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时，一场不幸，在遥远的北京发生了。
1月27日，是1971年的农历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当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辞旧迎新之时，罪恶之手又伸向了不幸的人。
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朴方安安稳稳在三零一住院治疗心里就不高兴。他们总想在朴方身上做些文章，最起码也要把他赶出三零一去。前一段，他们要把朴方从三零一医院弄出来送江西，因父亲写信给中央而没有得逞。元旦一过，他们就又动手了。
对于这些阴谋企图，朴方当然不知。新年过后，医生刚刚给他照过一个片子，说脊髓半通，正在研究如何治疗。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又要降临。
1月21日，离过年也就还有一个星期了。医院的病人们都在忙着，有的接待提着大包小包前来探望的亲人，有的则收拾东西准备出院过年。这一天，吃过午饭，病人们各自回房，准备休息。朴方住的病房里，突然来了几个北大的人。他们态度严厉，生硬地对朴方说：“组织上决定让你换一个地方疗养。”对这一“通知”，朴方感到非常突然。从内心来讲，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三零一医院。但来人说得清清楚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而且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朴方面无表情地说：“同意。”接着简单地问：“什么时候走？”来人的回答则更简单：“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从人来到现在，也就不过几分钟，却要“现在就走”！朴方不再言语，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再问了。问有什么用呢？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来三零一医院时，他没带任何东西，离开三零一医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收拾。没东西可收拾，就马上走。朴方任人抬出病房，任人抬上车子，没有再说一句话。
车子从北京西郊的三零一医院出来，走了很长的时间，拐进了一个大院子。车子停下后，北大的人把朴方抬下来，再七手八脚地抬进一间屋里，了事之后一刻都不多留，赶紧走了。
这里是北京市社会救济院，坐落在京郊清河镇。那时候的北京，城市老旧，交通也不方便。清河镇，对于当时的城里人来说，可真远啊。
社会救济院里，收容的都是残废军人、军烈属，还有无依无靠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残废小孩。朴方住的，是一间很大的屋子。这个屋里，一共住着十一名残疾人。在寒冷的十冬腊月里，屋里生了两个炉子，以供取暖。这个屋里能走能行动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一位七十九岁的老头儿，他的耳朵半聋，主要帮助大家生火炉、打饭、送收尿布。另一个是一个弱智的“傻孩子”，也能够帮助不能行动的人做些事情。屋里其他不能动的病人，基本就靠这一老一少两人照顾。
朴方来到这里以后，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有。救济院给他发了一个被子、一床褥子，还发了一套黑布的棉衣棉裤。他没有衬衣，也没有衬裤，就空着心儿穿上了棉衣棉裤。同屋的人看见新来一个病友，都很热情，帮着招呼，帮着介绍情况。
那是在“文革”期间，什么社会福利，什么人道主义，统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统统受到批判。所以福利机构不能叫“福利院”，而要叫“救济院”，或是美其名曰“荣誉军人疗养院”。名为救济院，福利当然是很差的了。当时，整个社会生产低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相当艰难，更不要说社会救济院中受“救济”的残疾病人了。在救济院里，病人每人每月要付二十一元的生活费，其中八元是伙食费，其余为医疗等费用。早、晚饭吃粗粮咸菜，中午吃一顿细粮，过节才有肉吃。病人们交自己的粮食定量，也就是每月的粮票，但吃饭不限量。整个院内房屋陈旧，卫生条件就更差了。按朴方的情况，截瘫部位这么高，没有地方借力，连自己翻身都不容易。在三零一医院时，病床上有一个吊环，可以拉着自己活动。可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条件，翻身、吃饭、大小便，都十分困难，一不小心，还把大腿给磨破了一块。如果是个没病的人，破一点皮算不了什么，但一个截瘫病人，胸部以下的肢体整个萎缩了，即便是破一块皮，也很不容易长好。从三零一医院被遣送至此，生活艰难如此，朴方的心，已不是凄凉二字可以形容的了。只有一点令他略感安慰，就是这里的病友对他都很好。也难怪，“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27日，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春节，过年，本该是团圆喜庆的日子。可对于不幸的人来说，别的人家人团聚、欢度佳节的日子，也正是他们最为伤怀、最为孤寂的时候。
