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做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做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辞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做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赖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做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做不必要之牺牲；不日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日最少我投身做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鹧淡凄怆。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至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做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
……
正当端纳踏上西去之路的时候，蒋介石惶恐不安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他已完全感到了张学良并无加害于他之心。但由于被囚消息闭塞，他错误地判断西安事变为张学良一人所为，杨虎城未介入其事。因此，他认为自己住在隶属杨虎城管辖的新城大楼是安全的。即使是邵力子前来劝他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他依然严词拒绝说：
“我绝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绝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
转眼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越发地觉得张学良陷入了“捉曹容易放曹难”的困境，遂越加摆起了领袖的架子，他向看守的宋文梅营长要来了笔墨，补写了如下这段日记：
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凛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是日下午，端纳自洛阳乘机抵达西安，和久违的老朋友张学良相见过后，便进入了正式会谈。他站在英美诸国立场上，自然是反对何应钦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他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蒋抗日以后，他更是愿意从中斡旋，早日以和平的方式了结这猝发的事变。
是日夜，端纳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来到新城大楼。蒋介石一见端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真被这位异国顾问的所谓真挚友谊感动了，他忘记了摔伤的腰疼，蓦地站起，踉跄向前，长时间地拥抱着端纳，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竟然无声地从眼眶中溢了出来……这不同寻常的相见结束以后，端纳又取出一封密封的信，用汉语说：“给你，这是夫人的信。”
蒋介石似乎惊喜过望，愣了一下，未敢伸手去接。但是，当他看见信封上那十分熟悉的笔迹之后，情不由己地一把夺过信，迅速拆阅起来。信的大意如下：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蒋介石读罢信，慨然地长叹了一声，一种很少体察到的人情滋味扑入心头，令他久久品味不已。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首次感到了什么是夫妻之情。短暂的沉吟后，他复又把目光盯在了来信的最后一句话上：“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霎时，留在南京的军政要员的形象又在脑海屏幕上闪现，当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何应钦一动不动地定在眼前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了时局的危艰，也猜想到了宋美龄难处的地位。因此，他有些伤感地问：“夫人的身体好吗？”
“很好！”端纳轻声地答说。
蒋介石微微地摇了摇头，算是一种理智的否定，旋即便皱起了眉头。
端纳很是理解蒋介石此时此景的矛盾心理，稍许沉默片时，主动地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西安和张汉卿将军见面谈话以后，可以向蒋先生告慰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全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的主张。蒋先生如能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国家的命运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都取决于蒋先生自己。”
蒋介石听完端纳这一席长谈，知道了杨虎城也是这次事变的主谋人，伤痛之心犹如扎了一刀，倍加愤恨。但是，他又从端纳的话中了解到张、杨兵变的真意，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遂又生出了一种不幸中之大幸的特殊心理。加之又看见了友人端纳，阅读了宋美龄的来信，态度有了转变，也露出了笑容。当张学良再次提出迁居之事以后，他欣然同意搬进玄风桥高桂滋的公馆去住。这时，他尽管已经知道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为了表示领袖的所谓气节、风范，仍旧提笔给宋美龄写下了这份有名的遗嘱：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端纳久居中国，广交军阀政客，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份所谓遗嘱的真意，遂交由黄仁霖转呈宋美龄。而自己这一夜也陪着蒋介石住在高桂滋的公馆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和在西安与张、杨面谈的情况。端纳原拟十六日飞南京，因气候关系，不能起飞，在电话上和宋美龄交谈之后，宋请端纳当天再飞西安。端纳十六日下午又飞到西安，首先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大意说：因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为了蒋的安全，让蒋先对南京方面下手令停止战争。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然后端纳第二次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宋美龄请蒋下手令停战的要求，蒋答应考虑。
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的信，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戏中戏”，固然表示恐惧，恐惧战争一起危及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张、杨原来同意停战，在于从容讨论问题，蒋介石却只肯停战三天，不肯让步，结果照蒋介石意见写了上面的信。蒋介石并且要求将这一封信由蒋鼎文送往南京。张、杨为顾全大局，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十二月十七日午，蒋鼎文带了蒋介石致何应钦和宋美龄各一封信，乘飞机离西安，当晚宿洛阳，十八日上午抵南京。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信蒋介石的手谕会延缓南京的军事进攻，但是如何才能完美地了结久悬未决的西安事变呢？张、杨二人依然拿不出“补天”的方案来，他们的脸上渐渐地又生起了一层愁雾。这时的静寂比枪炮声还刺激英雄的心！张、杨二位相对无言，陷入了沉默之中。不久，他们二人的心又想到了一起，似乎都在焦急地自问：
“陕北的红军代表何时到达西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