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于10月7日提出“广田三原则”，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中、日在经济上、军事上“合作”，共同防共。接着，在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上，土肥原贤二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我国接受。在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的策动下，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在全国尤其是在华北、平津保等大中城市激起了强烈的愤慨，掀起了救国抗日的浪潮。
面对华北岌岌可危的局势，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不仅没有提出全国御侮抗战的方略，反而公开说道：“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此，激起了决心抗日救国的全国人民的反对，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案。当时，张学良挺身而出，打掉孙的枪，救了自己的政敌汪精卫一命。事后，当他获知孙凤鸣原本准备刺杀蒋介石，因蒋未出场改刺汪精卫之后，他不得不问个为什么？
画外音：
由此可知：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将开成个什么样子。说到对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印象，张学良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就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订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画外音：
张学良陷入“剿共”迭败、救国抗日无门的彷徨和苦闷中。在这前后，他由英文广播听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看到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深得民心，并且觉悟到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是大势所趋。他为了寻求新的抗日救国的道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秘密去上海探望因《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而入狱的杜重远先生，想听听这位东北政坛故旧的意见。对此，申伯纯作了如下的记述。
叠印《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一文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杜重远先生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画外音：
张学良赞同杜重远先生的政治见解，遂在上海又约见了与苏联有关系的部属李杜将军。“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为此，他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共产党的关系。”“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恰在这时，北平爆发了以救国抗日为宗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他电令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请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来西安见他。
地点沈阳采访当年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宋黎。
宋黎：“我受党组织的委派赶到西安，见到了我们的校长张学良，我向他介绍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经过、目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我们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我记得那天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张将军听后感动极了，他告诉我们，他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从他手中收回。经过几次交谈，张将军决定留我在他的身边当秘书。”
画外音：
张学良回到西安之后，令他更为惊喜的是，先于他到达西安的高崇民已经为他沟通了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关系。
地点北京采访高崇民之子高存信。
高存信：“我父亲在上海与阎宝航、胡愈之等先于张将军探视了坐牢的杜重远先生。为推动张将军在西北实现联合抗日的方针，大家议定由杜重远先生写一封亲笔信，由我父亲去西安当面交给张将军。我父亲到了西安，张将军去南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去了，由杜斌丞先生引荐拜识了杨虎城将军，初步交换了联合抗日的设想，并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认同。不久，张将军回到了西安，并授权我父亲进一步与杨虎城联系，解除误会，团结抗日。对此，我父亲在专著《西安事变杂谈》中作了如下记述：‘高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习气。’几经交谈，遂完成了张将军交给的任务。自然，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秘密联合也就形成了。”
地点北京采访杨虎城之子杨丞民。
杨丞民：“我父亲早年就在西北参加反清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我父亲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军作战；接着又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后在驻军榆林期间，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大革命失败之后，我父亲流亡日本，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得到了党中央批准。遗憾的是，我父亲因提前回国，没有接到入党通知，遂又自动脱党。他在任陕西省主席期间，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秘书长。也就是在我父亲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时候，南汉宸奉党的指示派申伯纯来到南京，向我父亲转告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接着，毛主席又派汪锋同志来到西安，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因此，当高崇民受张学良将军之托来我家，与我父亲商谈救亡抗日方针大计时，自然是一谈就成了。”
画外音：
也就是在张、杨二位将军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不久，张学良又于1936年1月中旬突然接到王以哲将军从洛川发来的密电：“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着飞机飞到了洛川。请看申伯纯写的如下这段回忆：
叠印《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一文有关的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高向张学良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对高说：“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以后，张学良、王以哲又和高福源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二天就赶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地点北京采访当年红军机要员、总参三部负责人戴镜元。
戴镜元：“1月16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当时，党中央正在准备东征，遂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王以哲。我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同志一起去洛川。大约在2月10日左右，李克农同志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要作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会谈要按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我们于2月25日赶到洛川，由于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因此第一次洛川会谈是与王以哲将军谈的。经过两三天的会谈，我们达成了五条联合抗日的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4日，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驻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吃过午饭，于下午3时开始会谈。最后，经过坦率的交谈甚至是争论，最后达成了如下口头协议。
叠印有关文件，同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画外音：
张学良回到西安之后，很快收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写给他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由此，他全面地了解了中共对抗日救亡的政治立场，加强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信心。
叠印《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画外音：
与此同时，张学良又接到李杜将军自上海发来的密电：要找的“朋友”找到了。李杜将军帮张学良将军找到的所谓“朋友”即中共党员刘鼎同志。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刘鼎见到张学良之后，痛陈救国抗日大计。最后，他又说道：“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功。”张学良听后深有感触地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好多话要和你说，慢慢地说。”
叠印刘鼎生前写的有关历史资料与图片。
画外音：
与此同时，李克农于3月16日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报告了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谈的结果。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同时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周恩来、李克农的行期和联络地点，并提出如下五个会商问题：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画外音：
张学良收到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文之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请看事后他写的这段话。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全余之心意……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画外音：
张学良于4月8日偕刘鼎飞洛川，因大雨雪电台失去联系，会谈推迟一日。4月9日下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等自洛川飞肤施迎候周恩来一行。由此，不仅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位伟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相见，同时二人还谈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肤施会谈”。
叠印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的照片，推满屏幕。
定格。
剧本第七集联共抗日
画外音：
1936年4月9日的初夜是漆黑漆黑的。但是，古称肤施今叫延安城里的一座教堂中的灯光，却是那样的柔和、明亮。雪雨后初春的气温还是很冷很冷的，然而这座教堂里却是那样暖融融的。这是因为张学良将军就要迎接贵客周恩来的到来，他们二人即将在这座教堂里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肤施会谈”。
地点北京采访参加“肤施会谈”的原机要人员戴镜元。
戴镜元：“4月7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的时候，天就阴着，8日到达约定的川口附近，先是下大雪，后是下大雨。我们随身带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是通过中央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上的。9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抵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二人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在川口等着。”
画外音：
张学良站在教堂门口迎候周恩来、李克农的到来。周恩来一见张学良就说：“我是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一听感到很奇怪，遂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爽快地答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这样说来，我和你同师。”就这样，周恩来和张学良既是半个东北同乡，又是一师之徒。自然，晚上会谈的气氛是错不了的。出于保密的原因，参与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五人。说到刘鼎得以参加此次会谈，还是张学良向周恩来请求的。他问周：“从上海来了个共产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同意请来。据刘鼎生前回忆，他是在床上被叫起来的，因此他不知道会谈的准确时间。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我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他最拿手的是演坤角，演得确实好。但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
记者：“你和周恩来见面时印象如何？”
张学良：“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画外音：
说到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的具体情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五位当事人均未敞开心扉，向世人述说当夜会谈的真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从权威著作《西安事变简史》、张学良在软禁中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周恩来于肤施会谈第二天，即4月10日写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文《与张学良谈判情况》等三份史料中看出来。
叠印《西安事变简史》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