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秋我的母亲曾志发病以来，到现在——1997年，整整两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母亲三进三出北京医院，接受了八次化疗。我陪床前前后后也达七八个月之久，目睹了一位八旬老人与癌症抗争的近似悲壮的经历。这些发生在病床旁的事情，大都是些零星小事，但它们却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感人，令我难以忘怀。今得闲暇，特意将它们记叙下来，以此种形式，向我那坚强的、具有非凡勇气的老母亲，献上我的崇敬和爱！
母亲那瘦削的肩膀是全家的依靠
母亲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一向健康，前两年，在重阳节的老人登山比赛中，她还获得过第二名，仅次于比她小很多的著名电影演员陈强。
有一次，我与几位朋友聚会，她们都是身居要职的女性领导。在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日式火锅面被干掉之后，大家的女性感觉也就随着热气而升腾出来。也许是由于女性对幸福的渴望来得特别强烈些，大家竟不约而同地倾诉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有的朴朴实实：“我认为家庭和谐就是幸福”；有的抒情浪漫：“作为一个女人，能够被人爱，也能去爱，这才是幸福”；有的则女强人味十足：“我认为成功感就是幸福感！”而我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拥有一个妈妈，还能享受母爱，这份幸福感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众人一致点头称是。
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上学，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即便是宝贵的寒暑假，也是多和父亲亲近。那时的母亲，漂亮、能干、英姿勃发，正一心一意地干事业，根本就顾不上我们爷儿俩，因此母亲在我心目中远不如父亲那般鲜明和亲切。
1969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尤其是1992年之后。这28年来我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不曾有过一天分离。在母亲的教育和照顾下，我从一个十分幼稚的人，逐渐趋于成熟；第三代小亮和阿妹，也是由姥姥含辛茹苦带大成人的。1994年母亲从中组部退下后，就更加全心全意地照料我们了。
在一个家里，最显示权力的大概就是钥匙和账本了，在我们家，这两项大权全握在母亲手里。家里所有的钥匙都由她保管，每把她都用白胶布做了标记，如果她不在，我们什么门也打不开。她管着好几个账本，始终亲自记账，一笔一笔的，绝不含糊。家里是打醋还是打酱油？是吃米饭还是吃馒头？每餐两个菜还是三个菜？红烧肉里是放香菇还是放栗子？……事无巨细都由母亲统一号令，甚至一个空瓶子扔不扔都得去请示她，我们已经习惯让母亲去操心这一切了。在家里我是头号大懒虫，在餐桌上从不挑肥拣瘦，但也绝不进厨房，两个小懒虫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我们家的酱油瓶子倒了，那准是大眼瞪小眼的，谁都不会去扶，最后肯定是母亲把它扶起来。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母亲终年在厨房里忙碌，亲自做这做那，但在饭桌上她总是带头吃剩菜，我象征性吃点（我家从不倒剩菜），孩子们是连筷子都不沾。多少年来，不曾见母亲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候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现在，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判若两人。她全身上下没有一样高级的东西，至今手上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是她八十大寿时我送的。无论春夏秋冬，她穿来穿去就是那么三四件衬衣，还多是捡我们淘汰的，甚至已经当垃圾扔掉的，她也会捡回来洗干净留给自己穿。她用的毛巾，是两条破的合起来缝在一起的，她用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牙刷是少了毛的，梳子是缺了齿的，而且她从不用护肤品……用现时的眼光看，活得很“粗糙”。可是如果我要为她买点东西，那她是一百个看不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打入冷宫就是转送别人。母亲其实本性慷慨大方，凡是好点的东西她都送出去，有时送得我们都心疼。她也从不让我们往家交伙食费，哪怕是一分钱也坚决不要。
母亲就是这样节俭、辛苦、操劳的，用她那不高的工资供养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我大哥的孙女也接来在北京上学）。如今她老了，已经86岁了，体重只有37公斤，真正是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但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谁也离不开她那瘦削的肩膀。
有了母亲这博大无尽的爱，我越来越体会到一种幸福感，无论走到哪里，令我牵肠挂肚的永远是我那亲爱的母亲！这几年，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我凭添了一种恐惧感，有时胡思乱想，竟会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不过我不会让母亲知道，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笑口常开的大肚佛。
