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果断地说：“越快越好。”
端纳应邀赶到了南昌，向蒋介石介绍了张学良赴欧考察的情况。当他讲到张学良在欧洲曾有过失足的沉沦表现时，蒋介石喜不自禁地问：“他是被西方的金发女郎迷住了？还是又加重了吸毒的恶习？”
“一言难尽！”端纳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不过，他很快就迷途知返了。”
蒋介石失望地摇了摇头。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这一特殊的心理，为了打破这沉寂的气氛，她打趣地问：“这位少帅变成回头的浪子，是你的功劳，还是那位赵四小姐赐爱的奇效？”
“兼而有之！”端纳操着敬佩的口吻，“这位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她不但给失意的汉卿以爱的慰藉，而且坚定地支持汉卿下大气力戒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汉卿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汉卿要从事任何西方的娱乐活动，她便很快地学会，陪伴汉卿一起娱乐！”
“这位少帅戒毒了吗？”宋美龄问。
端纳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宋美龄有些惊讶地问。
“完全地康复如初了。”端纳答道。
这太出宋美龄所料了。在她的记忆中，大凡有吸毒嗜好的人，是难以在意志消沉的时期戒毒的；一旦步入西方的花花世界，就一定会在吞云吐雾中毁掉自己。然而这位嗜毒成性的少帅，竟然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戒毒获得成功，并康复如初，这需要付出何等的精神代价啊！她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叹了口气。
“汉卿的思想有何变化吗？”蒋介石怅然不已，小声地询问。
“他的思想嘛，和他的身体一样，判若两人喽！”端纳望着猝然蹙眉的蒋介石，忙又笑着解释，“请放心，他变得越来越和委员长的思想接近了。”
“果真如此？”蒋介石惊愕地问。
端纳坦然地笑了。
“我谢谢你！”蒋介石一步跨到端纳的面前，紧紧握住这位匆忙起身的老者的双手，充满着感激之情地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生，怎么样？做我的顾问吧！”
端纳十分喜欢宋美龄，因为她坚定地走英美路线，和自己肩负的战略使命是吻合的；端纳不喜欢蒋介石，因为这位委员长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承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一切谋略和手段，这和他的思想体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是，作为一名战略谍报人员，他清楚应遵循的好恶标准：放弃个人的情趣爱好，把对手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清楚宋美龄的能量，靠她一人单枪匹马相伴这位新军阀，是难以改变其立场的；假如再加上他这一份力量，蒋介石在对日、对英美的态度方面或许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是愿意充任蒋介石的顾问的。但是，他又十分懂得中国人最讲的一个“义”字，在这当口，是不能做出对不起张学良的事来的。他极其聪明地说：“如果汉卿真心听命于委员长，我是愿意留在委员长和夫人身边的。”
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以及流亡在沪的东北的社会贤达，均不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明确提出要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此，张学良回答说：
“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绝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张学良除去坚定地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外，也曾表示坚决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他曾一度主张“剿共”。请看他回国后讲过的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当然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二十万东北军能行吗？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把握，何况国内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人民大力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要求中国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敌。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做中国的领袖，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唯有拥护委员长，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国家达到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外抗战，才能达到收复东北，挽救国家危亡，进而复兴国家之目的。”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有着自己的经验的，他不仅笃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俗话，而且他还要通过各种手段考查其思想和品行。越是受到重用的经国干才，越是要亲自谈话、验证，他望着精神焕发、身体强健的张学良，直觉反应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也有如此大的变化该有多好啊！”他亲切而又随便地问：
“汉卿！听说你到了英国，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民主！”接着，张学良说他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那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好处。”
蒋介石听后为之一惊，待张学良的情绪平静以后，又不露声色地问：“英国的民主政治固然好，可在我们中国能行得通吗？”
“绝对行不通！”
“为什么呢？”
“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英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一代开明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是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说得在理，说下去，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有些难以控制自己了，喜不自禁地说。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使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就说国家的建设吧，要想迎头赶上去，亦只有此路可通。”
“好，好！再说得明确一点。”
“我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共产主义这条路线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我赞成委员长的意见，因为你考察过苏联。那么，剩下的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了。换言之，我们只能仿效德国、意大利的治国之路，方能迅速地复兴中国。”
蒋介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而且还看得出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赞成墨索里尼的这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旋即，张学良又介绍了德国、意大利的资本家不许工人罢工、彻底执行法令等等。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中国如果采取这样坚定的做法，一定会很快复兴！”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放声地大笑起来，他望着愕然的张学良，满意地说：
“汉卿！你说得句句在理，但时下行不通，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蒋介石圆满地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考试，接下来又以商量的口吻征询张学良对工作的安排。对此，张学良事后回忆：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的请求呢？因为尚有二十余万东北军驻扎华北，而且不听从他蒋某人的调遣。他当即宣布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实是一石二鸟之效，一、防止东北军因急切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被力主抗日的实力派拉过去，重演新的“福建事变”；二、借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之职，把东北军自华北南调，在所谓“剿共”的战场上逐渐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对此，张学良不仅没有觉察蒋介石所包藏的祸心，而且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带兵是不食前言。所以，他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任命，遂走马上任，驻节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