，这样就可能阻碍了自己办事的路子，使所办之事一波三折，难以成功。
身份是指接受对象在社会上的地位及职业。身份不同，对语言的接受也不同。因此，说话者在言辞表达时，应当区别接受者的身份，不同对待。
一般来说，不要对一个无职业的人，去传播什么领导艺术，对一个5岁儿童，谈什么计划生育，或者对建筑工人谈养殖技术。在学术会上，与会者都是专家教授，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初学者，却在会上夸夸其谈，俗话说在圣人门口卖百家姓，难免要跌跟头的；在办公室里，在座的大都是领导，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却在那里颐指气使，也肯定要撞南墙的。
区分身份而发言，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要。比如，一位年轻人路遇长者上前打招呼：“嗨，老兄哪儿去？”这就未尊重接受者的身份，属没礼貌。同样，一个小孩儿过生日，作为父母的同事朋友被邀去做客，如果你致辞说：“衷心祝你健康长寿”这就抬高对听话人的身份，给人一种非常不得劲的感觉；对你的直接上司你直呼“老李、老赵”或其姓名，就不适宜；对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统称之为“师傅”也属不当。
与人说话、交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办好事情。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与不同身份的人办事，用不同的说话策略这样办事的成功率就高。
对平常人，以礼相待
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这不仅是哲人的忠告，也是人们在说话办事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左传》庄公10年，齐侯在外的时候，经过谭国，谭国不加礼遇。等他回到齐国，诸侯都去祝贺，谭国又没有去。这年冬天，齐侯因谭国对齐没有礼貌而用兵灭亡了谭国。
相反，一个人如果以礼待人，注重礼节，却能受人尊重。《左传》庄公2年夏天，齐候率军与晋军在宰地作战，被晋军打败了而且险些被俘，于是急忙逃回齐国都城临淄。刚进城中，齐侯所乘坐的车的前卫驱使一个女子躲开，这个女子问道：“国君免于祸难了吗？”说：“免了。”她又问：“锐司徒免于祸难了吗？”回答说：“免了。”她于是说：“如果国君和我父亲免于祸难了，还要怎么样？”说完就跑开了。齐侯认为她做得很有礼节，便派人查询，不久查询到，原来她是锐司徒的妻子，于是齐侯就封给她在这个地方作封邑。
由此可知，礼的应用，以和谐友爱为好。与同事、上级、部下、父母、妻子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适当的礼节。
礼仪是一种极其有趣的文化现象，它要受历史、风俗、宗教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区域内人际交往时所认同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而礼节礼貌则是礼仪的具体化和实际化，礼仪要通过礼节和礼貌来实现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过去，有个年轻人骑马赶路，忽见一位老汉从这儿路过，他便在马上高声喊道：“喂！老头儿，离客店还有多远？”老汉回答：“五里！”年轻人策马飞奔，急忙赶路去了。结果一气跑了十多里，仍不见人烟。他暗想，这老头儿真可恶，说谎话骗人，非得回去教训他一下不可。他一边想着，一边自言自语道：五里，五里，什么五里！”猛然，他醒悟过来了，这“五里”，不是“无礼”的谐音吗？于是拨转马头往回赶。迫上了那位老人，急忙翻身下马，亲热地叫声“老大爷”，话没说完，老人便说：“客店已走过去了，如不嫌弃，可到我家一住。”
这是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它通俗而明白地告诉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讲究礼貌的重要性。“人而无礼，不知其可”，粗俗的言行与得体的礼貌将产生截然相同的交际效果。
和别人打交道总是以称呼开头，它好像是一个见面礼，又好像是进入社交大门的通行证。称呼得体，可使对方感到亲切，交往便有了基础。称呼得体，往往会引起对方的不快甚至愠怒，双方陷入尴尬境地，致使交往梗阻甚至中断。那么，怎样称呼才算得体呢？
（1）考虑对方的年龄特征
见到长者，一定要呼尊称，特别是当你有求于人的时候。比如：“老爷爷”、“老奶奶”、“大叔”、“大娘”、“老先生”、“老师傅”、“您老”等，不能随便喊：“喂”、“嗨”、“骑车的”、“放牛的”、“干活的”等，否则，会使人讨厌，甚至发生不愉快的口角。另外，还需注意，看年龄称呼人，要力求准确、否则会闹笑话。比如，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就称“大嫂”，可实际上人家还没结婚，这就会使人家不高兴，不如称她“大姐”合适。
（2）考虑对方的职业特征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青年人，不管遇到什么人都口称“师傅”，难免使人反感。可见在称呼上还必须区分不同的职业。对工人、司机、理发师、厨师等称“师傅”，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而对农民、军人、医生、售货员、教师，统统称“师傅”就有些不伦不类，让人听着不舒服。对不同职业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对农民，应称“大爷”、“大娘”、“老乡”；对医生应称“大夫”；对教师应称“老师”；对国家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解放军和民警，最好称“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渐频繁和复杂，人们相互之间的称呼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既不能都叫“师傅”，也不能统称“同志”。比如，对外企的经理，对外商，就不能称“同志”，而应称“先生”、“小姐”、“夫人”等。对刚从海外归来的港台同胞、外籍华人，若用“同志”称呼，有可能使他们感到不习惯，而用“先生”、“太太”、“小姐”称呼倒会使人们感到自然亲切。这种称呼，在开放特区已逐渐为国内的一般工作人员所接受。
