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斗争下一步的发展所做的估计，是一个有预见性的估计。它异常精确地预示了1848至1849年席卷全欧的革命风暴的进程和特点。
1848年1月，意大利爆发了革命。2月23日至25日，巴黎工人在小资产阶级支持下，在英勇的街垒战中击溃了“银行大王”路易·菲力浦的军队，迫使当时成立的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2月末3月初，革命浪潮波及了与法国接壤的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诸邦（巴登、维尔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同时在匈牙利也展开了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那时匈牙利是多民族的奥地利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的一部分。3月13日，在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3月18日在普鲁士的京城柏林，相继爆发了革命。最后，3月——4月，在英国又掀起了宪章运动的新浪潮。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历史家称之为“疯狂年代”的1848年最初发生的一些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在西欧国家中爆发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是历史的火车头，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革命战斗开始的消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人民大众，把自觉性和组织性灌输到他们自发的起义中去。
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在法国革命的前夜，恩格斯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可是，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只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法国二月革命开始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决定迁到革命斗争的中心——巴黎去。比利时政府加速了这一愿望的实现。3月3日马克思接到由比利时国王签署的命令，限他“24小时内”离开国境；3月4日马克思被捕了，接着他的妻子也被捕了，他们被押送到法国边境之后立即奔赴巴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又停留了两个星期，以便组织一个抗议驱逐马克思的国际运动并为他这个被迫离开布鲁塞尔因而“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携带”的朋友料理一下私事。
恩格斯到达巴黎的时候（3月20日），马克思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马克思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权委托，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他自已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沙佩尔被选为书记，恩格斯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1848年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德国当时分成38个大大小小的邦，其中每一个（除四个自由市外）都有自已的王朝、自已的宫廷、自已的军队、自已的一套度量衡等等。除去全国在政治上的分散状态而外，在德国还有贵族地主的统治、自私自利的和保守的官僚的横行霸道、文化方面的停滞状态和愚民政策。在德国还存在着的封建关系，阻碍着德国向当时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德国的统一可以用两个办法来实现：或者是革命的办法，结果就一定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或者是反革命的办法，即全德国围绕着一个强大的邦——普鲁士或奥地利——联合起来。
在这个决定德国今后发展命运的紧要历史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彻底清除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和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进行了斗争。
3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他们在这个文件中拟定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人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口号，即要求成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些“要求”中的首要之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成立统一的共和国是给无产阶级在今后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减少困难的必要条件。这个文件还提出了下列的极其重要的要求：武装全体人民，无偿地废除一切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赋役，没收地主的土地，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代替一切私人银行，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立，实行高额的累进税，建立国家工厂。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他们在上面列举的要求中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性的措施，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谓的“在运动过程中会超出其本身范围”并引起全部生产方式革命的那些措施。
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签署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和《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指示性的政治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做了关于在德国建立工人组织的指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已也渴望回到革命势力笼罩下的祖国，他们完成了这一切准备工作以后，于4月初离开了巴黎，4月10日到达科伦。
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直接参加德国革命的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城市里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里农民的起义已经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以首次打击，并迫使政府做了让步。可是无论在哪里，人民的胜利果实总是落到了大资产阶级的手里。巴伐利亚、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政府，都有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参加。在奥地利，成立了由“自由主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在普鲁士，国王授权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组织新政府上台执政。
自由资产阶级抓到政权以后，很快地就暴露了自已是反革命的本质，日益明显地转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它还没有来得及战胜旧的敌人——专制君主、封建土地贵族、官僚，就已经看出了无产阶级是自已的新的敌人。资产阶级害怕的不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即将变成的，也就是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那个样子，因此，资产阶级认为和君主、贵族谋求妥协才是自已的出路。
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的政策，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真正的政权——军队、警察、国家机器——仍然操在地主阶级及其君主的手里。决战还在后面。
他们选择科伦作为自已居住的地点不是偶然的。科伦是先进的工业省份莱茵省的省城；那里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特别高，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要比德国其他地方来得早；科伦是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中心之一；最后，由于拿破仑法典在科伦还有效，所以那里有比较有利的条件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出版革命的大型日报。
创办一种群众性的革命机关报，是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战略和策略计划的最重要的前提。当时的任务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要教育和组织群众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屡次强调说，解决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在革命前很久就已经着手组织这样的政党，着手物色和培养党的干部。他们在回到德国以后还是继续执行这条路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和工人组织。可是在创立全德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大部分还不是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工人。他们还很软弱，还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壮大起来，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散的德国，还没有创立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几百个分散在全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突然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是显不出什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和任何宗派主义都不相容的，他们必须考虑到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水平。因此，他们回到德国以后，为了避免向前面跑得太远，避免脱离群众，就决定参加已在德国展开的民主运动，站在这个运动的左翼，即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一翼。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所办的报纸的旗帜只能是民主主义的旗帜，不过它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显示出它特殊的无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
