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谈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安娜母女告别时，郭老一直把她们送到病房大楼门口。在回前门饭店的路上，安娜忽然想起她在日本照了很多故居的照片，刚才只顾说话，忘了给沫若看了，遂又返回北京医院，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拿给他看，并告诉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刻钟。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沫若告别：
“祝您早日康复！”
“爸爸，我们过些时候再来看您！”
和上回一样，郭老迈着蹒跚的步子，一直把安娜母女送到病房大楼门口。两位老人长时间地紧紧握手告别，郭沫若不顾自己病重，站在那里，看着安娜上了汽车，车子开动了，两人还不断地挥手致意，直到见不到了为止……
郭沫若和安娜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里。这次在北京医院一○一病房见面，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难道这都是上帝安排的吗？
四她们各自的结局
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喜讯传到北京医院里的时候，郭沫若从病床上抬起头来，笑着说道：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解放。”
是的，这是又一次解放。郭沫若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和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旗帜的崇高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他的著作又陆续出版了，他的历史剧又在舞台上公演了，他写的诗又在广大群众中间流传了开来……人民群众对郭沫若的思念，对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重返政治舞台，完全可以借用诗人在《歌剧（白毛女）重上舞台》里的诗句来表达：
“舞台一去，人人思汝。
舞台重上，泪飞如雨。”
一九七七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张瑞芳、赵丹、凤子、李准等人到北京医院里看望郭老。十年浩劫之后和文艺界的朋友们见面，郭沫若十分高兴也十分激动。于立群也一边招待老朋友，一边笑逐颜开。
历史剧《屈原》一九四二年在重庆首次上演的时候，张瑞芳饰婵娟一角，她的成功演出深受郭沫若的称赞。这次见面，郭老又谈起当年他在重庆为大家朗读《屈原》的情景，那时他好像变成了小孩子，自告奋勇地捧着原稿朗读给朋友们听。张瑞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郭沫若朗读到激动处是怎样的热泪盈眶，连声音都颤抖了。今天郭老重提此事，勾起了张瑞芳难以忘怀的回忆。她模仿着郭老的声调，激动地念道：
“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
她禁不住哭了。于立群也跟着哭了起来。
郭沫若心中再次荡漾起无限的柔情。他久久地注视着张瑞芳和于立群——她们一个是婵娟的扮演者，一个是他的妻子，他生活中的婵娟。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原一样。
一九七八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又勉强支撑着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夫人于立群代笔：
“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幅对联。确切地说，这幅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幅题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二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她像婵娟一样化为了光明的使者追随郭老而去……
“这是咋个的呢？”
张琼华老人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整整三个月了，她没有收到郭沫若寄来的生活费，天天眼巴巴地到门口等汇款，邮差却总是让老人家失望。张琼华不免有些感到奇怪了。
原来亲友们怕她难过伤心，有意隐瞒了郭沫若已经去世的噩耗。他们知道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张琼华，是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的！侄儿侄媳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此以后按月汇款，还补寄了前三个月的生活费。
钱是汇来了，但随之而来的事却使张琼华老人更感到疑惑。
有一天，乐山市文管所的两位于部突然来拜访她来了。他们带着异样的表情（崇敬之中含着哀思），仔细地验看一直由张琼华保管着的一些她同郭沫若共同用过的生活用具，比如当年结婚时的雕花木床、高立柜等等。其中一位对张琼华说：
