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童年，会与一首歌曲有关，无论他生在城里或是乡下。歌声像窗帘的绳子，一拉，就展露外边的风景。这风景是童年的。
夸大一些说，每人的童年选中的歌曲，或者说歌曲选中的童年，都有某种神秘的味道。就像作家与给自己讲故事的外婆的关系那样。歌声对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最喜欢唱歌。唱歌对他们不是艺术，而是人生。旋律与歌词在孩子的心里会滋长发芽，最后成为一株占据心房的树，蓬勃四张。
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歌是《美丽的哈瓦那》，它原来的歌名也许并不是这样，但我喜欢这样叫。这首歌的背景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反美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是后来知道的。我不愿知道这些，因为它与我同此歌的渊源相去太远。
小时候，我是内向羞怯的孩子，即所谓“内宇宙”大于“外宇宙”的人。我坐在家里红砖房的墙跟下时，冬夜把被子蒙住脑袋幻想时，趴在地上睽视一朵野花浅黄的叶瓣时，我就唱《美丽的哈瓦那》。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门前开红花。”
多么美好的歌曲，像从心里淌出的泉水一样，滴答滴答，滋润了童年的梦。我不知哈瓦那是什么，但那必是天堂。所谓美好、所谓幸福，莫过于这样的情景：“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门前开红花。”我凝视早上射进屋里的阳光，它们穿过方形的玻璃斜入，像电影院的光束一样。窗上六块玻璃必射入六束方正的阳光，中间相互隔着。太阳慷慨，每天给我同样多的阳光。而我更加憧憬的，是另一种奇迹的出现：即在每一天早上拉开家门，撞在门口站立一棵与我一样高的大红花上，我会搂住大红花，和它贴脸。这棵大红花是我的朋友，我的恩人和我的神。那时候，我打开门，阳光一拥而入，我因此用手遮挡眼睛的时候，都在找这棵大红花。如果大红花真的出现了，我会流下眼泪，对它说出心里所有不想告诉别人的话。我认为，大红花不是花池里日日夜夜站着的那种花。譬如我家种过的扫帚梅与江西腊，大红花很红，当然也大。它要像远道的亲戚一样站在我家门口的正中。
大红花一次也没有出现，然而我不失望。因为我唱一遍歌，它已在心里出现了一次。
多么纯洁的旋律，它使每个孩子相信这是真切不可怀疑的理想与现实，事实上我们从未怀疑过，美好是不可怀疑之物。对这首歌，我不知道唱过多少遍。对未来的所有期望，这首歌都涵盖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无非是纯洁与美好而己。
音乐，作为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不仅能够寄托美好，还可以承载忧伤。“文革”时，当我父亲被关押起来之后，四口之家少了一人，我想念他（而并不是思考他为什么被抓起来）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唱这首歌，不觉泪水盈眶。
1989年，我见到友人阎江滨。他说“文革”时，他当旗委书记的父亲被关押后，他和姐姐并肩坐在黄河边上，对着又大又红的残阳，反复唱《美丽的哈瓦那》，唱到天黑时才回家。我惊讶于这种巧合，一时怔忡。社会在我们手上放上一碗纯洁，又粗暴地将其打落。我们（“文革”中刚刚懂事的孩子）曾哭着从地上捡拾过纯洁的碎片。
什么样的歌有什么样的童年。童年如果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性格也许强悍，如果唱《四季歌》会缠绵，如果唱《圣母颂》则无法与污浊共处。我猜测，中国美丽而天才的女小提琴家顾圣婴，也许是唱着“阿路里亚”长大，此曲有天国的精纯透明，然而她在“文革”中自尽了。我有时想，《美丽的哈瓦那》作为古巴国歌也合适，虽然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劫夫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