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是他被再次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在邓小平于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后，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邓小平的“检讨”进行“讨论”。因为周恩来的去世和丧事活动，推迟了“讨论”会的召开。周恩来丧事活动刚刚完毕，“批邓”战火立即重燃。中央政治局于1月20日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并在会上进行“讨论”。
邓小平自从恢复工作以来，就已经下定了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决心。他知道，毛泽东让继续“讨论”，就表示这场批判还要继续下去，而且一定会越来越严厉。对于这次“批判”，邓小平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当初，毛泽东让毛远新劝说他，他没有妥协；今天，面对被打倒的危险，他仍然没有妥协。
正如邓小平预料到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向他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他在前两次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求向毛泽东当面作出陈述，“四人帮”便追问，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针对“四人帮”的刁难和责问，邓小平从容地讲，他要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正常的，现在仍有这样的希望。”他心怀坦荡地说，不讲阶级斗争是他的“旧毛病”（换句话说，就是他的一贯思想）。他更直率地说，要说他“犯错误”，他是“根本立场错了，具体工作就会错”。难怪“四人帮”不满意，邓小平根本就不是在作“检讨”，他是在利用这个机会，直言自己的立场。针对“四人帮”说他曾在他自己的《自述》中作过检讨，是否认账的问题，他说：“我重新看了《我的自述》，仍然认定我检讨的全部内容。”他随即向政治局表示：“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的人。”这实际上是正式向政治局提出了请求解除职务的要求。邓小平明白，“检讨”，他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过了，再作也不会有什么“新”认识。对于他的“检讨”，毛泽东不会满意，“四人帮”更不会善罢甘休，再次打倒他，只是时间的问题。既然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他便坦然地自动提出解除工作。
邓小平讲完后，“四人帮”看到邓小平的态度仍强硬如此，便轮番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指责和批判。邓小平是有名的耳朵聋，对那些刺耳的噪音，他听不见，也不想听。他不再说话，只是不时地拿起杯子喝茶水。水喝多了，就走出那乌烟瘴气的会场去上厕所。“四人帮”也是太霸道了，竟然指责邓小平借口上厕所不听批判。
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不顾夜已深沉，邓小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信。他在信中写道：“主席：我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晚的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邓小平随信附上他在此次会上的发言记录。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个问题好些。再不提出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再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信的结尾，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日期是“1月20日夜”。
次日，也就是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向他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毛泽东说：“邓与刘（少奇）、林（彪）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己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肯定地说：“对。”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显而易见，邓小平是不能够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了。那么，由谁来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毛远新请示毛泽东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指示：“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四人帮”当然是欢欣鼓舞。但是，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他们却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说不应一棍子打死，还让邓小平“专管外事”？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样“手下留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按照“文革”惯例，像邓小平这样明显地要翻“文革”案的人，早就会被打倒了。可是，看样子，毛泽东还是没有要把邓小平就此打倒的样子。毛泽东的态度，实在让人琢磨不透啊！还有一件事让“四人帮”也不满意，他们的本意，是打倒邓小平以后，让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没想到，毛泽东竟指定由华国锋“带个头”。这实在太出乎他们的预料了。像江青这样“目空一切”的人，从来没有把华国锋看在眼睛里过。“四人帮”认为，他们苦心经营得来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让华国锋轻而易举地摘走了。毛泽东的决定，实在让“四人帮”太失望了。“四人帮”的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认定，毛泽东之后，这个江山，这个天下，应该是他们的。
为了实现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目的，1月2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王洪文给毛泽东送上一份其上海走卒马天水的揭发材料。材料中说邓小平于1975年6月12日与马谈话，告诫马不要与“四人帮”为伍，还点了张春桥的名字。王洪文阴险地揭发道：“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从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是一次挑拨策反。”
1月31日，中央决定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还私自起草了一个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长篇讲话。
2月1日，江青、张春桥亲自布置“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借文艺作品攻击和诬陷邓小平以及全国各地各部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也就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通知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年以前，197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仅仅一年之隔，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这个“一号文件”，不仅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连叶剑英也被冠以“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个人事变化，实在不小。这次人事变动所涉及的，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将有可能翻“文革”案的重要人物——叶剑英，一起撤换了下来。明显地，这次的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个重大举动。不过，在这个非常时刻，毛泽东尚保留了极为重要的清醒。他没有把党、政府和军队的大权交给“四人帮”。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四人帮”十分不满。本来，张春桥对此次人事变动寄予很高的期望，但这个“一号文件”，让他太失望了。他忍耐不住心头的气恼，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个发泄不满的东西：“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是在说，邓小平“来得快，垮得也快”；同时，他也是在诅咒，华国锋等人“来得快，垮得也快”。张春桥一伙人心里恨的，不再单单是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从现在开始，华国锋也包括在内了。在“四人帮”的内心深处，最不可告人的，是他们还在恨着毛泽东。
从2月2日“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专管外事”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政治局会议，叫，就去参加，不叫，则不去。每日在家，与子孙们相聚，比去看“四人帮”猖狂的嘴脸要舒服多了。
到了1976年的2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恶化。2月底来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见毛泽东后，是这样描述的：“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单音节，含混不清。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在政治形势处于极端危急的时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却仍要由毛泽东，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衰弱，并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垂暮之人来掌握和决定。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甚至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
1976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少奇）、林（彪）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发表这个《重要指示》，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给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定调子，作一个结论，作一个让后人不能翻案的政治结论。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批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为了坚决捍卫这个被他视为政治生命“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有无数的辉煌和胜利，有无数值得称颂的史诗般的伟业和功绩，可惜不幸的是，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迷误。他置他一生中的无数伟业于不顾，偏偏把“文革”，这个最大的错误，作为评价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的两大生命线之一。这个错误，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悲剧，更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大政治悲剧。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
“四人帮”久已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2月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野心毕露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还恬不知耻地说：“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江青这些信口雌黄的胡说八道，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出面指责道：“江青干涉太多了。”但是，正在得意之时的江青，根本不会在意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一伙继续大肆活动，这一次，一定要把邓小平置之死地而后快。“四人帮”授意大造舆论，各大报刊和批判组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这些文章全盘批判邓小平所进行的全面整顿，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文艺界的“黑风”，批判教育界的“翻案”和“回潮”，批判科技界的“投降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更是制造了一个公式，即“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妄图重新打倒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老干部。
在这一轮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一些坚决执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的部门领导人被撤职，重新受到批判。万里、胡耀邦、胡乔木等被罢官和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被逼作检查并每日遭到残酷批斗，4月12日于“追查”会上被斗争迫害致死。
经过全面整顿后刚刚出现的一线曙光，瞬间为狂卷而来的漫天愁云所淹没。经历了近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迷雾，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