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张学良再也无法保全潘文郁的生命了。可是，当他想到潘文郁一旦被蒋孝先带往南京，必定要受酷刑，万一熬不住严刑审讯，又必然牵连更多的共产党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历经痛苦的权衡，遂决定在武昌处决潘文郁。当天，他亲自通知潘文郁：
“我保护不了你了，我不杀你，蒋介石也得杀你。”
对此，潘文郁早有准备，他望着痛苦的张学良，镇定地答说：
“副司令，你在这里处置我好了。”
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大步踉跄地走去。即日夜，他又派部属吴裕忠去看望潘文郁，问潘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还有什么话要说。潘文郁想了想，说了下边这些史有所记的话：
“请转告副司令：叫他有自信心，他是有前途的，他一定会实现他的抗日目的……我死以后，我老婆叫她赶紧回到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去。这两个孩子念到高小毕业，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做个工人农民就行了。我老婆和我感情最好，她疼爱我，不过我死了，她还年轻，叫她赶紧嫁人，生活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潘文郁是自愿牺牲的，他从容就义，死前还留下遗言给共产党，可惜没有交到。诚如一篇专著所评述的那样：“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终于成为新时期联俄联共政策之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潘文郁的工作是立下了功劳的。潘文郁战斗在国民党敌特的心脏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应当永远怀念他。”
潘文郁牺牲之后，张学良十分难过，他当即给了潘文郁的家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传说是六七千大洋之多），并送潘的老婆和孩子回乡下老家去了。翌年夏天，他对刘鼎谈及此事，仍深为内疚地说：
“杀朋友是最难过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不过，张学良从潘文郁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气节，为不久的明天，和共产党人共结抗日同盟打下了基础。
话再说回来：
一年多的“剿共”结果，红军突围西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却深入到平津、华北的腹地了！面对华北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的现实，张学良逐渐地明白了蒋介石“反共救国”的真正目的，因此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
六月的武汉骄阳似火，大有把人烤熟之势。张学良驱车赶回东湖官邸，看见赵一荻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翻阅着茶几上那一摞报纸。他操着自我嘲讽的口吻说：“看来，在我们这个家中，只有我的心是分成南北两半的啊！”
赵一荻匆忙站起，为张学良打水净面。这时，已经懂事的闾琳从内室走出来，非常天真地问：
“爸爸！妈妈说北平的家、沈阳的家，都比这个家凉快，是吗？”
“是啊，是啊……”张学良一边洗脸，一边随意地答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北平的家和沈阳的家呢？”闾琳走到张学良的身旁格外认真地问。
张学良擦了擦脸上的水和身上的汗，顺手把毛巾丢到脸盆中，他望着正在等待回答的儿子，一种异样的情感涌入心头。他蓦地俯身抱起心爱的闾琳，把自己的面颊紧紧地贴在那细嫩的脸庞上，大颗大颗的泪水滚了出来。他近似啜泣地说：“闾琳！总有那么一天，爸爸会带着你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
“不！不……”闾琳近似撒娇地，“这儿太热了，我现在就要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
张学良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只有紧紧拥抱着儿子落泪不已。这时，赵一荻倒掉了脸盆中的污水，快步走到近前，从张学良的怀抱中接过闾琳，放在地上：“快到里屋画画去吧！爸爸累了，需要休息。”
闾琳噘着小嘴向里屋走去，但他要求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话音，依然回响在张学良的耳际。赵一荻挽着张学良走到双人沙发的前面，依傍着坐在一起。她回身取来一把精致的岳阳纸扇，一面为张学良摇扇送凉，一面关切地说：“你注意到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的后果了吗？”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遂又眯上双眼，向沙发背上一靠，仰天长叹了一声。
“于学忠将军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吧？”赵一荻惆怅不安地问。
“岂止是不好过啊！”张学良从公文皮包中取出一纸电文，愤慨地说，“看吧！这是前几天委员长发给我的密电。”
赵一荻双手捧着电文细看：“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蒋中正”赵一荻放下电文，气愤地说：“汪精卫和何应钦都是出了名的亲日派，蒋委员长怎么会听从这些人的建议，免去孝侯的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准确地说，蒋委员长不是听从汪精卫和何应钦的建议，而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张学良愤慨地叹了口气，接着又把日本借口平津排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说了一遍，遂又悲痛地说：“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你同意了蒋委员长的建议了？”
