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5日，父母亲出发，再下赣南。
此次南行，与上次有所不同。上次去的地方，父亲是第一次去，特别是井冈山，是他久已向往却一直没有机会参观的革命圣地。而此次要去的地方，则是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在那里，他曾经工作过，曾经战斗过，曾经经历了他生活上、特别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际遇。在那里，他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四十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四十年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又因这个“毛派头子”而得以复出。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吗？父亲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反复重复着，而每次的重复，既有相同，又是那样的截然不同。
中办指示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所以这次出行，省里派了两辆车。一辆伏尔加，由省里派的警卫陪同邓夫妇坐，另一辆吉普车，给黄干事坐。两辆汽车相跟着一路南下。中午在吉安吃了午饭后，再往南行，入夜方才抵达赣州。
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父母亲受到了地方党和军分区干部的热情招待。6日，他们离开赣州，驱车兴国。
兴国县地方和军分区的领导十分热情地安排接待，让父母亲住在以前他们为毛主席准备的兴国招待所二号房。兴国的同志们请邓夫妇吃饭，拿出了当地最有特点的名菜。父母亲很是感动。父亲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参观是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父母亲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当年的革命旧址。在参观文昌宫革命旧址时，仔细的父亲还挑出了错误。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二十三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7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
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
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维映从上海中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父亲在瑞金任县委书记，阿金就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也常来于都。不久之后，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阿金也离开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就是从这里，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万人口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只有这于都河水，一样地滔滔不绝，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父亲几次提到他的前妻。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故地不容易，已经四十年了，才来上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
辞别于都之后，8日到达会昌。
会昌，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1932年，父亲在当时被称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的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也是在这里，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他被扣上“右倾路线”代表人物的罪名，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一起，被斗争、被免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对于他来说，在会昌，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日下午二时，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
8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四十年前，父亲从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是中共瑞金县委的第一任书记。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太让人熟悉了。
9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
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干二十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说，他还可以干二十年。这绝不是信口所说，而是发自内心的信誓旦旦之言。虽已年近七十，但父亲自觉身体很好，自觉精力很好，自觉还可以工作、还可以发挥作用。在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非常时刻，他坚信，他还可以以他全部的生命和热血报效党、国家和人民。
在故地瑞金，父亲睹物生情，兴致很高，一改几年来一向的沉默，变得很爱说话。在制糖厂的酒精车间，他向人发问：“酒精有什么用？”当人一一介绍酒精的用处时，他不无风趣地说：“还有一样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接着他又无限回味地说：“你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在延安时，坐汽车都是用酒精做燃料的。”看到厂里工人用手工包装糖果，父亲问为什么不搞机械化。陪同的人回答：“厂里人多，不搞手工操作，许多人没活干。”父亲对他们严肃地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地安排好，这样工人的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从工厂出来，父亲一行到街上参观，当地群众有人认出了他，他也很高兴。到一个商店参观时，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瑞金的农民最爱站在路边的铺子边上喝酒。晚上，瑞金地方干部汇报情况，父亲静静地听完后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我们还需要努力。”赣南老区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心里清楚，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状态的，绝不止赣南一个地方。还需要努力，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然，对不起老区的人民群众，也对不起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在瑞金盘桓了三天，父亲才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瑞金。临走前，他对瑞金的干部说：“瑞金对中国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
11日，父亲一行到达宁都。他来到黄陂公社，详细询问当地的人口、耕地面积、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及照明用电等情况。此次赣南之行的一路上，除了故地重游的回味与感慨外，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如果说，在前次井冈山之行时，他还十分慎言的话，这次赣南之行，他已经是在十分明确和认真地了解和研究问题了。他知道，他的“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政治上的复出已指日可待。如果复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了解情况。此次赣南之行，就是一次可贵的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此，一路上，他都在刻意详尽地询问和了解情况。他知道，如果要想在今后的时日里发挥作用，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在宁都，父亲顺路参观了原中共江西省委旧址。他说：“李富春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曾经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对于旧事，父亲的回忆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历史就是历史，你既不可以改变它，也不可以沉湎于它。
12日，离开宁都后，当天下午到达广昌。父亲对广昌的干部说：“多年来想来看一看。过去保卫广昌，没到过广昌。这次了了这个心愿。”
次日，在回南昌的途中，先是路过南丰，趁着休息的片刻，父亲详细地询问了这个著名的橘子之乡的生产情况。临走时，母亲买了一些南丰蜜橘，准备带给家中的孩子们。
中午到达抚州。在抚州，父亲参观了纺织、制药、开关等工厂，在开关厂，他对厂领导说：“不要长期搞军品，单一的不好，还要搞民用。”在厂里，父亲到处参观，有时还走上走下、爬高下低的，很有兴致。
晚上地区盛情请客，还上了茅台酒。父亲知道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和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一对夫妇在这里，就请地方上去找他们。王兴不在，九九一人来了。
王若飞和张鼎丞都是父亲的老战友。王若飞虽然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牺牲，但也未逃过“文革”劫难。一个在国民党监狱中坚贞不屈的英勇的共产党员，竟然被打成了“叛徒”。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也是父亲的老战友，如今也被诬为“叛徒”关在监狱里。父亲关切地问九九：“王毛毛（王兴的小名）的妈妈怎么样？”九九说：“说她是二十八个半。”“二十八个半”，是指20年代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只有二十八个半可以被称作“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这些人因此而被算作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线上”的人。父亲说：“不可能。我知道她根本不在那个学校。”他又问九九：“若飞呢？”九九说：“说他是陈独秀分子。”父亲十分肯定地说：“不是。”他回忆地解释道：“若飞与陈独秀的关系很缠绵，但没参加过陈独秀的宗派活动。他和乔年、延年关系非常好。”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是两个年轻英勇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幸相继在20年代末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又岂只是王若飞一个人为之伤心悲愤。父亲是当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当事人，也是知情人。九九又说：“他们还说王若飞在内蒙古被捕是叛徒。”父亲再一次坚定地说：“不是。薄一波受中央委托去接他，他在狱中很坚定。”那些专门整人害人的“文革”干将，心忒歹毒了，连死去的烈士也不肯放过。像王若飞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党的高级干部，为党为人民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牺牲之后还要遭受陷害诬蔑。父亲怀念这些牺牲了的革命战友，也为他们在九泉之下仍然受到恶意诬陷而深感气愤。
席间，大家七嘴八舌地交谈。刘俊秀看到九九，也想起了王若飞，就说：“都说若飞能喝酒。有一次，我喝了十六杯，比若飞喝得多。”父亲笑着说：“若飞不能喝。他是好酒。”父亲知道九九刚生了孩子，问她有什么困难。九九说江西冬天太冷，木炭是定量分配的，不够用。父亲当即对地区的领导说：“给他们弄点木炭吧！”老战友早已作古，只有用这样的方式照顾一下后人了。
15日上午，父亲离开抚州启程回南昌。九九跟抚州地区的人一起送行到抚州的边界。南昌方面已经有人来接，九九和众人才依依不舍地和两位老人分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