最害怕的事发生了，母亲病了！
最令人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母亲病倒了！这回可是病得不轻。
1995年8月底，母亲总是说身体乏力，干家务大不如从前了。并且血色素急剧下降，几乎每周掉一克，到最后掉到只有六克（正常人12克）。人也消瘦下来，锁骨上和腋下的淋巴结像葡萄串那样肿大起来。作为一个有2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我知道情况不妙，但母亲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有次我看到她摊开在桌上的一本医书，翻开的一页是“淋巴瘤”和“白血病”。“她也想到了？”我鼻子一酸，心里特别的难受。一向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儿子也慌了神，一个劲儿地问我：“姥姥究竟怎么了？”
既然母亲已经怀疑到自己患了癌症，为什么还要拒绝去医院呢？说来也是真不凑巧，这场病耽误了她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在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作为副部长的母亲曾协助他从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耀邦离世了，许多老人也不在了，耀邦同志一些尚不被人知的可圈可点的功绩，再不整理就没知情人了。母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她决心为党，为后人，为耀邦做一件事情，就是将她了解的这一段情况整理出来。为此，她召集了几位当年参与过此项工作的老同志，调出了一批当年的资料，借了一间房子，安了一台电脑，又从石家庄请来了一位笔杆子。一切就绪，正准备着手干，不料病魔却抢先了一步。一向要强的母亲深知住院就意味着放弃，她决心与病魔争一短长。任我怎么劝说，她跟我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只有一次说漏了一句：“我就是拼命，也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就怕突然死了。”
这是我心情最黯淡的一段日子，母亲紧闭其口，我也不好向她捅破，就这样两人心里较着劲。望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焦急、恐惧、忧伤，几次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抹眼泪。我不敢想象，若是没了母亲，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作为女儿，明知母亲病了而不让她及时治疗，这岂不是罪过！我将会终身痛悔！于是，我与北京医院的医生共同合计，以做活检需临时住院为由，连哄带骗地将母亲弄进了病房。母亲还以为做完活检就可以回家了，但我心里明白，她将会长期住下来。
就在她住院这天，秘书从人民大会堂替她领回了刚刚颁发的“健康老人”证书。
活检是由大名鼎鼎的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给做的，母亲70年代的胆结石、80年代的脂肪瘤也都是他给做的。10月11日，吴教授将我唤到走廊，对我说：“我刚刚去病理科看了片子和报告，已经确诊为淋巴瘤，但究竟是T型还是B型，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10月13日，肿瘤医院的孙燕教授来会诊，他是这方面公认的权威。会诊结束后，我被唤进办公室，由北京医院肿瘤科赵主任向我通报会诊结果：诊断是“恶性淋巴瘤（非何杰金型）”；病理：中度恶性；病期：三期（总共四期）；治疗：准备上化疗。医生们说，他们还从未在85岁高龄老人身上实施过化疗，在他们的病例中，最大年龄也就80岁，年龄越大，做化疗的风险也就越大，但他们看到母亲精神状态很好，情绪稳定，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故而也就决定上化疗了。
轮到家属表态，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还是理由替我说了几句。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看望母亲的。记得那天他说：“这个老人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也有顽强的忍耐力，什么事她都会尽量忍受，而不愿给医生护士找麻烦的，她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与你们配合……”
虽然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但看到医生们的积极态度，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决定陪同母亲去迎接一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病房规律而温馨的生活
我在母亲病榻边摆上了一张钢丝小床，就此开始了我的陪床生活。
首先，我要改造病房那过于沉重的气氛，我特意去买了件大红毛衣，穿在身上一团火似的，显得特喜庆。我还要求来看望母亲的人只许送花。这样病房里到处摆着花篮和花瓶，有时多达十几个。每次化疗开始前或节日，我都将这些花堆放在一起，让母亲在花团簇拥中照相。女儿讥我是“制造虚假繁荣”。我还摆了一张西藏唐卡白度母（即观音）贺卡，画上的这位面如皓月的观音，是我所见过的观音像中最美的一个。经我这么稍稍一布置，暖暖的红色就盖过了冷冷的白色，病房显得温馨、亲切而芬芳，护士们每次进屋都说：“你们这间病房好香啊！”