“沙湾的旧居要修复，对外开放，供大家参观。政府已经拨了专款。老人家，这些东西我们要拉走，送去展览。另换一张新床给你，好不好啊？”
张琼华默不做声。这些生活用具已经伴随着她六十多年了，她怎么舍得叫别人拉走呢？须知郭沫若长年不在她身边，当年他们用过的这些东西是留给她的唯一慰藉，看着它们，张琼华就犹如看到了郭沫若。两位干部见此情景，就进一步启发动员道：
“老人家，郭沫若是我们乐山人民的骄傲，他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要霉坏的，我们会保管得更好，有新式设备，温度、湿度都控制得好嘛！”
他们是在同她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张琼华想。对于她来说，凡是有利于郭沫若的事她都乐意做，绝不会提任何条件。考虑一番之后，她对两位干部说：
“这些东西你们就拉走吧，只是——”
两位干部以为她要一定的报酬，这本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只见张琼华颤巍巍地走到里面，取出一块干净光洁的黑色灯芯绒布来（她上次在北京买的），佝偻着身子，把雕花木床、高立柜又仔仔细细擦拭了一遍。然后带着一种恋恋不舍而又忍痛诀别的神情对两位干部说：
“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们了，要好生保管啊！”
两位干部的眼睛湿润了，他们从张琼华老人刚才的举动中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这些生活用具，她老人家已经擦拭了六十多年了，从红颜擦拭到白发，从青春擦拭到暮年，数不清擦拭了多少万遍。最后告别的时候，她又怀着深情把它们擦拭得光亮如新。若是郭沫若地下有知，他对原配妻子怎能不长揖到地呢？
张琼华一九八○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张琼华除了同郭沫若有过一场结婚的悲剧，在名义上有一个丈夫而外，她不是和欧也妮同样的不幸吗？
一九八三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一九八三年，郭安娜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安娜的一生，始终不渝地本着基督的精神，热爱和平，热爱中国，热爱丈夫和儿女，并以善良与友爱之心厚待他人。他是一位伟大而又圣洁的女性，一位博爱无私的奉献者。在她的眉目之间，那种圣洁的光辉从未消失过。她是日本的女儿，也是中国的女儿；她属于日本，也属于中国。
人们尊敬文化名人郭沫若，但人们更尊敬他的夫人安娜女士。
佐藤富子，安娜，圣母玛丽亚。三位是一体的：佐藤富子即郭安娜，即圣母玛利亚。
垂老之年的安娜，她原本高高的身材矮了许多，背部呈现出弓字形状。平常拄着一根比她的头还高出一块的手杖。偶尔也接见来访的客人，每次她老人家总要缓缓地站起身来，向客人致日本的礼仪。
“老了，今天晚上睡下，也可能明天就起不来了。”
有时候她会这么半开玩笑似地对客人说，双手还向地做一个卧在地上的动作。
如果客人和安娜握手，就会立刻惊奇而又难过地发现老人的手是冰凉冰凉的。
“你的手好凉啊！”
安娜又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岂止手凉，连我的身子和心都凉了哟。”
听到这样的话谁都会流泪的。也自然要提出这样的疑问：
“你不怨恨他（郭沫若）吗？”
安娜立刻就会摇头否认：“我觉得他也够可怜的了。我是无所谓怨也无所谓恨。我觉得还是不怨不恨心里才感到轻松些。这样的想法，是基督教给予我的。”
客人告辞时，安娜根据自己一生的体验，用饱含着哲理意蕴的话叮嘱道：
“保重身体，祝你长寿。重要的是活下去！”
前些年，安娜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日本探亲，但每次都只在日本逗留几天。妹妹阿操和别的亲友每次都想挽留她多住一些日子，安娜总是这么回答说：
“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了，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我现在是中国人，我要死在中国，把骨头埋在中国。”
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的安娜，晚年的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她一生为郭沫若、为儿女、为中国、为中日友好，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多，可是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在文章中提到她的名字。她总是这么说：
“我的爸爸是耶稣教的牧师，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是的，安娜做的一切天都是知道的。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她的脚印就像一瓣一瓣的辛夷（玉兰）那样洁白，每走一步便留下一片芬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永远记着她，记着那个用自己的眼泪使鱼儿苏活转来的美丽少女。这样的少女在精神上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一九九六年安娜在她的第二故乡——中国上海谢世。享年101岁，比整整一个世纪还略略长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