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辗转反侧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假使这一着成功，那吗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香港呆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拍拖”
《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林林、潜修、文津、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去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来，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便慢慢动身。
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军人”的邀约，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会关系。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逛六榕寺，听广东戏，访蛋户船，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南京城的沦陷，“国民政府”的西迁，军事阵地的转移，在广州看来，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内容倒很简单：“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就只有这么几个字。自京沪失守后，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么“要事”要和我商量呢？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
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到武汉去一趟。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边去看了一趟，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
这样一来，立群可有伴了。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也搬进了新亚酒楼。她一搬来，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
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一切关系是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报》在元旦已正式复刊，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号的晚上，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由黄沙车站动身。我和立群，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这也是“军人”介绍给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
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到了武汉，千切不要做官啊！无官一身轻，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这话使我很受感动。——但这位朋友，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真真是一件遗撼的事。他是应着“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老话，他懂得“无官一身轻”，却没有懂得“无产也一身轻”的。
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后，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吗？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着了。
逃走
自己实在是不愉快，今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在那儿耍手段呢？
当我们回汉口，坐在轮渡的舵房窗口的时候，我对着翰笙，把自己的意思说明了。我在当天晚上便要往长沙去，请他把开会的情形去告诉周公，希望也把我的意见向他说说。
他们今天既是召开部务会议，为什么不先向我们说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一点。既开部务会议，为什么又不请周公？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二点。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三点。
要我担任第三厅，我的要求是，至少应该争取到这样三个起码的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今天，这三项一项都没有提到，没头没尾地便把我拉上台，这倒类似乎强奸了。
我担心去见了恩来，又会被朋友们挽留下来，便决意不去，只请翰笙一个人去。
翰笙也赞成了我的这些意见。他说：工作是要争取的，但绝对不能苟且。他相信，周公会同意我的意见。假使我去长沙，翰笙说，他自己也想回四川去省亲去了。
我们在日租界分了手，我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我立刻收拾着行李，十万火速地准备出发，就深怕有人要来捉拿我的一样，弄得立群和苏君都有点诧异了。
我只对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然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那时候，希夷已经上前线去了。同住在二十六号的虽然还有不少的人，但我向谁也没有告别，便各自走了。就只让立群和苏君两人送我。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过了江，又到了徐家棚车站，时候也依然是黄昏。回忆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广州到达这儿，不知不觉地便过了一个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
我已经上了车，从窗口上望过去，看见月台的那一边，翰笙和李一氓跑来了。我还有点担心：他们是来挽留我的吧？怕要把我拉下车去。但我的靠着一鼓作气的逃跑，实际上早已经有点回旋的余地了。我同立群的感情早已到了难于分离的程度，我这次一个人跑掉，看见她那沉默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有些忧郁的。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
翰笙们跑拢来了。
“呵，好得很，我们还怕赶不上呢！我们是到过太和街的。”
他高兴着这样说，隔着车窗递了一个字条给我。那是周公写给我的：
“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当我把字条看完了的时候，翰笙又在窗外接着说：
“告诉你，我也很快就回四川去了。假使明天有船，就在明天。”
开车的哨子响了，大家都愉快地和我握手。立群也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但她却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入地狱
立群留在武汉，差不多三天两头地总有一封信来，或直接，或间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安装她本来进行着去北边读书的事情，后来又被朋友们把她留着，不教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来信说：不久她也要到长沙来。我正期待着，但接着的第二封信，却又说不能来了，还要缓几天。每次的来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无论怎样不要太性急地离开长沙南下。
我离开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种意义的苦闷。她能快来，我自然很乐意；慢来，我也只好耐性的等了。
二月，转瞬已是二十六号，我离开武汉已经二十天了。这一天的上午，我从留芳岭的寓所走出，在大路边，正想雇一部洋车，坐进城去找寿昌，忽然看见寿昌坐在一部洋车上迎面而来。寿昌一看见我，顿足停车，向着我喊：武汉的朋友来了！
寿昌跳下了车，我才发现被他挡着的后一部车上坐着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
一同折回到寓所。立群带来了很多信，有周公的，还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从口头告诉了我：陈诚对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说：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了，那位刘健群惹出了什么桃红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
立群没有表示她自己的意思，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汉的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毫无疑问，她也是赞成我赶快回去的。
我迟疑着也没有立即表示意见。
寿昌在一旁催促：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
“那吗，你是愿意入地狱了？”
“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受罪！”
“好吧，”我决了心这样回答，“我们就去受罪吧，不过，我的问题很简单，说走随时都可以走。你呢？现在就要看你了。”
寿昌大笑起来，掉头对着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
立群又涨红了一次脸，又把头埋下去了。
商量的结果，寿昌要求给他一两天的余裕，让他把《抗战日报》交代清楚，并且还准备邀一两位朋友同去。就这样我们便决定乘二十八号的早车，一直去武汉。
当天晚上寿昌又邀约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却和我一样，也爱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呆了几年的人，地瓜不仅没有吃过，并且没有见过。立群说：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够自由用手剥，内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气很好，我同立群两人过江，尽兴地游了一次岳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个老长沙了。贾谊在这儿偏要哭，怕还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觉得长沙很值得留恋：这儿仿佛是一个乐园呢。
乘上二十八号的早车。同行的是寿昌、三爷、张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车站上送行。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火车开动了。
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鸞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鸞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被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鸞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象是在述怀，也好象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鸞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鸞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鸞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鸞很明显地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然而这爱，却不料经不住思想的冲突、经济的压迫，终竟溃灭了。
立群对我说，张季鸞曾经向她要过几次，要她从大姐的遗物中清理来，交还给他。在上海时，因为抗战爆发，没有来得及交出，复员后张季鸞却成了故人了。
就这样，张季鸞是以双重的友谊来访问我们的，我们委实也竭诚地招待了他，陪着他去游了半天的湖，在湖里那座小岛子上的湖心亭凭眺了周围的水光山色。张季鸳似乎也很得意，他还大声地哼出了他最得意的昆曲。
送他们走了之后，我同立群两人在山道上散步。立群告诉我：张季鸞又问起了他给姐姐的那些信，要她设法从上海寄来。他还警告她，“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噢，旋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才到汉口的时候，他这样警告过她，今天又这样警告了她。
“你说，他所说的‘他们’里面有没有包含着我？”
“那还消说得。”
“然而不然，我看我的两面派似乎已经快到家了。”
“怎么的？”
“你在厨下做饺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做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干宣传，我真不了解。’王芸生批评我‘勇气和决心不够，应该放手做’。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我脚踏两边船，应该死心地踏上一边。张季鸞便把他的意思补充明白了。他很持重而平淡地这样告诉我：‘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谈谈吧，岳军在蒋面前是很可说话的。’你看，他这样对我关切，他所说的‘他们’里面，难道还会包含着我吗？”
“看来，他们今天来还是有意思的，并不是专门来游山玩水。”
“今天的张子房，有时候也要游游山玩玩水的。”
这是我们在那东湖边的山道上随风吹散了的一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