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一个很小的港口，因为岭南香料由此出口，慢慢便形成一处小港——出口香料的港口，“香港”一名也因此而来。张爱玲说它是“华美而悲哀的城”，华美的，也是悲哀的。一直到张爱玲在此求学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也远远不能和上海比。张爱玲说过，那时候香港是个比较荒凉的海边小城，人不多，工作也难找，远远比不上上海。上海是个发育成熟、魅力四射的姐姐，优雅的、性感的、妩媚的姐姐，在黑暗的中国放射出青春之光。而香港呢，是瘦小的尚未发育的黄毛丫头。张爱玲自小就在上海、香港两地跑，她明显偏爱上海，上海在她眼里美轮美奂：“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的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不甚健康，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甚至夸上海人“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但是，某一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夜空突然消失了一天星光，大批文化人如秋风扫落叶，漂洋过海一路往南，汇集于那个小小的叫香港的港湾，叫香港的妹妹一下子眼睛亮了，胸脯挺了，丰满了也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再回首上海那个姐姐，她开始变得有些黯淡、憔悴，容颜苍老。显然，这里不再适合张爱玲居住，在“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的革命歌曲声中，张爱玲黯然逃离，投奔香港。这一点她与胡适完全不同，胡适离开大陆时心情是笃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在驶往美国的“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上，就决定要在台湾创办一份自由主义杂志——《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宗旨：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
张爱玲是不同的，她来香港完全是为了谋生，尽管利用的是复读香港大学的机会，其实在内心她根本无心就读，而且她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据说帮她忙的是一位香港大学老师吴锦庆，吴锦庆为人谨慎，胆子很小，得知张爱玲人已来到香港却迟迟不来香港大学注册，就左一趟右一趟来找张爱玲，因为是他从中介绍的，如果张爱玲不来注册，他在学校那边没法交代。张爱玲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入读香港大学。吴锦庆那里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因为张爱玲复读一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很麻烦，所有的资料都在战争中焚毁，最后他通过张爱玲一九四一年获港大何福奖学金一事作证，证明张爱玲曾经是港大最优秀的学生。好不容易办妥了此事，你却不来复读，让他吴锦庆怎么交代？但是张爱玲到学校只读了两个月，好友炎樱来了一封信，说可以帮她在日本找到工作。张爱玲毫不犹豫地放弃学业，来到日本。事情却不是那么容易，在日本到处碰壁，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贫困如魔鬼一直缠身不离——黯然之下只好又返回香港，港大却坚拒她回校复读，还向她追讨学费。张爱玲走投无路，只好带着母亲留给她的一套珐琅银茶具，登门向贝查院长道歉。这个贝查院长收礼却不办事，把张爱玲气得够呛——张爱玲后来说香港是个“华美而悲哀的城”。
一九五三年那个凄风苦雨的春天，张爱玲流着泪到处求职，有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份翻译工作，但是被人怀疑为“共产党的女特务”，到手的工作又泡汤了。最后还是她的女作家名誉帮了忙，当然还有好得无与伦比的英文功底，她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并开始写作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