1848年5月31日，《新莱茵报》出版了。这个报纸是优秀的，它团结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它保证了1848——1849年间阶级斗争最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情况下的正确方向，在这一大批有才华的撰稿人中，恩格斯是首屈一指的。《新莱茵报》上刊载的许多主要的政治论文，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因为恩格斯下笔又快又不费力，而且非常善于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所以他是《新莱茵报》不可缺少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办《新莱茵报》时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取长补短，配合得很好。
马克思热烈地赞扬恩格斯道：“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吃饱了也好，空着肚子也好，随便什么时候他都能工作，文章写得飞快，机灵得像个鬼。”
恩格斯以最愉快的心情和革命者的满腔热忱埋头于办报工作。恩格斯后来回忆道：“那是革命的时期。在那样的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件快事。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真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这些榴弹是以精确的眼力、高明的手法放射出去的，都准确命中了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巧妙地运用冷嘲热讽的武器来挖苦在德国举行的那些代表会议，这些会议以议会的空谈和毫无用处的懦怯的决议来偷换革命的行动，偷换对反动势力的实际斗争。讽刺的锋芒特别指向全德国民会议这个有名的“法兰克福清谈馆”、“老太婆会议”（恩格斯）。在反动政府“把刺刀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这个会议还在漫无止境地辩论如何拟定最好的议程和制定最好的宪法。
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的论文中间阐明了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基本原理及其在1848年——1849年革命条件下的具体的形式。恩格斯分析了在德国压迫下的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各种斯拉夫人所进行的民族斗争的性质、阶级内容和动力。
恩格斯以革命家的全部力量和热情来痛斥德国人民的“可耻的过去”，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统治者手中的民族压迫的工具。恩格斯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它继续对其他民族实行以前的压迫政策。
恩格斯着重指出：从革命的利益着想，解放被压迫民族是必要的，解放被压迫民族是对封建制度的打击，是吸引被压迫民族参加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消灭民族压迫不仅是德国人民为自已可耻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也是保证他们将来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独自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革命发展问题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对于各个民族的民族运动做了不同的估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具体情况下坚决支持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也欢迎起来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捷克人所举行的布拉格起义。
实际上代替了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新莱茵报》编辑部，还通过报纸指导了盟员的活动。这些盟员当时分散在全国各地，领导着许多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产阶级群众生死与共，把他们团结在《新莱茵报》的周围，从革命一开始就进行着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不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披着“右”的还是“左”的外衣。
巴黎无产阶级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的惨败是反革命在全欧举行进攻的信号。在这些日子里，巴黎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首次的公开的内战”。6月23日，巴黎无产者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个起义经过四天英勇的街垒战，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对于巴黎起义，恩格斯写了好几篇文章。这是他关于军事问题的最初几篇论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获得了光辉成就，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是从武装起义问题着手的，这一点与众不同。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赞扬起义者的英勇精神，仓促应变的组织和团结一致。他批判地分析了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从军事观点一步步地研究了武装斗争的进程。
恩格斯从军事观点给巴黎的战斗下结论的时候，认为工人在城市和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既然4万巴黎工人和比他们多3倍的兵力战斗时能显出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要是全体巴黎工人同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啊！”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全欧洲的反革命抬头了。
反革命的进攻激起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强烈的愤怒。恩格斯立即组织群众对越发无耻的反革命进行斗争。9月13日，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召开的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过致柏林国民会议书，要求它不要屈服于政府策划的以武力解散会议的行动，要求它组织武装抵抗。就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恩格斯支持了威·沃尔弗关于在科伦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进了这个必然要成为人民群众革命机关的委员会。
过了四天，在9月17日，《新莱茵报》编辑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所召开的又一次数千人的工人农民大会在莱茵河畔沃林根村附近的草地上开会了，科伦的许多居民和附近城市的许多代表团都坐着红旗招展的小船赶来参加。恩格斯被选为大会书记。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同意了9月13日科伦大会通过的致柏林国民会议书，并宣布承认科伦安全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还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书，号召它，如果和普鲁士发生冲突，要不惜一切力量捍卫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恩格斯在这个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为建立“民主社会的红色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列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
正如《新莱茵报》所预见到的一样，法兰克福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报纸在评论起义的结局时写道：在最近的五个月中，世界上难道还有哪个革命中心的街垒上不曾飘扬过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兄弟般团结起来的战斗信号的红旗吗？
在法兰克福，反对由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而成的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进行的……
“和没有组织、装备很坏的人民相敌对的是社会上所有其余的阶级，这些阶级都组织得很好，装备得很好。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到此时为止人民还是挨打。”
可是群众还远没有偃旗息鼓。《新莱茵报》提醒大家：1848年春天爆发的农民战争还没有达到目的，同时号召农民为摆脱封建制度而斗争。
莱茵省群众运动的蓬勃高涨使政府非常不安，因为《新莱茵报》就是在莱茵省的省城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设在那里。政府把大批军队调到莱茵省，伺机向群众挑畔并组织血腥的屠杀。《新莱茵报》坚决阻止群众进行为时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9月25日，政府蓄意挑衅，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著名的活动家沙佩尔和贝克尔。工人联合会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约瑟夫·莫尔也有被捕的危险。工人们决心不让莫尔被捕，他们一听到普鲁士军队开来，就赶紧构筑街垒。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费了好大的劲才劝阻住群众举行过早的发动。报纸写道：“在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起义是荒唐的，何况最近几天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从而举行起义就有恰好在决定关头的前夜丧失战斗力的危险，因此就更加荒唐了。”
政府挑衅末成，就在9月26日宣布科伦处于戒严状态，解除市民自卫军的武装，封闭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也封闭了一些报纸。《新莱茵报》当然也被封闭了。同时政府还下令逮捕报纸的几个编辑，其中也有恩格斯，他在莱茵省九月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间，是特别活跃的人物。