对化疗病人，加强营养至关重要，此时病人因药物的副作用而食欲不振，甚至恶心呕吐，不想方设法补充营养，体质就会垮下来。为了让母亲能吃得可口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用小奶锅烧菜的绝活。我这个从不下厨房的人，也学着用小奶锅做菜，每次总能给妈妈端上几样菜来。她也总是笑眯眯地说：“不错么！”其实她哪里知道，我的诀窍就是多放味精。
妈妈视力不好，一只眼睛黄斑部穿孔，另一只也有白内障，看东西十分吃力，所以每天的报纸、文件都需念给她听。这事我是最干不来的，因为每次念不了几行就自个儿先睡着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妈妈抱着个收音机听广播。她什么都听，就是不听音乐。每当这时我就干些自己的私活，主要是看书，几部“砖头”，如《曾国藩》、《康熙大帝》就是在医院看完的。
陪妈妈住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她洗头、洗澡。她每次洗澡能把我急死！她总是坚持自己洗，非常细致地一条泥一条泥地搓，为了节水把水龙头放到最细最细，一遍又一遍地冲洗，洗个澡得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把自己累个半死，也把我急个半死！
病房生活是很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给妈妈煮个鸡蛋，冲杯奶粉，就算做好早餐了，8点钟秘书李东梅或其他人来接班，我就匆匆忙忙去上班。中午我尽量赶回来陪妈妈吃午饭，下午若没事就在病房里张罗，总会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做。房间紫外线消毒时，妈妈就到走廊上去散步，我拿本书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面看她，一面看书。晚上，孩子们大都会来，他们的分工是：饭前小亮躺到小床上去睡觉，阿妹陪我一同准备晚饭，通常到小卖部去买一两样菜再自己做点儿，然后围绕着姥姥吃饭。这么热热闹闹的，妈妈不知不觉就多吃了一些。吃罢饭，阿妹就一头扎到小床上去睡觉，轮到小亮收拾桌椅碗筷，他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最后，两个孩子睡足了，吃饱了，天色也晚了，这才告别姥姥回家。我和妈妈则要磨蹭到深夜，直到她那收音机所有的台都变成电波信号，这才睡去。
病房的生活几乎天天都是这样的。妈妈三次住院，有两次是我陪的，加起来达八个月之久（中间也有出差和出国），所以儿子称我为“第一大陪”，这“第二大陪”当然是表妹曾丽，秘书东梅算“第三大陪”。至于女儿么，只值过一次班就阿弥陀佛了！她那天来医院，带着睡衣、拖鞋、浴巾、洗发液、吹风机……还有一只沉甸甸的化妆箱，美其名曰：注重生活质量！我说：得了，得了，还不够你折腾的呢！以后就再也没敢排她的班了。
我们家三代人有代沟更有爱
我们家是三代同堂，有一段甚至是四代同堂（大哥的孙女毕业后去了广州）。不管二代、三代，还是四代，都是以母亲为核心的。
我的丈夫理由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在家里当不了核心，况且他去了南方，忙着开天辟地干一番新的事业，而我在北京也有自己的事业。理由对什么人都不像对妈妈这么好，尤其这次妈妈生病后，他表现出的亲情竟是那么深厚。我这才知道，孤高的他原来也是爱妈妈的。这两年来，为了妈妈的病，他愿倾其一切。所以妈妈说：“治好我的病，一是靠医生，一是靠理由，没有他我哪里吃得起这些营养品啊！”
像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有代沟，也经常地磕磕绊绊。谢晋导演来过我家后，曾对人说：“陶斯亮他们家三代女性都是够典型的，真是绝了！”但我们的分歧不是政治信仰上的，这不成问题。我们都爱这个国家，相信共产党“振兴中华”的千秋大业，只不过母亲的信念刻骨铭心，而孩子们仅仅是些皮毛罢了。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母亲仿佛还生活在过去，只讲奉献而不屑于谈索取；而孩子们则已提前进入明天了，精于享受，但尚未学会奋斗和创业；只有我是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三代也还算生活得其乐融融，这主要是由于母亲不图回报从无怨言，而孩子们也还算乖巧的缘故。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过一句话：“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就扔到姥姥碗里，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这就是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了！
小亮长到29岁，从没离开过姥姥，对姥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这次姥姥生病，他真急了，天天往医院跑。在医院其实他也干不了什么，但只要他在，病房就显得活跃。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滑稽，虽然没少惹姥姥生气，但能逗笑姥姥的也唯有他了。我常说他：“你是咱家的味精，靠你吃不饱肚子，也毫无营养价值，但家里少了你还就欠点味！”不过这“味精”也有放错的时候，今年姥姥86岁大寿，他给忘了，情急之下给姥姥一个红包，把姥姥气得扔回给他，斥之：“岂有此理，哪有晚辈给长辈送红包的！”
