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恋爱增进革命热情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一千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九二四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七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缉而到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一九二四年四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十一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畴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国际歌》来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去年十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克拉凡左的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
“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哪里会浪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
“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对安琳来说，郭沫若既是长官，又是师长，她对他是十分仰慕和敬重的。郭沫若对她又是那么和蔼可亲。所以听了郭沫若刚才说的一番教诲，安琳带着认真的神情表示道：
“我不是那样的女性呢！”
“那——也是克拉凡左的骑士？”
安琳微微笑道：“你说呢？”
“唔唔，我相信你不会使我悲观的。”
郭沫若满意地点点头说。安琳给他的印象很好。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
“该没有什么危险罢？”
“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工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八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
“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可惜他不是画家，否则他一定要把眼前的情景描绘下来，那也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克拉凡左骑士》了……
二安琳：风雨伴君行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问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兵乱跑，穿长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沫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地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轻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忡忡，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了，只知道行进的方向应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之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白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
“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险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处林薮中间遇着了贺龙部队的伙夫。从林薮中走出时，又劈头和一队武装的队伍碰着，带队的是一位年轻的排长。郭沫若表明了自己的身分，和安琳及傅易二君领着队伍拣有灯火的地方走。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州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经过一番交涉，他们被邀到一座有砖墙围着的房子里去。庄主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小地主。
现在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
“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枝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
“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
“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段，看看风色再说。”
郭沫若疑心这家伙是当地的土匪，便推辞说：“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之外，没人懂。”那汉子执拗地说：“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面面相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钱？这家伙是在打鬼算盘罢！”
安琳沉静得很，她接过去说：“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郭沫若心里筹划着应付这位汉子的办法。他回头对庄主人说道：“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拄路。”他想他们四个人用四根扁担对付一个土匪，还是足够应付的。
“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鸡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
“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港？”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大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郭沫若等由农会主席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
“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
久盼风不至，回首陡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现在，他们有时间做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
“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