恩格斯和报纸的其他三个编辑——德朗克、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不愿意落到普鲁士军阀的手里，不愿意当革命正在高潮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于是就逃出了科伦。恩格斯在逃往国外的路上遇到了他的父母，他和他们起了很大的冲突。恩格斯当时的革命活动把他父亲气得发狂，所以他们的冲突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恩格斯和德朗克一起从德国逃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当地警察一得到消息立刻就把恩格斯逮捕，关进了监狱，后来把他“当做流浪汉”用囚车押送到法国边界。10月12日他到达巴黎。
巴黎这个反革命获得了胜利的城市给恩格斯留下了沉痛的印象。
恩格斯把1848年2月以后“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巴黎和1848年10月的巴黎相比，他在自已日记中写道：“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6月25日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万人死在那里。卡芬雅克的榴弹炸毁了巴黎人的抑制不住的欢笑，压下了马赛曲的歌声……工人没有面包，没有武器，痛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
恩格斯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长久地呆下去。我必须走，不管到哪里都行。于是我首先上瑞士去。因为我的钱不多，只好徒步走……”
恩格斯费了两个星期才从巴黎经过法国南部步行到瑞士，他先到日内瓦，后来又到洛桑。他在收到了马克思给他的钱以后，又从洛桑到了伯尔尼，并且在那里暂时住下来。
被迫居住在偏僻的、充满小市民气息的、远离革命风暴的瑞士，对于具有战斗性格的、渴望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恩格斯说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可是马克思阻止恩格斯回德国去。恩格斯问马克思道：“这是怎样一回事，难道我还不能回国？”他雪片似地写信给马克思，信里充满了焦急的情绪。1849年1月8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老是想很快就能回国。在国外闲坐无事，什么有计划的工作都不能进行，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真是令人厌烦到极点了。我很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科伦坐牢，也比生活在自由的瑞士好。”
可是，恩格斯住在国外，实际上决不是像他自已因渴望回到斗争的中心而说的那样“闲坐无事”。他参加了瑞士的工人运动。1848年12月他以洛桑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伯尔尼召开的工人大会，洛桑工人联合会是把他当做“无产阶级的老战士”而加以委任的。恩格斯在伯尔尼给《新莱茵报》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匈牙利的革命斗争》。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起义的匈牙利人在和反革命作斗争中所采取的革命手段。恩格斯写道：“一个被优势的反革命所包围的民族，敢于以革命的怒火和懦怯的反革命的疯狂相对抗，敢于以红色和白色恐怖相对抗，这在1848年革命运动中还是第一次，也是1793年以后的第一次。”
到了1849年的1月中旬，恩格斯才终于有了回到德国的可能。
当恩格斯到达科伦的时候，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日子里。反革命展开了全线进攻。革命的维也纳经过工人的英勇保卫战以后，已经在1848年10月31日陷落了。
1849年2月7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控“侮辱当局”，不得不一起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在法庭上，被告反而成了原告。恩格斯在法庭上的讲话中，出色地证明了他和另外几个被告所写的那几篇引起指控的文章完全与事实相符，是预见性的文章。陪审法庭不敢判决他们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1849年春，德国的情况特别尖锐和紧张起来了。反革命正在聚集力量，想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两个正在动员自已力量的敌对营垒——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之间的决战迫近了。
5月初，德国西部和南部——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和巴登——都卷入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起义的火焰中。
虽然法兰克福议会的帝国宪法是起义的导火线，但这个议会却很快就退出了斗争的舞台。议员们对革命活动照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关于他们，恩格斯写道：“他们空谈、抗议、哀号，但是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来行动。”结果，“对这个受人轻视的会议的最后一点尊敬也消失了。曾经起来保卫过这个会议的起义者对它也不再关心了，当它终于寿终正寝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可耻的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帮助起义的群众，使运动具有自觉的目的，协助斗争的组织工作。
制定卓越的武装起义计划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恩格斯的，这个计划是马克思主义把武装起义看做一种艺术的第一个具体的榜样。
恩格斯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起义的第一个阶段来说，最重要的是巴登区，那里已经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得到绝大部分居民群众的拥护，拥有已经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储备有足够的军需和武器。巴登周围的地区，不是已经起义了的（如普法尔茨莱茵省），就是即将起义的（如维尔腾堡、黑森、拿骚、法兰克尼亚）。恩格斯在他的计划中指出，必须一分钟也不迟延地立刻使起义越过巴登的界线，扩展到黑森——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必须立刻从现有的常备军队中调集8000到1万人，把他们派往法兰克福，使起义人民和起义军队的声威能够震撼全德国民会议。
这样，恩格斯就巧妙地确定了从起义的巴登给北部、给法兰克福以主要打击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针。夺取法兰克福会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全德国民会议设在法兰克福），从而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意义。此外，夺取法兰克福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会把莱茵河战线交给起义者并建立起根据地，以便革命力量进一步向西北部推进，靠拢莱茵普鲁士的起义区。
恩格斯认为，从内部巩固起义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是这些大胆的军事行动获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必须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供给起义者必需的经费，并立刻取消所有封建贡赋以促使占人口中大多数的农民关心运动。建立一个军事机构和财政气的总的中央政权，取消巴登和革命军占领的一切地区的所有封建贡赋，这就足以使运动更加饱满有力。
“但是，这一切必须一开头就做到，要迅速，只有迅速才能保证成功。”
依靠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革命毅力、果断而集中地领导起义、大胆和迅速地行动，这就是恩格斯武装起义计划最重要的特点。
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第二个大起义区是拥有大批产业工人的莱茵省，《新莱茵报》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司令部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但是，恩格斯冷静地估计了政治情况和军事战略情况，认为只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才能使莱茵普鲁士变成起义的强有力的因素。问题在于这个区域为七个要塞所环绕，驻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又满布着纵横交叉的铁路等等。在这种条件下需要外来的坚毅的革命行动，需要其他起义地区的积极援助，只有这种援助才能够突破反革命势力集结于莱茵河畔的军事力量，打乱他们的军事指挥，使士兵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产业工人群众的莱茵省的起义才能成为全德革命的强有力的因素，成为能使起义扩大和深化并把整个运动引到更高阶段去的力量。恩格斯把这个远景和欧洲的革命斗争的总的远景，和法国及意大利的革命的新高涨、和匈牙利的革命战争联系了起来。恩格斯的1849年春季武装斗争的整个计划是一个大无畏的计划，可是它是建筑在对斗争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技术条件的冷静估计之上的。
5月9日-10日，武装起义在莱茵省的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爆发了，起义同时还席卷了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这些中心城市。
恩格斯接到起义的消息后，立刻拟定援助右岸起义地区的计划。恩格斯这样阐明这个计划的实质：
首先，在要塞和有驻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爆发；在莱茵河左岸，必须在小城市、要塞、工厂区和农业区进行破坏活动，以便把莱茵河的驻军牵制在当地；
“最后，必须把多余的力量全部投到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去，扩大起义并力求……在那里组织革命军的核心。”
恩格斯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朋友和战友之后，就放下笔杆拿起了枪杆，于5月10日出发到故乡乌培河谷，到爱北斐特去，如他自己所说的，去“执行计划的第三条”。
恩格斯到了爱北斐特后，发现那里的情况很不好：极端混乱、毫无秩序、人心惶惶，而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安全委员会”甚至连一点最起码的坚决措施也没有采取。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找到了几百个武装工人，其中有400多人是特别以具有组织性和坚决性著称的佐林根的无产者。恩格斯依靠优秀的工人，展开了炽烈的战斗活动。“安全委员会”委托恩格斯监督构筑街垒，他就迅速建立了一个特种工兵连，筑好了街垒，改建了一部分已经筑成的街垒，在街垒中布置了人员、大炮等等。