我的女儿性格像姥姥，个性强，脾气倔，小时候老觉得姥姥偏心小亮，不喜欢她，为此没少跟姥姥吵架闹别扭。长大后渐渐懂事，特别是出国后，才体会到姥姥、妈妈将她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这才有了理解，有了思念，有了爱。1995年底，她从悉尼商学院商业电脑系毕业，在一家公司找了份很满意的工作。她的老板正在给她办绿卡时，我写信告诉她姥姥病了。她二话没说，放弃了这一切就回来了。我去机场接的她，一见面就先抱住我撒娇。一路上看到北京的巨大变化很感慨，进家门就发傻了，只见房间又脏又破，东西乱堆，与她在国外的居住条件相比差了一大截。后来找工作也不算顺，我以为她会返回澳洲的，但她留了下来。我这个女儿虽然很时髦，但还是讲点精神上的东西的。回国后，她在与全家同甘共苦了一段日子后，发现家中才有真爱。“现在我觉得姥姥真好！”这句话女儿晚说了20年。女儿还对人说：“除非有个特别特别棒的男人，我愿为他舍弃一切，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离开我姥姥和我妈妈的。就是将来，我也要和我妈生活在一起！”这话说得多感人，我听后简直跟喝了蜜似的。不过说起男人这个话题，我们三代之间有一场很有趣的谈话。有次阿妹来看姥姥，那天病房里很安静，我突发奇想，提了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回答。这问题是：“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的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男人？”“我会选个坏男孩！”阿妹脱口而出，看来真是男孩不坏女孩不爱！“要是我，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我说。我原以为妈妈不会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我和女儿都大笑起来，妈妈可没笑，她是从不说笑话的人。
床榻边的闲谈
母亲看那些外国电影、电视，最感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人怎么张口就说“我爱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母亲从不言爱。从小到大，甚至不记得母亲抚摸和亲吻过我，她仿佛本能地讨厌缠绵。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由于她的影响，我对她也从来不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只是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
母亲几乎从不表扬、称赞我，相反的，她总是像中组部部长审核干部那样，一天到晚从头到脚地对我进行扫描，指出我的种种不是来，如我的发型多么的难看，穿着是多么不合身份，在客人面前是怎样有失体统……有次，她瞅着我，很严肃地说：“你现在太胖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吓我一跳！我胖我的，招谁惹谁啦？“你搞统战工作，要注意仪表形象，你看你们接触的那些有身份、高层次的人，有几个像你这么胖的！”经她这么一说，我望着自己那像被吹起来似的身体，感到似乎与自己从事的统战工作有点不相称！去年我上了趟五台山，拜了几个菩萨，回来后满心喜悦地告诉妈妈，我为她求神许愿来着！没想到她厉声呵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去搞烧香拜佛这一套，像个什么样子！”弄得全没了情绪。母亲就是这样，总是不失时机，一有苗头就敲打我。那天她听我打完电话后，就又敲我的脑壳了：“你近来脾气见长啊！电话里口气那么大，把自己当大姐自居，你原来不是这样的，要注意啊！”我顿时就没了脾气。
总而言之，我碰到再大的困难、挫折或者委屈，说给母亲听，母亲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不必在意他对你怎样。”怨天尤人，牢骚怪话，是非短长，这些在母亲那儿是没有市场的。她要求我将名利、地位和金钱看得淡而又淡，因此，才有我的“不亢不卑、宠辱不惊”的八字座右铭。
母亲生病后，我相陪在侧，于晨钟暮鼓中，娘俩时常谈些过去不曾说的贴心话。我们很多时候谈起父亲，每当这时，母亲那埋藏得很深的感情，就不经意地流淌出来。
“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
“我做梦老梦见他，总是梦见他用手捂着肝区，一副痛苦的表情。有人建议我为爸爸做次道场，超度一下，好让他的灵魂能安宁下来。”
这次母亲竟没斥我是“胡说八道”！
“你梦见过蔡协民和夏明震吗？”
“蔡协民梦见过几次，但好像从来没有梦到过夏明震。”“可能是太遥远了，夏明震牺牲时你还小呢！”
“眀震也不过20岁。”
“现在陶铸、蔡协民的雕像都有了，就缺夏明震的了！”
“夏明翰、夏明震他们夏家，为革命牺牲了五个人，与毛家一样，是为革命牺牲的最大的家族。郴州表示过，要为那次与夏明震一起牺牲的同志立一座集体雕塑。”
我们还谈论过关于贤妻良母的话题。母亲说1937年父亲从监狱出来后，找到了她，在湖北度过了短暂而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候你爸爸对我真好，一个橘子他都会留下一半给我吃。他还说我是个贤妻，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当过良母。”“不，你是良母，你一生中的两个角色，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母亲，都完成得很出色！”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谈些比较严肃的内容。有次母亲说：“你爸爸一生得罪过不少人，他那个炮筒子脾气，有意见就放！太尖锐，没有什么必要。后来年岁大些了，他也想尽力弥补，可是没有用了，有些人至死都不肯原谅他。只有伍修权彻底谅解了他。他们在延安时也吵得很凶，但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陶铸。”