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非人的“管束”生活，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患难与共，很快调整了心态，在如此严苛的“管束”中重新安排好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张学良将军认为“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恢复自由仍有希望，至于恢复工作——重操兵权已无可能。因此，他请求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张治中向蒋介石要求两点：“其一，只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情也不做，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其二，那位‘秘书’同居一室，又有小孩，既吵闹又生活不方便，希望分开住。他还说，请蒋夫人也从旁协助。”
张治中先生答应，保证一定转达。张治中先生就要离去了，临别时，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唯有清茗动此心。
张治中先生回到南京以后，即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并转达张学良将军的要求。“蒋听了脸露不悦之色，只嗯嗯两声，不加置达。文白先生又找宋美龄，重述张学良的话。宋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条要求现在不可能，第二条我一定力争做到。”
帝运西沉的蒋介石是绝对不给张学良将军自由的，并下手谕：非经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往见张学良！
从此，张学良将军的处境更加孤寂。但是，由于宋美龄把张学良将军要求的第二点做到了，把刘乙光调走，所以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最感痛苦的一件事，从此总算解除了。
不久，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的帮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史的研究中去了。他希望从明朝的兴衰，感悟到中华民国的衰荣；从蒙族灭汉兴元、满族入关建清的历史更迭中，猛醒到弹丸之地的日本，为什么能侵占自己的故乡东三省，大半个中国也沦为殖民地。诚如他事后对记者所说：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
但是，在特务们的“管束”和监督下，张学良将军对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默默的探索中。他有嘴不能和心爱的助手——赵四小姐谈论悟出的“心得”，有手也不能把“心得”变成文章。这种研究学问的痛苦，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蒋介石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希望张学良将军写回忆录；早已掌握实权的蒋经国亦步乃父之后，希望张学良将军撰写回忆录。对此，张学良将军犹豫了。
“写吧，把你经过的事都写下来，留给后人去评说这桩桩历史公案。”赵四小姐对业已暂停明史研究的张学良将军建议着。
是啊！张学良将军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何等的需要记录下来传于后世啊！就说西安事变吧，还有多少谜案留给后人去推断、去猜疑？况且，欧美的政治家退休后，大都亲自写下一卷又一卷的回忆录。张学良将军望着赵一荻那企盼的目光，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将军决定写回忆录了。他拟订了大纲，并确定了写回忆录的原则：“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可是，当张学良将军拿起笔来后又退缩了，怎样写？能不能写？写后会引来什么后果……这一个个问号又在他的眼前出现。最后，他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掷，决定不写回忆录了。
事后，就世人关心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对友好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最近，张学良将军赴美省亲，终于道破了天机：蒋总统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而越是伟大的人物，就越是需要心灵的平衡。张学良将军放弃了研究明史，掷笔罢写回忆录，靠什么填补他那猝然显现出的心灵空白呢？或许是他从昔日被幽禁的古刹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许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和青年基督教会有着密切的来往，更可能的是宅邸附近的教堂里的钟声，潜移默化地惊醒了他的心灵，他毅然决定和赵四小姐一起研读《圣经》，从《圣经》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平衡。诚如他对记者所说：
“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张学良将军依然保留着军人的性格，说干就干，遂天天和赵四小姐研读《圣经》，一块讨论教义，很快，上帝便主宰了他们二人的心灵。为了彻悟《圣经》中那深邃的玄妙之理，他又成了“美国一家学院——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周联华牧师是我的老师。”
朝鲜停战以后，台湾在美国第六舰队的保护下，相对地安定下来。半路“出家”——皈依基督的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张学良将军已经成了上帝的仆从，失去了威胁蒋家天下的潜在能力，遂决定一九五九年张学良将军诞辰之际，正式下令解除“严加管束”。嗟乎悲哉！屈指算来，张学良已经被关押了二十二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所定的十年刑期，法律安在？
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害怕后人“信笔改史”，诋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写一份忏悔性的回忆录。他当面对张学良将军说：
“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应变的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报告总统，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不愉快的一段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
张学良将军很快写好了回忆录，并转给了蒋介石。但是，不久在台湾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谣、污蔑、中伤是情报机关惯用的手法，他们虽然篡改了张学良的《自述》，但瞒不过历史见证人。当张学思由于对乃兄的思念与此文的披露，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时，周恩来也潸然泪下。周恩来总理做了如下的结论：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严加管束”虽说解除了，但相依为命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半隐居的生活中，他们之间相互依恋的情感愈发浓烈，最后，竟然想在暮年完成他们相爱的最高形式——结婚！
自从赵四小姐在香港舍离幼子赴湘西相夫共囚以来，屈指一算已有二十六个寒暑。他们“淡然过着悠长而单调的日子，但两人恩爱异常，原本有无形式上的结婚都无关紧要”。如果从他们幽居北陵算起，业已同居整整三十五个春秋。补办结婚手续的目的，除了要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夫妻的目的外，亦表明暮年的张学良将军对心爱的“小妹”的爱情升华。对此，赵四小姐是完全赞同的。
自然，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还有宗教信仰的原因。这时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已从对基督教义发生兴趣，转而就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了。他通过黄仁霖转告宋美龄：准备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