（3）考虑对方的身份
有位大学生一次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不巧老师不在家，他的爱人开门迎接，当时不知称呼什么为好，脱口说了声“师母”。老师爱人感到很难为情，这位学生也意识到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她也就比这位学生大10多岁左右。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称呼呢？按身份，老师的爱人，当然应称呼“师母”，但这是旧称，人家因年龄关系可能不愿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称呼“老师”，不管她是什么职业（或者不知道她从事什么职业）。称呼别人老师含有尊敬对方和谦逊的意思。
（4）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的亲疏关系
在称呼别人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比如，和你的兄弟姐妹、同窗好友、同一车间班组的伙伴见面时，还是直呼其名更显得亲密无间，欢快自然，无拘无束，否则，见面后一本正经地冠以“同志”、“班长”、“小姐”之类的称呼，反倒显得外道、疏远了。当然，为了打趣故作“正经”，开个玩笑，也是可以的。
在与多人同时打招呼时，更要注意亲疏远近和主次关系。一般来说以先长后幼、先上后下、先女后男、先疏后亲为宜。在外交场合，宴请外宾时，这种称呼先后有序更为重要。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招待会上这样称呼：“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这种称谓客气、周到而又出言有序的外交家的风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5）考虑说话的场合
称呼上级和领导要区别不同的场合。在日常交往中，对领导、对上级最好不称官衔，以“老张”、“老李”相称，使人感到平等、亲切，也显得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明智的领导会欢迎这样的称呼的。但是，如果在正式场合，如开会、与外单位接洽、谈工作时，称领导为“王经理”、“张厂长”、“赵校长”、“孙局长”等，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体现工作的严肃性、领导的权威性和法人资格，是顺利开展工作所必需的。
（6）考虑对方的语言习惯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习俗各异。在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各地的语言习惯。违背了当地的语言习惯，就可能碰钉子。
有人在承德避暑山庄碰到这样一件事情。几个年轻人结伴去旅游，这天他们从避暑山庄出来，想去外八庙，为了抄近路，两个小伙子上前去问路，正遇上一个卖鸡蛋的农家姑娘。一个小伙子上前有礼貌叫了声：“小师傅！”开始这姑娘没有答应，小伙子以为她没听见，又高声叫一声，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姑娘，她嘴上也不饶人，气呼呼地说：“回家叫你娘小师傅去！”两个小伙子还算有涵养，压了压火气，没有发作。本来是有礼貌地问路，反倒挨了一顿骂。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当地的农民管和尚、尼姑才称“师傅”，一个大姑娘怎愿意听你称她“小师傅”呢？两个小伙子遭到痛骂也就不奇怪了。
礼仪看起来好像简单，但处理不好会耽误大事。三国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后，向曹操献了一计，致使袁绍失败，他自恃功高，在曹操欲进冀城城门时一句“阿瞒，汝不得我，焉得入此门？”为自己掘好了墓坑。所以，有一日，许褚走马入东门，他再次以“汝等无我安得入此门”时，被许褚怒而杀之了。并且将其人头献给了曹操。虽然曹操深责许褚，但从许褚献头时所说：“许攸无礼，某杀之矣！”的理由看，不能不说许攸是死于曹操之手，因为光其对许褚“无礼”是不可能被随便杀之的，最起码曹操有默许之嫌。可见礼与无礼有生死之别。
中国是礼仪之邦，说话办事能否顺利达到目的，礼貌举止有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据说有这么一件事。一位妇女抱着小孩上火车。车上位子已经坐满，而这位妇女旁边，一位小伙子却躺着睡觉，占了两个人的位子。孩子哭闹着要座位，并指着要他让座。小青年假装没听见。这时，小孩的妈妈说话了：“这位叔叔太累了，等他睡一会儿，他就会让给你。”
几分钟后，青年人起来客气地让了座。
这位妇女之所以能成功，妙就妙在她顺势制宜，对那位年青人采取了尊重礼让的方法，给他设计了一个“高尚”的角色：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由于过度劳累，而无法施善行。趋善心理使小伙子无法拒绝扮演这个善良的角色——确切的说，他也是乐意接受这个角色的。
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这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那么在说话办事时，是否让人顺心一点呢？答案在你心中。
对管理者，上下兼顾
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时，按察使王士俊被派到河东做官，正要离开京城时，大学士张廷玉把一个很强壮的佣人推荐给他。到任后，此人办事很老练，又谨慎，时间一长，王士俊很看重他，把他当作心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