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他们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