恩格斯采取了一切办法使“安全委员会”实行坚定彻底的路线。他要求立刻解除爱北斐特自卫团的武装，这个组织自称“中立”，而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工人的组织。恩格斯建议依靠佐林根工人队的帮助“立刻”解除自卫团的武装。他主张把从自卫团那里夺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并主张实行强制税来供给武装工人。恩格斯的下一步计划规定了把起义扩展到邻区并有计划地组织贝尔格——马尔克全区的防卫。
为了在当时那个阶段保持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要求。恩格斯的行动计划是一个对反革命进行坚决而彻底民主的革命斗争的计划。
但恩格斯是“红党”的领袖之一，是使资产者和胆小如鼠的市侩胆颤心惊的《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光是他来到了爱北斐特这一事实就已经把那里的资产阶级吓坏了。恩格斯的坚毅活动、他的计划和要求使资产阶级陷入了疯狂的状态。资产者竭力用恩格斯在力图“实行”“恐怖统治”这种恐吓以及各式各样的诽谤和诬蔑来唆使居民中的小市民阶层反对恩格斯。“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压力下打算考虑逮捕恩格斯，可是因为惧怕武装工人，所以决定只把他驱逐出这个城市。后来，恩格斯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佐林根的工人时说道：“要是没有佐林根人，这些资产者就会把我关进监狱，在那里我很可能成为他们用来向普鲁士老爷们赎罪的牺牲品。”
5月14日晨，恩格斯接到了“安全委员会”的书面通知：“爱北斐特的资产阶段对他的到来感到极端恐惧；他们时刻担心着恩格斯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因此希望他离开。”同一天晚上，“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把恩格斯从爱北斐特赶走的决议，理由是：“他的到来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5月15日晨，居民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通知。赶走恩格斯命令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骚动，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保证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来保护他。但是，恩格斯冷静地估计了一下情况，知道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公开冲突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因此，他就到工人那里去，叫他们放心，然后，他把职责交给自己的副官，离开了爱北斐特。
在“安全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老爷们干出叛卖行为以后，恩格斯回到了科伦。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
编辑部的告别书《致科伦工人》是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的：“在和你们告别的时候，我们《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对你们的关怀表示感谢。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将永远是：解放工人阶级！”
35年以后，当恩格斯回想起《新莱茵报》的结局时，他能够以应有的骄傲的心情说：“当时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堡垒，但我们是奏着乐，高举着迎风飘扬的旗帜——用红颜色印的最后一号报纸，携带着武器和装备离开的。”
《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到了起义中的德国西南部。他们为了扩大起义并使起义更为深入，为了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坚决的革命路线，竭尽了一切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海姆（巴登）会晤了巴登运动领导者，他们力图说服这些领导者来实行恩格斯的上述计划。但是，巴登的领袖们“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恩格斯），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登转到第二个起义中心——普法尔茨，会晤了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委员们。在返回巴登的途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森的士兵逮捕了。他们被控参加了起义，并被押送到法兰克福。但是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释放。
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德国获得任何重大的成绩，相反地，他却期待着在法国爆发大的革命事变，于是就受中央民主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去了。而恩格斯却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打算“占据《新莱茵报》在这个运动中所能占据的那个唯一岗位：士兵的岗位”（恩格斯）。
恩格期坚决地谢绝了无数次要他去担任这些或那些民事和军事职务的邀请，因为他不愿意替小资产阶级领导担当无穷尽的错误和失策的责任，而经验证明，要纠正小资产阶级领导路线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战斗的革命气概使恩格斯决不会终日闲坐，无所事事。恰巧在这个时候，以共产主义者维利希为首的志愿部队胜利地包围了普鲁土的兰都要塞。假如维利希有炮队，那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要塞攻下。恩格斯天天向凯则尔斯劳顿总参谋部坚决要求把曲身炮调到维利希那里去，但毫无结果。由于恩格斯一再过问这类事情，由于他老是公开尖锐地批评地方当局的不坚决和不能令人满意的行为，他终于在普法尔茨边界的一个小城市里被捕。他双手被绑，从那里被徒步押送到凯则尔斯劳顿，关进了监获。思格斯的被捕在参加普法尔茨运动的先进分子中间，特别是在莱茵——黑森志愿军团的莱茵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表示，如果不释放恩格斯，他们就退出军团。结果，恩格斯坐了24小时的监牢，临时政府就命令把他释放并一再地向他表示歉意。
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反革命的普鲁士军队进攻的消息，这迫使恩格斯拿起武器，动身到维利希军团去。
恩格斯光荣地完成了他那作为起义军中一个士兵的使命。后来他骄傲地写道，在普法尔茨——巴登部队中“最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最勇敢的战士”。这样的人首先要推恩格斯本人。
6月19日，他到了维利希大本营所在的欧芬巴赫并当了维利希的副官。从这时侯起，一直到7月中旬普法尔茨——巴登部队被扣留于瑞士止，恩格斯参加了维利希志愿军团的进军和战斗。这个军团成为最优秀的起义部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它的队伍中有许多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是有最良好的纪律的战士。这个军团承担了既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他们要经受进攻的普鲁士人的打击，掩护巴登部队撤退。
恩格期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他不怕任何工作和任何危险。那里，队伍中连最必要的装备和弹药都非常缺乏，而恩格斯坚毅地担负起搜罗和供应火药、铅、子弹、武器、服装、粮食的任务。恩格斯也是那些坚毅地对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的人中的一个。在军事冲突的日子里，恩格斯始终出现在最前线，他参加过四次战斗。关于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写道：“所有那些在战火下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非凡的镇静和绝对漠视任何危险的精神。”
从6月1日起（那时马克思离开德国到了巴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当长的时间（两个多月）中彼此完全失掉了联系。马克思非常为恩格斯担心，因为他知道恩格斯力求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恩格斯也同样为自己的朋友担心。恩格斯在他能够从瑞士寄给马克思夫人的第一封信（1849年7月25日）中深为担心地写道：“只要我可以相信马克思是自由的就好了！”
1849年11月恩格斯到达伦敦，恩格斯的勤勉的性格和永无止境的求知使他在海上旅行时也不肯闲着，他研究了航海学。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那次旅行的日记中，就有关于太阳的位置、风向、海和海岸轮廓的情况等变化的记录和标记。
恩格斯到伦敦以后，就和马克思重新开始了共同的革命工作。当时的环境是极端困难的。反动势力到处都取得胜利。在最不坚定的那部分政治流亡者当中，颓丧、惶惑和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的情绪开始弥漫起来，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示出他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胜任的领袖。他们所具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强的性格和由于有科学依据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产生的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现在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1849年9月，同盟的中央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了。恩格斯在迁居伦敦以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几乎全都聚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除了他们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力量：其中突出的人物有维利希（恩格斯曾和他一起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战斗过）、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要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克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大批地聚集在伦敦，进行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企图把革命的流亡者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并置于自己的领导下。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起来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联合革命流亡者的企图进行斗争，坚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殊的独立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建立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紧张工作很快地产生了效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50年6月所起草的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已经能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同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为在德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面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中央委员会通过几个特派的盟员也和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建立了联系。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团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在伦敦举行的各次国际性大会上发言。恩格斯和革命的宪章派的联系特别密切。他还在1842-1843年间就在他们的行列中和他们一起进行过斗争。