宋美龄自幼受洗入教，是一位笃信无二的基督教徒。她不会忘记自己和蒋介石结婚受到的教规限制，以及蒋介石借机和元配毛氏离异、把如夫人陈洁如打发到美国留学、把侧室姚怡诚留在姑苏看管可爱的“纬儿”的往事。因此，她严肃地对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说：
“依你现在的情形，是不够洗礼的，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是不可以的。”
这条教规，意味着张学良将军必须和元配夫人于凤至离婚。
于凤至夫人自湘西告别张学良将军以后，转赴美国根治顽疾癌症。手术后留在美国，卜居于距旧金山四十里的小镇“多树城”。与女儿张娴英、女婿陶鹏飞博士共住一起。这些年来，她经常遣派女婿赴台，探视久违的亲人张学良将军。应当说他们是身隔重洋、心在一起的恩爱夫妻。时下，为了宗教的缘由必须离异，这给患过癌症且又临近古稀之年的于凤至将会带来何等的影响呢，慢说是张学良将军，就是曾和于凤至朝夕伴夫的赵四小姐也于心不忍。
但是，于凤至获悉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欲要结婚以后，再次表现出“大姐”的豁达和大度。她“对于三十年来一直陪伴在‘少帅’身边与之共患难的赵四小姐颇为敬佩，且为其坚贞的爱情所感动。她曾表示：‘只要能帮助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代做。’因此，张学良提出上述要求后，她慨然应允，使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得以在台北顺利结婚。”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位美籍人士家中举行婚礼。仪式简单隆重，除了证婚的美籍牧师外，还有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及王新衡、何世礼等十二位友人观礼。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以后，安住在台北市复兴岗新宅。这是一栋不起眼的平房，“爬满了绿藤、围满了绿阴的房子”。平时，他除了访友、研读《圣经》外，最喜欢做的事情有两件：
其一是“上馆子”。据说，凡是台北有像样的饭店开张，张学良夫妇必定率先光顾。
其二是养兰花。有消息说，过去每当岁末年初，兰花盛开的季节，台北市区近郊的兰园常有位“赵老先生”乘坐一辆白色轿车，带领三男一女前往赏花。对此，有人做了如下记述：
这位“赵老先生”身材高大，有时着灰黑色西装，有时穿藏青色长褂，满头灰发，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精神健硕，穿着红色软质平底布鞋，步履轻捷，从他不凡的气宇与健貌中，略可见年轻时候的俊朗。
时间久了，兰界人士才渐渐知道，这位“赵老先生”就是半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而每次总是留在车厢中的女士，虽人已中年，风韵犹存，高雅的容颜中依稀可见昔日的风华，她便是“张少帅”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其余紧紧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三位男士，一位是司机，两位是安全人员……
张学良在家中养了二百多盆兰花。过去逢星期假日，在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所、重庆南路民众活动中心，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踪迹，若逢“国兰”单位举办兰展，他更是每展必到。
对此，张学良将军曾对名记者于衡先生说过下边这些话，并经于衡先生整理，刊登在台北《联合报》上：
谈到养兰，他说：“我家里有兰花两百多盆，养兰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和这一方面的专家请教。”
张学良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以后，随着“管束”的解除，他们也可以颐享人世间的天伦之乐了。这时，他们的爱情结晶——闾琳在美国已长大成人，并与粤系名将陈济棠的侄女陈淑贞结婚，生有二子。为了探望孙子，赵四小姐曾获得“特许”前往美国探亲，但每次都不会超过三天，可见她对张学良将军的一往情深。同时，闾琳和夫人陈淑贞也很孝顺，“每隔一段时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定千里迢迢地自美返台，探视张学良夫妇。张学良很疼爱他的孙子，即使老友来访，谈兴正浓时，只要一看见孙子出来，他可以立即终止谈话，去跟他的孙子玩耍，甚至趴在地上，让他的小孙子当马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竟有如此童真，实不多见”。
虽说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早已皈依基督，似已跳出三界外，但他们依然关注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化，对他所经历的重大的政治事件耿耿在心，永志不忘。并从以往的历史中悟出更为深刻的人生。最近他在美国的公开谈话录，即是明证。就是在台湾过半隐居的生活时，他对记者也如是说：“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纸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张学良将军说，“可惜的是《联合报》的字太小，内人为我读报时，感到十分吃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改进？”他说：“我一直对报界人士敬重，那是因为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稍后，看到《大公报》张季鸾先生写的一篇有关‘九·一八’的社评，文中有血有泪，有些文句，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中，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张学良将军蜗居台北，对故人故土真是“靡日不思。”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在马安澜的陪同下，偕夫人去金门参观，用望远镜眺望了厦门。马安澜有意地问：
“怎么样？”
金门是台湾所谓防卫前沿，此行及问语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张学良将军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此地风景很好！”
但是，当张学良夫妇由金门返回台岛以后，他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却引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晚年的思乡诗句：“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足见张学良将军对故园之思是何等的深切。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在人生之海里泛舟，并非都是幸福和欢笑。突然，赵四小姐得了肺癌，住进了医院。这对已进入“无所求”之年的张学良将军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为了祝福爱妻战胜癌症，每天为之祈祷。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是“上帝”真的赐福于忠诚的奴仆？赵四小姐真的战胜了癌症，重新又回到了张学良将军的身旁。还有一次，张学良将军猝然高热，经久不退，旋即住进医院，经诊断是重感冒。对于赵一荻此时此刻的心情，于衡先生做了如下记述：
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夫人赵一荻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其间有两个晚上，赵一荻就睡在病房中的沙发上，直到第三天凌晨张学良的高烧退下去，她才在晚上回家去睡。
……
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的生活中，还有两大乐趣鲜为人知：
其一，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抬杠，并在抬杠中寻求一种不谐和的人生情趣。对此，他曾经对东北大学前校长冯庸老友说：“我们俩人常抬杠，五十年前如此，前几年仍然如此。”最近，在他九十华诞的宴席上，他仍以“抬杠”答之好奇的记者，且说罢哈哈大笑，足见得他们二人于“抬杠”中领略到了多少人生之乐趣。
其二，会友。有关这一人生乐趣的详情，请看下一节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