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以后，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赶往肤施（即延安）和张学良进行深入的会谈。由于变“抗日反蒋”路线为“联蒋抗日”事关重大，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尚适用。”对此，周恩来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抱着继续听取张学良意见的态度去肤施参加会谈。
周恩来应邀参加肤施会谈，多少有点出张学良的所料，因而他当时的思想是矛盾的。对此，他多年之后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之，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猝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以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事关国家、民族兴亡大业，双方十分重视。有关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的准备工作，当事人做了如下记述：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
张学良久闻周恩来是出了名的美髯公，加之事前刘鼎对周恩来的形象、风度所做的介绍，因此那天初夜在天主教堂门口一见周恩来的面，就主动地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
“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传奇故事、生活中的风流韵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但没有机缘面识。今天初次相见，就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了张学良一番，风趣地说：
“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矢口否认，“谁人不晓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他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一下就喜欢上了张学良的性格，他不无感慨地说：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张学良听后怔然，禁不住地问：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
“张将军有所不知，”周恩来深情地解说，“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的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啊！”张学良分外高兴，“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算得上半个老乡了！”
王以哲一看周、张二人相见时的愉悦情景，也禁不住地凑趣说：
“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王以哲的趣谈引来一阵阵朗朗笑声。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但没有随着笑，而且还十分认真地说：
“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
在场的人听后顿感惊诧，就是周恩来一时也不免疑惑。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接着，张学良讲起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劝他戒毒，事后拜张伯苓先生为师的往事后，又笑着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不敢……”周恩来匆忙拱抱起双手，非常高兴地说，“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好！”张学良肃然转身，指着天主教堂的大门，“周先生，请！”
……
二十四
肤施会谈开始了，双方参加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史有所记，摘录如下：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在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听了周的这样明确的分析以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随即表示他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接着张又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做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攻，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他们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1）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2）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3）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4）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5）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6）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7）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8）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做了竟夜的长谈。张学良以爽朗的态度和沸腾的热情向周恩来同志披露肝胆，掬诚求教。周恩来同志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圆满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因此，这次会谈不仅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出乎原来意料的收获。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吃过夜餐后，十日晨四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
……
肤施会谈圆满地结束了，张学良紧紧抓住就要离去的周恩来的双手，激动地说：
“周先生，今晚商定的协议，东北军一定严格遵守！”
周恩来用力握住张学良的双手，语调坚定地说：
“请张将军放心，共产党、红军方面，绝不毁约。”
张学良放心地点了点头。他蓦地转身一挥右手，大呼一声：“来人！”两名随侍手捧重礼走到近前。张学良拿起礼单，客气地说：
“这是我送给周先生的‘程仪’两万银元，不成敬意，请笑纳。”
周恩来自然知道“程仪”即所谓的盘缠，这是过去达官贵人相别时的一种礼节。他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且又和张学良初次相识，怎么好收这样重的“程仪”呢！因此他犹豫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学良误以为自己送的“程仪”少了，或被当成共产党人所指的那种“不干净”的钱，遂又当即郑重地声明：
“周先生，这是我个人的私款，绝不是你们骂的那种肮脏钱！”
周恩来匆忙接过礼单，稍做解释，遂又诚心诚意地说：
“谢谢张将军，这两万银元对红军来说，堪称是雪中送炭，饥中送食啊！”
张学良听罢深受感动，周恩来竟然把他送的这笔“程仪”，用做解决红军衣食之用。他转思一想，这两万银元对一万多名红军而言，实在是太少了。他当即又送上一份礼单：
“这是二十万元法币，算是我对全体红军将士的一点心意，请周先生代我转送。”
周恩来双手接过这份礼单，内心涌起一种异样的情感，迭声道谢不已。
张学良转身取来一册精装的地图，异常深情地说道：
“周先生，这是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送给红军……”
“可以更好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周恩来激动地抢先说道。
“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张学良坦诚地说。
黎明前的黑暗就要过去了，周恩来一行带着肤施会谈的丰硕成果，以及张学良将军赠送的重礼，迎着东方初露的晨曦踏上了归途。
在回瓦窑堡的路上，周恩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愉悦，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所料！真出乎所料！！”
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之后，又找刘鼎同志谈话，告之“党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你已与张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前进，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要招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周恩来又交代了具体承办的事情以后，取出一封提前写好的书信，郑重地说：
“刘鼎同志，除带去我对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外，请代我当面转交这封信。”
刘鼎双手接过书信，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坚定地说：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鼎很快回到了洛川，把周恩来的信交给张学良，并笑着说：“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乐观，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
“过誉了，过誉了。”张学良微笑着说道。
刘鼎又补充说：“大家都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张学良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另外，蔡畅、邓颖超问四小姐好，女同志们猜她是个进步女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刘鼎望着得意而笑的张学良，“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的动人哪！”
这时，张学良拆阅了周恩来的这封重要的信件：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感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