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的月蚀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三个儿子都是中日混血的结晶品。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
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
“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郭沫若明知到了上海谋生不易，但他不愿让安娜扫兴，所以嘴里含含胡胡地应了一声：
“哦哦，你这样想么？”
次日便到了上海。这个地方郭沫若已经是数度刘郎，走熟了的，安娜却是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她张大着眼睛望着上海街头的景象：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长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亸过膝头。安娜看着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营养不良、牺牺惶惶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禁不住笑起来了，她问郭沫若道：
“真有趣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吗？”
“行尸走肉！”郭沫若带着厌恶的神情说，眼睛里渗出眼泪来了。那一年他回上海时，就曾写了一首《上海印象》，抨击过这种现象。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多少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人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行医治病救人，总是体现了博爱、人道的精神呀！”
“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郭沫若情绪更加激发了起来，说道：“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的天大本领！他们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育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然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而且拥挤，嘈杂，空气混浊不堪。两个大一点的儿子本是生长在大海边上，无拘无束惯了的，一下子到了巴掌大的小小弄堂里，没有游戏的地方，不仅身体瘦削不堪，性情也变得很乖僻的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儿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
“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人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罢！”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多，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罢！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于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
“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郭沫若深为自己无力抚养妻儿感到内疚。三个儿子正挤在一张棕网床上，他不放心地对安娜说：
“那儿子们怎么办呢？是不是留在上海？”
安娜摇了摇头。“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一同带去的。”说着她就走到床前，把最小的佛儿抱在怀里，又伸出一只手去爱抚地摸了摸和儿、博儿的头。
“安娜，安娜……”郭沫若心痛欲碎，眼泪又禁不住夺眶而出了。
三个儿子目怔怔地瞧着爹爹。他们不知道爹爹为什么总爱流泪呢？有时候写文章写着写着就泪眼滔滔，而且大喊大叫，就像疯了一样。有几个常来的叔叔也如此。
二“你是我的Beatriee！”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安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安娜抱着佛儿。刚满一岁多的婴儿已经颇晓人事了，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里呀呀地叫着，好像要和爸爸惜别的样子。郭沫若赶忙把佛儿接在手中，佛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真是乖巧极了。
分离在即，郭沫若叮嘱安娜道：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
安娜扶着自己的手，好像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手洗衣烧火做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郭沫若心里十分疼惜妻子，他又嘱咐安娜：“这回回去，无论如何是应该雇佣个女工才行。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罢？”
“总可以雇到罢。”安娜的眼眶有点微红了。“听说自从地震以后，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食宿便来上门的。但是福冈又不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总会竭力想法找些钱来……”
郭沫若振振精神说道。可是说了半句，心里又狐疑起来了。找钱？钱怎么找呢？是作文卖稿还是挂牌行医？或者是投入上海的zigona去当强盗呢？
妻子总是理解丈夫的。见郭沫若有些狐疑不决，安娜又和上次一样，反而安慰起他来了：
“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我总可以找些工作。”
郭沫若仍不放心，说道：“带着三个儿子，怎么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尽他们在海边上去玩耍，总比在上海弄堂里好得多呢……”
这倒也是，郭沫若想。博多湾上那银箔一样的沙原，翡翠一样的松林，不正是儿子们理想的乐园么！
“当当当！当当当！”
船上响起了第一次锣声，这是在催促送行的客人上岸了。
安娜伸长过颈子来，郭沫若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吻。又一一和孩子们吻过了，把婴儿交给了安娜。
同行的郑伯奇君还没有来。郭沫若本来是把妻儿托付给郑伯奇，一路上帮忙照顾的。郑伯奇的船票还存在他的手里。
时间不等人，郭沫若赶紧跑出舱来张望。此时他的心里起了矛盾！一方面盼望郑伯奇快来，免得误了开船；一方面又想着如果郑伯奇不来时，他正好可以利用郑君的船票把妻儿们送回日本去。
岸上，送行的人们拥挤着，有的把帽子脱下来摇摆，有的手里扬着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一路顺风！”“当心晕船！”“到了赶快来信！”“谢谢，再见吧！”诸如此类告别的话语从岸上和船上的一张张嘴巴中喊了出来。这是一个壮观的、同时也催人泪下的场面。
郭沫若站在甲板上远远望去，一辆马车刚好到了码头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正是郑伯奇君。郭沫若赶紧招呼他上了船，引去和自己的妻儿们相见了。郑伯奇在日本求学，也是创造社的成员之一，一向敬重郭沫若。他恭恭敬敬地向安娜鞠躬致意，嘴里招呼道：
“你好，安娜夫人！”
“请多多关照！”安娜微笑着还了一个礼。
郑伯奇刚刚安顿下行李，船上又“当当当”地响起了第二次催人的锣声，这表示着马上就要开船了。于是紧跟着岸上船上的告别声又嚷成一片，一顶顶帽子、一张张手巾在空中挥动着，好像无数面小旗子。
“我怎么样呢？还是补票吗？还是上岸去呢？”郭沫若心中又犹疑不决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他想起了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他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可是刚打算去补票，转而又一想：“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更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去日本的行旅不如在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什么意外。好在同船有郑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
“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的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在安娜的一再劝慰下，郭沫若决心留在上海了。安娜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宁肯自己多受一些累，多吃一些苦，这使得郭沫若在内心深处非常感激她。和郑伯奇握手告别时，郭沫若又拜托了一切，然后便毅然地走出舱来。安娜要送他，他叫她不要出来，免得让孩子们看见爸爸走了哭嚷不休。
“呜！呜！”
几声汽笛之后，平静的黄浦江面上翻起了浪波，“长崎丸”渐渐掉头离岸了。郭沫若伫立在岸上，目送着妻儿们东去。等着轮船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他才走出码头，坐上了电车返回民厚南里的寓所。
妻子向东，他自向西。郭沫若坐在电车里，还隐隐把手亲吻了一回，向黄浦江招手致意……
三“我们的生活真是惨目”
从上海到长崎，轮船要整整航行两个昼夜。
临走的时候，天气还好。“长崎丸”驶离了黄浦江，经长江口，进入了茫茫的大海。安娜抱着婴儿坐在船舱里，一想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暂时离开丈夫返回日本，心里就感到异常难过。鼻子酸酸的。然而她不能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
海面上风平浪静。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在船上惬意极了，活蹦乱跳的。同行的郑伯奇君成了他们的大朋友。
可是正午以后，海上忽然起了风暴。海浪汹涌，轮船在波峰浪谷间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三个孩子禁不住颠簸，都呕吐起来了，顶大的和儿呕吐得尤其厉害：
“哇一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