如果不是在病房，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母亲是不会对我说这些的。她心思很深，从来不会信口开河，即便对我讲些什么，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母亲15岁就离开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但对外婆始终怀有一份柔情，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还是会时时思念外婆。她有一次讲了段关于外婆的往事，竟令我十分感动。那是母亲离家十载后第一次回去时，外婆指着一张藤椅上的斑斑印记说，多年来，她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流泪，牵挂着尚未成年的女儿的命运，久而久之，泪水竟将椅子扶手浸出一片永存的湿迹！但几天后，外婆不得不又送母亲踏上腥风血雨之途，明知那可能是条永远不归之途，但她们默默承受，再次选择了别离！唉，母亲她们这代人付出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们舍弃了一切，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能理解老一辈的情怀和志向吗？
不论外婆还是母亲，母爱是一脉相承的。母亲对我的关切就无时不在，它有时表现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事上。例如有时我累极了，回到医院会一头倒在小床上先睡一觉，睡得好沉！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发现室内黑麻麻、静悄悄的，母亲坐在黑暗中动也不动，泥塑一般，不知这样坐了几个时辰了？这时我会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想：这无言之爱真好！
母亲以超人的毅力与癌魔抗争
当医生将“恶性淋巴瘤”的诊断告诉了母亲时，母亲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她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当初参加革命时我才16岁都不知怕死，现在活到85岁了还怕什么？我已经是个幸存者了！”医生将她当做特例实施化疗，但也如实相告，这种化疗不是根治性的，只能是带病生存，也就是说她只要活一天，就需跟那可恶的癌细胞斗争一天。母亲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一次次的化疗，医生夸她的“精神类型好”。但我与她朝夕相伴，深知这两年对她是多么的不易，她一直经受着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八次化疗已使她虚弱不堪，而这期间又总是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去年八月份摔了头，脸颊的青紫还没退下，就又患上了“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这种病由于病毒侵犯的是神经，所以疼得厉害，就是一小条都能把你痛得死去活来，而妈妈整个左前胸和左后背都是，红赤红赤的一大片，疼得她日夜不宁。“这真是比上刑还要疼，上刑还有间歇的时候，可这种痛是无时无刻的，像刀割，像针扎，像火烫！”受不住的时候妈妈会这样说。剧痛折磨了她大半年，没等全好就又必须上化疗了，一上化疗人就厌食，见饭就想吐，头发一把把的脱落……现在母亲瘦得可怜，才37公斤，突出的骨嵴，硌得她坐也不是，卧也不是，瞅着真让人心疼！
但是妈妈在精神上从来没垮过。她很听医生的话，医生叫吃肥肉就大块大块地吃，不让吃甲鱼，就一口都不沾。每次化疗期间她都强迫自己吃饭，强迫自己散步，坚持按家里习惯作息：早上起床，晚上上床，白天听广播，晚上看电视，非不得已不卧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而且一丝不苟，绝不马马虎虎：洗澡每个脚趾缝要来回搓几遍；拧毛巾要赛过洗衣机；洗个小东西也是泡了洗，洗了泡；头发掉得没几根了，但洗起来一点不从简。
原先妈妈床头有个拉铃，已安了二十几年了，但她一次没拉过。这次生病，理由给她换了个遥控的电子铃她仍一次不按，晚上发生心绞痛、心房纤颤等情况时，就强忍着，或自己服点药，为了这，我老生她的气。今年7月份我去北戴河看望她，发现每早她都独自一个人散步，踉踉跄跄的，就是不叫人陪她。我7点爬起来她6点就出去，我6点爬起她5点多就出去了，那晚我干脆将闹钟拨到3点，等到她房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妈妈坐在沙发上，头无力地垂在胸前，白发凌乱，呼吸困难，全身汗津津的，我立即用听诊器听她的肺，听到整个左肺布满水泡音。我知道是由于严重贫血而导致了心力衰竭，这是个很危重的情况。可妈妈说：“不要紧张，你是今天看到了，其实我天天晚上都是这样，坐一会儿就好了！”我望着老母亲那极度虚弱的样子，又急又气：“你为什么不按铃？我们这么多人，谁都可以陪你，干什么也不叫一声？”“叫你们还麻烦，还罗嗦，你们也很累，叫你们干什么。”都病到这个份上了，还这么逞强！
最后的辉煌
在母亲的朋友们中，有这样几位忘年之交，他们将照顾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使命，多年来我们家也一直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就是石家庄军械学院黄耀荣副院长以及他的朋友李汉平、杨仲瑜、孟晓苏等人。1996年10月27日，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为母亲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