恩格斯非常注意农民问题。在《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一期（第5-6期合刊，1850年11月底出版）里，刊载了恩格斯的伟大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这一杰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的伟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虽然恩格斯在这里论述的是历史上很远的事，但这一著作一点也不远离现代政治斗争风暴的“学究式”的研究。恩格斯是要藉这个著作特别着重指出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具体作用和意义，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领导农民群众。恩格斯还根据1525年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材料，向群众阐明了从1848-1849年革命战争中得出的教训。恩格斯证明，促使农民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是市民阶级——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的叛卖行为，以及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地方的各自为政。由于这种政治分散性和地方独立性，在德国发生的不是全民性的运动，而是数以百计的地方起义，这些起义都分别被镇压下去了。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还介绍了“伟大农民战争中的坚强人物”，并要德国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的革命传统。恩格斯写道：“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德国出了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的革命家并驾齐驱的人物；德国人民表现了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发挥了那样大的力量。这种精神和力量，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一定会产生最光辉的结果；德国农民和平民想出了常常足以使他们的后人惊心动魄的主意和计划。”
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也是为总结1848-1849年的革命战斗而写的。恩格斯精通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他所亲自参加的事变知道得非常清楚，了解得非常透澈。这一切就使他当时能够根据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刚刚留下的痕迹，给这次革命的前提、动力、主要阶段、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从革命得出的教训和结论做出经典式的分析。
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从1848-1849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中所吸取并且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永远成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宝库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典范地表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异常精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起义中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他这样写道：“起义，如同战争或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一种艺术，它得遵守一定的规则。忽视这些规则的政党必然会归于灭亡……首先，在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面地迎接起义的一切后果时，无论何时都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其次，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应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当他和敌人较量以前就已输定了。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侯，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
“在举行起义以前，必须冷静地估计政治的和军事的态势。可是一旦决定起义并开始准备行动，就必须把起义当做艺术来对待，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极度的勇敢行动起来，就必须不断地猛烈进攻。”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0年9月分裂以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除了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瓦解活动，还加上了警察的迫害。1851年5月，在德国有许多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人员被捕了。政府靠着手下的警探特务，开始准备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进行阴险的审讯。
恩格斯对马克思为对付正在准备中的审判而展开的紧张的热烈的工作给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在英国和德国的许多报纸上，揭露了普鲁士警探施梯伯所进行的挑畔、捏造以及诸如此类的阴谋，同时收集了被告辩护的材料和文件。
1852年5-6月间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找他的马克思合写了一本名叫《流亡中的伟大人物们》的小册子。他们在这本小册子里把伦郭政治流亡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人不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反而像老鼠一样可怜地吱吱乱叫。
1852年10月，11个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科伦受审，其中7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和科伦给共产主义者判罪时所用的那些卑鄙手段，马克思写了《共产主义者在科伦受审的真相》这本小册子，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共产义者在科伦的受审》。
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被捕和随后举行的科伦审判，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伦敦小组和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1852年11月中旬，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义宣布解散。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在政府的迫害下被迫结束，但它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是以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培训出来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仍旧继续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教育工人群众并训练他们以迎接新革命战斗。
由于反动势力的进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就处于非常艰苦的条件中。驱逐出境、贫穷和物质上的困苦等一切灾祸都降到了他们的头上。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在向无产阶级的领袖进行报复，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恩格斯靠新闻工作还能够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对家庭负担过重的马克思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把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报复下拯救出来，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恩格期在这些条件下忍受了一切牺牲。
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能帮助他的朋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营业所，回到“该死的生意经”中去。恩格斯毫无怨言、毫不勉强地这样做了，因为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马克思也同样坦率地接受了他的朋友的这种无限的自我牺牲的表示。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为了他们终生献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而肩并肩地进行着战斗。新的条件只是使他们之间的分工改变了形式。恩格斯一贯承认和佩服他的朋友的超群天才，为了使马克思能够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他认为由他来负担他这位朋友及其家庭的大部分开支是完全应该的。