“我当然不能同意！”张学良从公文包中又取出一纸公文，“这就是我给委员长回电的底稿。”
赵一荻双手捧着文稿细看：“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她放下这纸底稿，宽心地吐了口长气，说：“孝侯保住了河北省主席，你在华北就有了一块打回老家去的基地了。”
这时，谭海副官手持三份电文走进，颇有些愤愤不平的情绪，说：“副总司令！您看看这些电文吧。”
张学良接过电文一看，最上面的一份是蒋介石的秘书杨永泰发来的，电文是：“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气得把电文往茶几上一摔，自言自语地：“岂有此理！难道有鬼了不成？！……”接着，他阅看第二份电文，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签发的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命令，他愤然掷掉手中的电文，腾的一下站起身来：“真是有鬼了！”他站着又看完第三份于学忠发来的电文，大意谓：“我被免职之后，日本又向何应钦提出如下要求：一、取消河北省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张学良边看边气得双手颤抖起来，待到他阅罢这份密电以后，浑身就像是患了严重的疟疾一样筛糠不止。他一边快速踱步一边气愤地自语：“我要亲自找委员长问个究竟！……”
不久，张学良应邀飞赴成都，参加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会议。他当面询问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将军撤职一事，蒋介石竟以电线出故障，未收到张学良的电报来搪塞。这无疑刺激了张学良为将的自尊心。蒋介石望着沉默不语的张学良，故作亲热的样子说：“汉卿，孝侯一事，成命难收，你看应该改任何职合适？”
“我看就调往距华北较远的甘肃为宜！”张学良很有情绪地答道。
但是，张学良这句气话正合蒋介石之意，遂当面欣然应诺，做出了于学忠出任甘肃省主席的决定。对此，张学良并不知其寓意。蒋介石追堵突围西去的红军已近一年，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时下，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退入川康边陲。蒋介石认为此地藏汉杂居，以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加之天气变幻莫测，夹金山以北又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以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泥沼草地，红军就是长了翅膀也难以飞渡。因而他在成都设立了行辕，召集幕僚将佐汇集于锦官城，商议消灭川西红军的事宜。但是，他对此役能否战胜红军是没有把握的，万一红军突围北去，落脚点只有陕甘二省。所以，他同意了于学忠的任命。
蒋介石的成都会议做出了两项决定：一、调集薛岳和胡宗南所部十四万中央军及川军，共计二十余万，集中优势兵力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并迅速加以包围、封锁，企图将红军困死于草地；二、派亲信陈诚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接受所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的法西斯思想，以及“先安内而后攘外，要安内必先剿共”的既定的卖国政策。
张学良怀着抑郁不快的心情回到了武汉，遂又陷入了困惑与矛盾之中。一天，他刚刚走进卧室，赵一荻匆忙送上一张当天的报纸，异常愤慨地说：“杜重远先生被捕了！”
“啊？！……”张学良惊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他呆滞了片刻，慌忙又接过报纸……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以后，杜重远南下上海，和李公朴、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共同创办救亡抗日的刊物。正如他向邹韬奋所说的那样：“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是年五月四日，他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的文章，触怒了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驳得法官理屈词穷，赢得了爱国民众的称赞。但是，南京政府却悍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张学良看罢这篇抗日非法、爱国有罪的报道以后，悲愤地说了一句：“天理安在啊！”
顷刻之间，杜重远那刚直不阿、热情救国的形象化作了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动不动地耸立在张学良的面前；少顷，蒋介石高呼着“剿共”的口号从远天飞来，蓦地落在了杜重远的雕像面前，大声地斥责着。他忘情于幻景之中．情不由己地呼唤：“杜重远先生是无罪的啊！……”
“你是怎么了？”赵一荻望着有些失常的张学良，惊恐地问。
张学良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来。他面对这是非不分的现实无处去申辩，更谈不上为好友杜重远去申冤。怎么办？他只有伸出双手，重重地捶打着前额，不停地说着：
“我这是为谁而战啊！……”
“九月的一天上午，张学良独自在办公室中阅读有关红军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的情报时，副官谭海走了进来。他习惯地问：“有什么大事报告吗？”