我们的小姑姑邓先群和姑父栗前明，从工作的天津回北京过年。初一，他们提着东西，去三零一医院看望侄儿，到了那里才被告知，朴方已被转走了。姑姑、姑父一听，心里就着急了，赶紧赶到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朴方。看朴方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棉袄，躺在这样一个拥挤简陋的地方，姑姑和姑父十分心痛。姑姑关切详细地问清了朴方的情况，看着他连一件内衣都没有，就说要给他做一套棉衣。朴方坚决不让，多一件少一件衣服，对于他现在的处境，都是毫无意义的。
姑姑和姑父回家后，立即给在江西的大哥大嫂写信，详细地向他们通报了朴方的情况。姑姑不仅为朴方的处境担心，也为大哥大嫂怎样面对这个问题而担心。她忧心忡忡地在信里写道：“究竟怎么办好呢？如果把他留在那里，能保证有个人给他洗尿布，维持他基本的生活，但他仍很困难。如果跟你们在一起，有些好处，但问题更大了。你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他才二十几岁，你们活着能照顾他，那以后怎么办呢？就是眼前，你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来照看他，你们的身体也不好，自己能料理自己的事就算好了。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靠组织好。胖子（朴方的小名）的问题是比较难的。我特别希望能把他治疗得能够自己大小便了，然后到一个小工厂做些工作就更好些。”信的最后，姑姑怕哥嫂得知这些情况后着急，特别写道：“希望你们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一定要慎重，仔细考虑出一个处理的办法来。”
记得那时，正是刚刚过完春节。我们一家人忙碌着送走回来探亲的邓楠，父母亲也开始像往常一样地去工厂上工。正在一切恢复日常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姑姑的来信。读此信后，看到灾难从天而降，朴方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原本沉浸在欢愉之中的一家人，顿时变得又悲又愁。妈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儿子落到这样悲惨的状况？她不会让儿子就这样留在北京。她只有一个愿望，要想尽办法，让儿子快快来到她的身边。姑姑信中替他们三老所想的困难，她一点儿也不考虑。她要把儿子接回来，以她的多病之躯，亲自照顾他。
在这种时候，还是父亲做主。2月3日，也就是收到姑姑信的当天，父亲就毫不犹豫，立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父亲在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猝。静候你的指示。”
从上述信中，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做父亲的殷切的爱子之心。父亲和母亲一样的坚定，即使无人帮助，即使自己已年近七十高龄，也要把儿子接回来，也要自己照顾儿子。对于已经下定了决心的父母亲来说，没有他们克服不了的困难。
他们把信交江西省革委会转送汪东兴。
信是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十分失望。江西的人让他以后不要再写信了。不要再写信了，也就是说，以后有事不能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要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啊。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儿子在北京受苦，父母亲在江西焦虑。上封信已经送走，又不让再写信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奈而又不安地等待。
南国的冬天是寒冷的。冬过去了，可春却迟迟不来。
从2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真正的南方的春雨，时而大，时而小，白天下，晚上下，一直不停地下，一天不停地下。这恼人的春雨，下得天阴地暗，下得潮气逼人，下得人心烦意乱。吃的东西一不留神就长毛儿了，柴房里的木柴湿溜溜的烧也烧不着，衣服被子潮乎乎的盖着又冷又难受，连鞋子里面都长出了长毛儿。只有一点好处，在没水的时候，我们把木盆木桶放在房檐下，接着从房上流下的雨水，一会儿一盆，一会儿一桶，用起来倒是方便。不过，用水方便总是次要的，天天下雨，下得人浑身都不自在。天气又阴又冷，到了5月，人还穿着棉衣。这雨一下就下了整整三个月。