恩格斯决定重新回到营业所以后，就在1850年11月迁往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做办事员。
恩格斯回到营业所，马克思则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加紧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引起了那些继续玩弄“欧洲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把戏并为立刻实行革命而在美国发行“革命公债”等等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连串的造谣和诬蔑。例如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里知道，流亡者兄弟会会友卢格、维利希等人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他们“孤立了，被大家抛弃了”，并且念念不忘地责备恩格斯做“生意”。但是，恩格斯意识到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他不在乎这些讽刺，并安慰在这种情况下被激怒的和准备立即投入战斗的马克思，叫他不要理睬流亡者的“专事毁谤和卑鄙勾当的学派”，蔑视这些抨击，因为“谢天谢地，我们忍受过的还不仅是这些攻击”。恩格斯认为，只要他能帮助马克思安心写作《资本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贡献就比所有那些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英雄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
但是，恩格斯还是希望他不会长久地背着“该死的生意经”这个可恨的包袱。他期待工业高涨很快就结束，危机马上爆发，并接着来一个新的革命风暴。
这个古怪的“商人”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出奇的，这些信充满了对新危机、对大规模的工业破产的热望。交易所中的价格愈下降，企业家们的情绪愈低落，这位曾经被燕妮·马克思在一次开玩笑时称为“棉纺织业巨头”的恩格斯就愈高兴。
当1857年工业危机开始时，恩格期写信给马克思，说到他在这一总崩溃的情况下感到非常舒服：“危机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益，这点我现在已感觉到了。”
恩格斯希望新的革命高涨将随着危机到来，但是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因此，他的“埃及的幽囚”拖延了几乎20年之久。恩格斯起初进公司时是一名办事员，1860年起成为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起成为公司的股东。
由于工作条件，恩格期不得不和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相周旋，遵守外表上的礼节，这样过着两重生活。只有在自己的妻子玛丽·白恩士（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第一次居住在曼彻斯特时就爱上了她）身边，他才能离开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而得到休息并和他的曼彻斯特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威廉·沃尔费、赛米尔·穆尔、卡乐·萧莱马以及宪章运动的左派领袖会晤。
玛丽对恩格斯的爱情是忠诚而深挚的，这对恩格斯来说，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1863年1月6日，玛丽因心脏病逝世。由于这一损失，恩格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这样久，那她的死是不能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的。我感到我已经把我最后的一点青春和她埋葬在一起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近20年间被迫在不同的城市中生活，但是，在这些年代里他们那种史无前例的联盟却更加巩固了。诚然，他们现在常常感到苦闷，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欢笑”。马克思不可能常到曼彻斯特，恩格斯也不可能常到伦敦，但是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很勤的。例如只要恩格斯回信慢了一些，感到不安的马克思马上就写信问他：“亲爱的恩格斯！你在哭泣还是欢笑，你酣睡了还是醒着？”
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多少年来彼此隔着相当的距离而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来保持联系，所以我们现在拥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的书信。这是研究他们科学思想的实验室，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献中的奇珍异宝。
科学和政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不在这些通信中谈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和语言学、数学和技术、军事和文学等各种问题，在这两位渊博的学者的通信里都讨论到了，而讨论中的一两句话或一点意见有时就是真正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理解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钥匙。不仅科学，而且工人阶级的政策问题、阶级斗争的即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都有鲜明的反映。最后，通信集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工人运动的最丰富的宝库。列宁在论及这些通信时写道这些通信的科学的和政治的价值极大。这些通信不仅使读者能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并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丰富的理论内容发挥得极为详明，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再三反复地说到他们学说的许多方面，强调并说明了——有时是用共同讨论和互相说服的方式——最新颖（对于先前的观点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之点……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进行的一步。”
不管敌人怎样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资产阶级报纸怎样对他们进行造谣和诬蔑，不管他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进行怎样繁琐的和折磨人的斗争，但是他们始终都保持着乐观、幽默感，锐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当恩格斯为了整理马克思的遗稿而重读他们1842-1862年间的通信时，他写信给贝克尔说：“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当我想起这些旧日的情景时，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敌人是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幽默感夺走的。”
当马克思逝世后有一个文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大谈“不幸的马克思”时，恩格斯写信给伯恩施坦说：“等到我的情绪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把他痛骂一顿。如果这些蠢驴有可能把摩尔和我的通信读一遍话，他们简直会惊奇得目瞪口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说明他们是理论家，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他们的贯彻始终的精神、彼此的团结一致和力求达到的坚定性使人深感惊讶。最后，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人们能全面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天才马克思为了不致于在贫困中死去而不能不进行的艰苦的斗争；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我们能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最无私最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形象。
当恩格斯只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所获的报酬还极菲薄的时候，他给马克思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贫困简直把马克思压得透不过气来，使他和他的家庭不得不放弃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不得不和债主进行永无休止的“战争”，不得不逃避房主和店主的纠缠。贫困使马克思的家庭接连遭受牺牲。马克思的聪明伶俐的爱子，全家的宠儿穆希的死，使马克思特别感到悲痛。对于孩子的病，恩格斯也同样感到非常难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使这孩子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把他的爱子害病经过告诉恩格斯时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友谊，感谢你为我进行的工作，感谢你对这孩子的关心。”
马克思在埋葬了儿子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这几天来，在我忍受着一切可怕的痛苦的时候，时刻都在支持我的是对你和你的友谊的想念，是对我们两人还能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希望。”
恩格斯看到自己无力使马克思的家庭摆脱贫困，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当他有可能写作的方法给马克思增加一点物质帮助的时候，他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可能性。1851年8月，马克思接到了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要求，为该报撰稿的建议，于是他就写信给恩格斯请求帮助：“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事，你现在就得帮助我，因为我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忙得不可开交。你就写一些关于德国的文章，从1848年开始。”于是恩格斯立刻着手工作，开始把文章一篇又一篇地陆续寄给马克思，而马克思则按期把这些文章转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系列有名的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直到通信出版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而不是马克思写的。
