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家大业大望孙心切，现在又认定苏青怀的是男娃，就把苏青当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苏青从学校退学回家待产，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围着她这个少奶奶，到临产的那一天，产房内外全是人。祖父作为男人不便进入产房，也支起耳朵在产房外静候佳音。早有女仆在厨房手忙脚乱地准备宴席，款待来贺喜的亲朋。男仆们准备好鞭炮，就等着男娃落地那一声响亮的啼哭，然后就点燃鞭炮。可是，婴儿落地，却令众人大失所望。苏青后来在《生男与育女》中这样写道：“阵痛，阵痛，九死一生，产时痛苦不能稍减，而当场开彩，一个哑爆竹。天乎？命乎？又怨谁？目光迟钝地凝视着众人的脸，一个个勉强的笑容掩不住失望的神情。”
但是毕竟是第一个，是女儿也没关系，还可以再生。来贺喜的人安慰苏家，先开花，后结籽，明年一定会生个小弟弟。想象中热闹的宴席有些冷清，只是草草办了三桌，众人吃完就散了。等到客人走光，婆婆的脸变成铁青色的蟹壳，苏青的苦难来临了：李钦后只在家待了几天就离开，家里人也不怎么待见她，与怀孕时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差。为了让她尽快再怀孕生下儿子传宗接代，婆婆决定不让她哺乳，因为哺乳期延长会推迟怀孕，婆婆似乎一刻不停地期待着抱上孙子。苏青的情绪一落千丈，她敏感地察觉到李家才不在乎她是什么才女不才女呢，就是把她当成一个生育机器，而且只能生男不能生女。她的痛苦无以复加，带着个不停啼哭的孩子束手无策。好在母亲鲍云仙及时出现，按照宁波乡俗给新生儿送来“满月担”：各式僧领小袄一百二十件，各式跳舞衣一百二十件，其他还有各式小大衣、背心、披肩，共计有三百六十件，一天穿一样也要穿上整整一年不重样。但是这只是短暂的惊喜，母亲不可能经常来，她一个人在漫长无边的寂寞中重新拿起书，书是她最好的伴侣。为了让她和李钦后在一起，早日怀孕生子，婆婆催着她离开宁波来到上海。虽然和李钦后团聚，但是李钦后工薪微薄，全职太太的名头听起来好听，穷太太的日子过起来着实难过。苏青后来在《结婚十年》中详细描写过当时捉襟见肘的生活惨状：“不久贤的大学里开课了，他读的是法律，只有夜班，每日下午六时至九时。日间他在一个中学里教书，薪金不多，而来去匆匆，与我聚首的时候很少。林妈是个伶俐人，不久便熟习了上海的一切，于是家事我可不必操心，只要在钱的方面打些算盘便了。我很难为情开口向贤要钱，贤也似乎怕向家中开口，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他却有一件事不好，便是只顾到自己为难，不顾到别人的为难。他平日总以为自己已是一个娶妻而且生了女儿的人，不能自力更生，每月须向家中拿钱，是最没面子的事。因此每当我向他要时，他总变了面色很不好看，似乎在怪我太不体谅了，‘你向我要，我又向谁要呢？’不过这句话他只没有说出口来。但是我也有我的心思，油盐柴米开门数件事，那件省得？林妈替我们辛苦做事，总不成叫她还赔钱哪？我既不同他一般的出外做事，嫁出的女儿又不能再向自己的母亲去要钱，积累我是没有的，‘我不向你要，又去向谁要呢？’因此每当他变了颜色时，我不由得就想到这句话，只是也没有说出口来，眼睛中神情总不免带些愤愤然的。”
李钦后生性要强，坚决不向家庭伸手要钱，这就为难了苏青，为了把小家庭支撑下去，她过起节衣缩食的生活。当时上海滩的报纸杂志非常多，随处可见的杂志自然成了苏青的主要读物。林语堂当时正在上海，他主编的一份小品文杂志《论语》非常畅销，苏青也非常爱看，看到许多哲理小品开始手痒。她一向被人称为才女，但从来不曾有过作家梦，只是喜欢而已。现在待在家中实在难过，禁不住就拿起笔抒发苦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跨过苏州河进入上海，上海从此成为孤岛，普通市民的生活全被打乱，一夜之间物价飞涨，这让底层家庭难以承受，苏青的小家庭更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