我们盼呀盼呀，盼着雨停。好不容易，雨终于停了。也真是南方的天气，雨刚一停，一轮火红的大太阳就明明晃晃地当空高照。一下子，天地万物，顿时变干变热。寒气乍走，暑气就来。人们脱下棉衣，就穿短袖，好像从冬天一跨步就直接进入了盛夏。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喜欢阳光的，喜欢那明亮亮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们把潮湿的衣服被子搭起来晒，把木柴煤块摊开来晒，把浑身不得劲的自己也放到太阳底下晒。被雨水冲得抬不起头的小树小苗儿，这时在阳光下都精精神神地昂起了头。雪白的栀子花一下子绽开花瓣在枝头怒放，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随风飘荡。还是太阳好啊！人类永远离不开那光芒四射，耀得你睁不开眼睛的太阳。
在天天盼着雨停的同时，父母亲也在天天惦念着在北京社会救济院中的儿子。都三个月了，朴方的情况依旧那样让人挂心。中央那里也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在北京的社会救济院里，朴方逐步适应着新的环境，也开始熟悉了那里的生活。在社会救济院里的，都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最无依无靠的人，最需要有人去关心和帮助的人，也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朴方现在的处境，和这里所有的病友一样，别的病友能过的日子，他也一样能过。他努力而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磨难。但是，他没有想到，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学校中的一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有一天，北大派人来救济院，通知他，学校决定取消他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就是开除党籍。有病不能看，有家不让回，党籍也给开除了，这么大个天地之间，真的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吗？不行，我要要求治病，我要要求回家，不能就这样一个人困在这里！
一天的清晨，太阳刚刚出来，朴方就让人帮忙，坐上一个破旧的手摇轮椅，从清河救济院出来。他要进城，要去中南海，要去上访。
那是北京的5月，天气已经很热，朴方没有别的衣服，还是穿着那身厚厚的黑色的棉衣棉裤。他用手一圈一圈地摇着轮椅的摇把儿，使劲地摇，他想快一点到北京去。清河到市区的路，怎么这么长呀。一身棉衣又厚又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透了。路上有一个坡，他摇不上去，拐弯回头冲了几次也没冲上去。这个对别人来说并不算高的小坡，却成了他前进的巨大障碍。正在发愁之际，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那人看见一个残疾人困在路上，便好心地过来帮他推上坡去。这个路人帮完忙就走了，他全然不知自己帮的是一个什么人。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帮的这个忙，无异于危难之中救人一命。朴方过了小坡，继续用手摇着，坚持不懈地摇着。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当太阳高照在头顶的时候，朴方终于到了中南海西门。
朴方头上冒着汗，棉衣湿透，他望着中南海高高的红墙，望着那久违了的中南海的大西门。从小到大，曾多少次从这个门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个大门，曾经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而如今，它却变得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高不可攀。朴方摇着破旧的轮椅来到大西门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提出要求，让他治病。里面的人先是让他离开大门，到对面远远的地方等着。等了很久的时间，好不容易出来了人，却又叫他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一个院子去。朴方好不容易把轮椅摇到那里，刚进院门，就来了几个人，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车抬到一个吉普车上，关上车门，又把他送回了清河的社会救济院。
这次上访，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结果被人就这样地扔了回来。朴方躺在那里，连内心的痛苦都已经感觉不到。他人虽没死，心却已经死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已没有意义了。他面无表情，少言寡语，每天躺在床上，不停地机械地用铁丝编着纸篓。编一个纸篓的帮儿，可以挣三分钱，一个底儿，可以挣一分钱。就这样，朴方一个月可以挣三五元钱。用这点儿钱，可以买点儿烟抽，还可以买点儿酒喝。对于朴方的遭遇，救济院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平等地对他，友好地待他。在朴方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人世间最可珍贵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