恩格斯除了替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许多论文外，还帮助马克思把他自己所写的文章译成英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精通英文，到1853年他才开始直接用英文写作）。马克思在若干年里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论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恩格斯写的。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互相分工的；恩格斯写的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的论文。
虽然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协助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得到的稿费却是非常菲薄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德纳像一个做生意的资本家那样对待自己的撰稿人，他千方百计地减少马克思的稿酬，最后只给他一半稿费。因此，马克思的物质生活又急剧地恶化起来了。
恩格斯不仅在为报刊撰搞的工作上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在各种不同的理论问题上常请教恩格斯，并经常得到详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是专门“精心探讨过的”回答。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的这些见解整个地写在自己的论文里。
恩格斯帮助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工作，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百忙之中也积极地帮助恩格斯，在恩格斯感兴趣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马克思往往整天整天地钻到大英博物馆里为恩格斯寻找他所需要的关于军事、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各种专门问题的材料。
在恩格斯留居曼彻斯特期间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中，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柏林服役期间就已经对军事发生了兴趣。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迫使他认真地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的问题。在留居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已经不是断断续续地研究军事科学，而是有系统地和非常认真地研究这门科学。
恩格斯进行的这些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帮助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书撰稿。但是促使他顽强地研究军事科学的主要原因是他明确地认识到战争问题即武装斗争问题在将来的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恩格斯怀着巨大的兴趣埋头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他甚至把自己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进行这个工作。他从小喜欢骑马，现在他更认为骑马具有特别的意义了。他骑马跳越障碍的练习常常使马克思担心。马克思写信给他这位朋友说：“可不要做太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就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拿头去冒险。”恩格斯在回信中强调说，骑马对他来说是他所有军事科目中的物质基础。接着他又补充说：“但是，请你放心，我的脖子将在另一种场合下折断，而决不会在堕马时折断。”
恩格期痛恨一切肤浅潦草的态度，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涉猎者和爱好者来对待军事问题，而是以一个习惯于“周详地”、“细致地”从事既定工作的人的切实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军事问题。他一开始就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掌握考取军官官衔所必须具备的有关各种武器的知识。
早在1851年，恩格斯就已经证实了他居留曼彻斯特几个月时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杰霍夫（维利希的拥护者）在其《未来战争概论》一书中对法国（在法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反对欧洲反动势力联合力量的战争前途的说明是根本错误的。为了反驳这本书，恩格斯写了《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和前提》，可惜这本书没有写完，而且当时也没有出版。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分析法国、德国和英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联合力量的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前途时，顺便阐述了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时开始的军事艺术史，并指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在革命以后军事艺术发展的前途。
恩格斯预见性地描述了新社会将具有的不可摧毁的军事力量，他这样说，那时国民生产将会加强和集中，阶级就会被消灭。由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宠大的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能动性也同样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战争将一定比现社会所能发生的更为有力，更为巧妙，更为机智。”
最后，社会主义的军队也将要以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正如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一样，新的生产力也将是军事上新的成就的前提。
恩格斯认为，在一切胜利的革命进程中，在这一革命还没有建立新纪律和新军队之前旧军队就必然要瓦解。这一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51年9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破坏既是迄今发生过的一切胜利革命的条件，又是这些革命的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谁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决不是那些只在革命取得几次胜利后才开始在仓促组成的军队里具有影响和威望的将军们，而是国家权力在国内政策上所实行的恐怖。”
恩格斯所写的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是非常多的。例如在1853-1855年，恩格斯就写了许多关于克里木战争（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对俄国的战争）的论文。1855年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评述欧洲国家的军队的论文。
1857-1858年恩格期写了关于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为了奴役中国而进行的战争）、关于印度的西拍埃反对英国人的起义（人民的起义）和关于英国入侵波斯的论文。恩格斯写了这些论文，这样他也就参加了马克思在那些年代所进行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研究工作。19世纪50年代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印度和中国的论文以及他们对欧洲民族问题的评论，奠定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政策的基础。后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和斯大林又光辉地发展了这个政策。
恩格斯在论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事变的文章中，也像在他的绝大部分“军事”论文中一样，远远地超出了纯粹军事分析的界限。尽管恩格斯不得不使他的论文适合《纽约每日论坛报》要求的水平，但是从整个性质和语调中可以看出这些论文不是普通的“军事专家”写的，而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笔。例如恩格斯为印度西拍埃起义所写的论文就不仅巧妙地分析了军事行动的过程，而且也是反对罪恶的英国殖民政策的血淋淋的控诉书。恩格斯对英国统治阶级及其在印度活动的兵大爷们极为憎恨，他愤怒的斥责他们：“成吉思汗和铁木真的卡尔梅克联盟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但是要和现在这文明的基督教徒、豪侠的不列颠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一受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呢。”
恩格斯在出色的《波斯和中国》（1857年）一文中着重指出了中国人民已加强反抗外国入侵，并且欣然指出，人民群众积极地而且狂热地参加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恩格斯揭穿了英国报纸关于中国人的“暴行”的假仁假义的叫嚷，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像豪侠的英国报纸那样去宣传什么中国人的可怕暴行，而要承认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求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恩格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这个开端看做“旧中国的死亡期”来临的先声，看做“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在作垂死挣扎，同时也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即将来临的先声。
185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登载了恩格斯论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24篇论文。1860年，恩格斯写了许多论述西班牙人在摩洛哥的战争和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南部的革命进军的论文。1861年，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写了一些关于美国国内战争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是专门为维也纳的《新闻报》写的。1860-1861年，恩格斯为英国的一家军事杂志撰稿，就各种军事问题写了论文，1862-1864年，他又为德国的一家军事报纸撰搞。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论文和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论文。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美国百科全书写了约80篇军事论文，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恩格斯执笔的（如《军队》、《炮兵》、《骑兵》、《步兵》等长篇论文）。
