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美国的东北部。这时候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结果是，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写作文艺营之类的文艺组织寻求帮助。她第一封信就写给著名的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10月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敬启
文艺营的规矩是一次仅能居住两个月，张爱玲知道短短两个月时间转眼即逝，所以，她以乞求的口吻恳请格外开恩，“希望在冬季结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而且提到了“难民法令”“经济压力”“免费栖身”“不揣冒昧”等乞求字眼，读来令人心酸，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衣食无着之际的茫然与无奈。也无法想象，曾经一身盛装行走在上海街头的那个“贵族”，现在为了一口饭、一张床，竟然动用如此心酸的字眼乞求他人。
按照规定，进入文艺营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一共找了三个：第一位是救世军宿舍的主管玛莉·勒德尔，这位妇女一向对张爱玲特别照顾，自称是张爱玲的“美国阿姨”；第二位是斯克利卜纳出版公司的主编哈利·布莱格；第三位，就是曾在香港见过她的美国作家马宽德。这组担保人的阵容强大，文艺营那边果然没有异议，于三月二日回信同意接纳她。
在美国，文艺营是个很特别的组织，都为名流或富商资助，接纳张爱玲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创建人麦克道威尔夫人，是一位作曲家的遗孀，她在五十多岁时出于个人喜好创办了这家文艺营，二十八所各自独立的艺术家工作室散布在新罕布什尔山林间。此外还有一座图书馆和十几间小巧玲珑的宿舍以及一个供社交用的大厅。这里地处深山，晚上会冷到零下三十四度，张爱玲一时难以适应。但是因为远离尘嚣，正是写作的好地方，而张爱玲初到这里不久，就发现了老浪子赖雅，她把他当成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住，再不肯撒手。
那是张爱玲初入文艺营不久的一个夜晚，大厅里温暖的枝型吊灯下，头发花白的作家与诗人正在享用晚餐，微醉的人们低低交谈。张爱玲来迟了，脱下大衣与围巾，露出简单的洋装，外面罩着一件网眼小外套，一位老男人满脸通红正在饮酒，他的目光越过红酒杯落到张爱玲身上——这好像是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女主角大家都知道是张爱玲，那位饮红酒的男主角叫赖雅，好莱坞编剧。一个伤痕累累的中国女人，一个穷困潦倒的美国男人，在昏黄的光线里多看了一眼，就是这多看了的一眼，就像王菲唱的：“只是因为在人海中多看了你一眼”，命运之神将他们拴在一起——张爱玲说过：生活像电影一样，他们相见的一幕就是电影中的一幕。反过来说，电影也像生活一样。张爱玲和赖雅的故事后来被多次拍成影像，两个人都做过编剧，一个在上海滩，一个在好莱坞，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有了说不完的话题——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那个古朴的小木屋里，外面大雪纷飞，屋内温暖如春，前尘往事让两个来自东西方的编剧恍若置身电影。六十五岁的赖雅在好莱坞混迹多年，风流韵事自然不少，虽然有过几次轻微中风，但是讲究衣着的他举手投足间仍然有浪子的潇洒与不羁。这一年张爱玲才三十六岁，每天晚上伴着外面的风雪呼啸，依在壁炉上倾听赖雅的讲述，那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她需要他，需要这个美国老男人的陪伴——不仅仅因为心灵孤独，也因为是生存必需。救世军宿舍是一处难民营，酒鬼、流浪汉、乞丐充斥其中，脏乱难以忍受。她实在住怕了，她需要在美国有一处寄身之所，有一个伴侣，这个同样无家可归的浪子无疑是最佳人选。半年后，在炎樱的又一次证明下，两个流浪的人搬到一起。
这一切张爱玲都写信告诉了胡适，其间和胡适通信不多，但是她的重大变故都告诉了他。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中记成“几年不通消息”，则不准确。直到一九五八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居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这其实也是一处文艺营，仍然需要担保，这一次张爱玲写信请求胡适作保，胡适很快便同意了，顺便把张爱玲三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书里通篇都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张爱玲看后大受震动，竟感激得说不出话来。那心情，在后来写回忆文章时都感觉无法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