“委员长来电，鉴于红军突围出川，要副总司令立即飞赴成都，商议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事宜，并征询副总司令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意见。”
张学良接过电文匆匆阅毕，沉吟了好一阵子，遂喟然长叹了一声。
二十二
高高的蓝天，就像是一碧如洗的大海；朵朵白云，宛似盛开的玉兰花；再体会一下金风带来的凉爽，你会禁不住地喟叹自语：
“啊！好惬意的气候，秋天到了……”
十月一日下午，古城西安的飞机场突然驶来两卡车警察，把本来就不多的旅客一下子封锁在休息室中。大家虽然有说不出的愤慨，但又很习惯于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只有那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欧洲人用英语发着牢骚：
“中国的大员就是有办法治老百姓！……”
有顷，候机室的门前驶来两辆小汽车，侍从们恭敬地打开车门，相继走出两位要人。那位身材魁伟、全身戎装的将军是杨虎城；那位身材微胖、个头矮小、身着西服的长者是邵力子，他们二人奉命赶来机场，欢迎新上任的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省蒲城县人，一八九三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领导的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时候，他参加了陕西护国军，与袁世凯作战；袁世凯亡故不久，他又参加陕西靖国军，积极反对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他率部驻陕北榆林，认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六年率部攻入西安，坚守孤城长达八个月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国共分裂以后，他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保护了许多共产党人；一九三一年任陕西省主席，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对开拓陕西做了许多好事。“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他对日本侵略者异常愤慨；长城抗战期间，他向蒋介石要求将所部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他获悉冯玉祥去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消息以后，他不仅通电声援，而且还资助枪支、弹药。但是，他一次再次的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均被蒋介石严令拒绝，遂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懑。
邵力子是位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早年和西北政坛领袖于右任相交甚笃，积极追随孙中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后来，经党中央决定退出共产党，但依然和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关系。由于他的特殊经历，遂决定了他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充任蒋介石等人的使者，奔走于诸进步的党派之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察觉到了杨虎城和自己的矛盾，认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集于杨虎城一身是危险的，遂决定免去杨虎城省政府主席之职。由谁接任为宜呢？自然是和西北军有着历史渊源的邵力子。他于一九三三年调任陕西，接替杨虎城出任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和邵力子相偕步入机场，等待着张学良的专机的到来。从他们二人那不同的表情可以知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并不真心欢迎张学良的到来，而邵力子则是无所谓的，谁来西安共事都行。有顷，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杨虎城大步迎上去，握着步下机舱的张学良的手，甚是严肃地说：
“我代表十七路军全体爱国将士，欢迎张副总司令来西安代行‘剿总’总司令职！”
张学良听后觉得是那样的刺耳，真想把紧握的双手抽回来。转瞬之间，他想到了杨虎城救亡抗日的义举，似乎又理解了这位陕西实力派领袖的用意；当他再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后，不免又想起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古训，他便更加用力地握住杨虎城的双手，十分豁达地说：“请代我转告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谁救亡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
杨虎城听后怔住了，他真的以为听错了，可是当他一看张学良那坦荡的表情，又下意识地感到在这位少帅的身上有着一种凛然的正气，使他不能再随意猜测。杨虎城毕竟是从政、从军多年的地方领袖人物，政坛上的各种演员他看多了，故又漠然地说：
“请代表我向二十万东北军将士致意，我杨某人真诚地希望和他们结为救亡抗日的朋友！”
这时，邵力子面带微笑地迎上来，用力地握住张学良的双手，近似打圆场地说：
“我看啊，首先是咱们三人结成救亡抗日的朋友，对吧？”
“对，对！哈哈……”
张学良和杨虎城自然地答对着，旋即这戒备森严的机场上空响起了三种不同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