在阅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他的博学和他对重要材料与具体事实的详尽无遗的了解会使你感到惊讶。恩格斯在发表那些论文时，通常并不署名。读者都以为作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专家，这是毫不可怪的。
马克思对他的朋友的军事知识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完全信赖“曼彻斯特的军事部”，这个军事部在任何军事问题上会立刻给他指示。
恩格斯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比统治阶级最优秀的军事专家和理论家要高明万倍。他有极其广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经济知识，他对国际关系有精辟的理解，而主要的是他巧妙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这一切使恩格斯和狭隘的军事学术专家截然不同，他把战争看做决定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军事的观点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没有一件东西像军队和舰队那样取决于经济条件的了，军备、人员、组织、战术和战略首先是由当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与交通工具所决定的，在这里，起革命作用的不是天才将领的‘头脑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与活的军队成分的改变；天才将领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争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而已。”从这一观点出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卓越地描绘了军事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预言性地指出，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尖锐到极端，尖锐到极限，从而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军队转变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因素。他写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只是为了供养士兵而存在。军国主义统治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就隐藏着自我毁灭的萌芽。一些国家间的互相竞争，一方面迫使它们每年都在陆军、海军、大炮等等上面花费愈来愈多的钱，从而愈来愈加速了财政的破产；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更严厉地实行全国征兵制，从而终于教会了全体人民使用武器并使他们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机反对统率他们的军事首长，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一时机，只要人民群众（城乡的工人和农民）一具有自己的意志，就会到来的。在这个阶段上，君王的军队将变成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也将由于自身的辩证的发展而毁灭。”
恩格斯的巨大的军事遗产，直到现在还有价值。列宁本人对军事科学非常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向恩格斯学习军事，并指出军事知识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巨大意义，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和人民中各阶级用来解决伟大历史冲突的武器”。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除了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写作，还从事语言的研究，他对语言的兴趣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发生了。现在他开始对语言学作系统的研究，并且获得了确实惊人的成就。恩格斯研究语言学，不仅是从科学兴趣出发，而且也是从他正在进行和今后需要进行的国际性的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的。
由于恩格斯已经完善地掌握欧洲的主要语言，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从1852年起又着手有系统的研究俄文和斯拉夫系的其他语言。在恩格斯的文学遗产中保存有他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出的15小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恩格斯是非常仔细并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由于恩格斯努力研究东方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波斯文。50年代末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文。1864年因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丹麦战争刺激了恩格斯去学习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
在60年代末期，当第一国际里尖锐地提出爱尔兰问题时，恩格斯开始学习赛尔特——爱尔兰文。就在这些年代里恩格斯对荷兰——弗里支文和苏格兰文也进行了研究。由于领导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恩格斯在晚年研究了这两个国家的语言。
恩格斯是一个真正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他能流畅地说和写的语言就有12种，能阅读的几乎有20种。
恩格斯对语言学广泛的研究决不限于仅仅掌握某种语言的“技术”。对恩格斯说来，研究语言就是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文化、文学等等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它的特点，它的道理和发展。
恩格斯通晓很多种语言，这使他有可能去研究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般性问题。为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奠定了稳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恩格斯对语言学的研究，对他在80年代研究古代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和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是他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最初阶段的极其宝贵的源泉。
恩格斯在80年代初所写但并未完成的他那著名的《运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发生的观点的概括性的公式。
恩格斯在居留曼彻斯特期间继续进行了与他研究语言学有密切联系的研究世界文学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中，恩格斯——那里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精通欧洲各民族的文学，而且精通东方各民族的文学，不仅精通现代文学，而且精通过去历史时代的文学。例如恩格斯就非常熟悉俄罗斯文学，他读过捷尔沙文、普希金、格利波也多夫、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
恩格斯认为文学和艺术是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他揭露了文学和艺术中的各种流派之间的斗争的阶级根源。他主张文学和艺术应具有思想性，能告诉人们生活的真理，他主张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分散在恩格斯的许多论文和书信中的很多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问题最宝贵的典范。
50年代末，恩格斯着手认真地研究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他细心观察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新的发现，并热情地把刚刚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评为“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极好的尝试”。
恩格斯虽然每天必须坐在营业所并为商行和国外进行通信，但是他写出了大量的理论、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最初几年所从事的实际革命工作中，参加宪章运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个运动在1848年4月宪章主义失败后，就大大地低落了。英国成了“世界的工业作坊”，工业的特别蓬勃的高涨使部分最熟练的英国工人的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这就促成了机会主义的情绪在这些人们中间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宪章运动的领袖费了很多力量重新布置工作，企图使运动再度恢复起来，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另一部分领袖却拒绝宪章运动的纲领，去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勾结。
恩格斯积极参加宪章派报刊的活动，并在曼彻斯特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在1851年1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和这些青年（左派宪章主义者）组织小型的俱乐部或定期聚会，并将和他们讨论《共产党宣言》。”一个月以后，他从曼彻斯特寄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不久以后我们成立了一新的宪章派地方支部。”
恩格斯虽然尽了一切力量来帮助宪章运动在新的基础恢复起来，但是他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他看到宪章运动已处于低落状态，已越来越分裂为各种集团，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