我陪母亲一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条大红横幅“祝贺曾志大姐加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到场的人有六七十位之多，特别是几位老妈妈——刘英、李昭、朱仲丽也都到场，令母亲格外感动。活动办得隆重而热烈，尤其军械学院政治部主任安然的那首贺诗，写得何等之好！令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有这样一位老人，
岁月的沧桑，
没有抹去，
她年轻时的妩媚；
历史的风云，
更增添了她动人的沉稳！
满头银发，
一身素裹，
透着精、气、神！
有这样一位女性，
品格如玉，
气节如虹。
把少女的芳龄
献给了中国的革命；
把妈妈的爱心
献给了所有的儿童！
有这样一个战士，
不屈不挠，
心红胆赤！
不计荣辱，不避生死，
巾帼不让须眉志，
飒爽英姿，奔波天下事。
有这样一个党员，
八十五岁春秋已过，
党龄七十年！
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七十年的党性锤炼，
用生命谱写了忠诚，
把理想付诸了实践，
坚定的信念，
在心中
永远不变！
母亲显然很激动，她接过话筒，说了至今我听过的最感人肺腑的一席话。
她说刘英大姐入党也70年了，她年龄比我还大，我感到受之有愧！说着就站起来向刘英妈妈深深一鞠躬。接着，她又说道：“今天老中青同志们这样热烈地祝贺我，我实在感到惭愧，我觉得我为党做的太少太少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有得过一枚勋章，这就说明了我确实很普通。相反的，我一生中犯过很多错误，受过很多次处分，有留党察看、党内警告，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对这些我经过自己的分析，认为是对的就坚持改正，如果处理错了，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哪个人强迫过我……那是不是70年来我是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度过的呢？那倒也不是，我入党时正是‘马日事变’后，凡抓到共产党立即就地枪决，我是在敌人屠刀下干革命的。这70年来也是风风雨雨，经历很多艰难曲折和挫折，而且大部分时间我是独立开展工作（母亲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会坚定地跟着党走过这70年呢，失去了关系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党？我觉得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决心；是坚定、坚强和坚决！我选择了这条路就坚决走下去，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从来不动摇……”最后母亲又以抱歉的口吻说：“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住大家，但我讲的都是心里话。”
母亲一席情真意切的讲话，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年轻人。我去广州时讲给理由听，他感叹地说：“一个女性，为了自己的信仰，这么执著地跟随一个组织70年之久，真是很不容易的！”
我喜爱的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曾说过：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是在他尚年富力强的时候，即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母亲16岁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终身追求，无怨无悔，如此看来她是幸运的！
好友赵杰在看了母亲的自传材料后，曾对我说：“曾妈妈给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她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我们这辈人都难以想象，可是从她的面容到她的气质，竟没有受过摧残的痕迹。她显得那么清秀、平和、安详，只有视苦难为甘饴的人才能做到这点。”此刻我望着母亲，想起了赵杰的这番话。母亲曾叫“曾霞”，她曾经有过灿烂的早霞；有过辉煌的正午；如今夕阳正红，映得晚霞如此美丽！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母亲第四次住进了医院。照例，我也跟进了医院，新一轮的医院生活又开始了。
两年来，母亲的病友们，前前后后去世的已有十余人，除了章蕴、曹禺、艾知生、陈荒煤、柴树藩、李森茂等人；就在母亲这次住院不几日，孙平化又走了，他患的也是“淋巴瘤”。同期的癌友就只剩下母亲一人了，每送走一个病友，都会让我们感到沉痛，我总是默默祝愿：好人来世平安！
然而母亲还需要继续与癌魔做斗争，她又将进行第九次、第十次乃至第十一、十二次化疗。看她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你会感到，与其说她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活着，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某种境界，为了证明意志的极限，为了最后的自我完成！
不过这次母亲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想方设法让她能如期参加十五大的开幕式！她是特邀代表，在那样的时刻，能够站在党旗下，再次听到《国际歌》响起，那么七十余年的艰辛，当可笑付东风了！
（陶斯亮，1997年8—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