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死于车祸。
小红她那美丽的面庞到了最后一刻被弄得惨不忍睹，据说在追悼会之前曾十二分地为难了整容师。
那汽车不仅撞倒了小红，而且用轮子压向她的头部。一个柔弱女子的脑袋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与重型汽车的前轮相抗衡的，小红就只好死于非命。
小红像无数死于车祸的人们一样，死了也就死了。那置她于死地的司机据说是一个比她还要年轻的男孩，技术不行，而且疲劳驾驶。他的驾驶技术太差和在没睡醒的情况下行车成了小红直接的死因。小红本和他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死得实在是冤枉。那小司机也许吓出了一头虚汗，也许并不十分在意，反正他也并没有因为轧死小红而去坐牢，据说是他爸花了钱的缘故。问题在于即使他坐了牢小红也并不能复活，所以小红的亲人也就并没有十二分地坚持要那小司机去坐牢，况小司机的爸爸十分有钱，并且十分会“来事”。
倒是小红的丈夫痛苦得死去活来。这个名叫志坤的小伙子不仅在小红遇难之后抚尸痛哭，捶胸顿足，恨不能陪他心爱的妻一起走进焚尸炉，而且在小红火化之后半年时间里神情恍惚，动辄下泪。对丧妻做出如此这般反应的年轻丈夫如今已经不多见。故而他就感动了小红的母亲也感动了小红同父异母的妹妹小丹。后来小红的妈妈就决定让小丹续嫁给志坤。据说志坤是因为有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容貌酷似小红而且善解人意的新娘子才逐渐地走出了恍惚，这个过程竟然还长达两年。可见志坤与小红感情之深之真。
第一次见到小红的时候我才七岁多。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对自己七、八岁时所经历的事情能记起的已经不多了，但我对小红第一次的印象却是历经岁月的磨蚀而不灭。也许岁月会对某些细枝末节做一点儿修改，但大的方面却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跟妈妈来到她的姥爷我的“老姥爷”家，我经常会钻到他们家的“楼上”。所谓的“楼”，是指“老姥爷”家宅院最深处的大瓦房的半空中所隔的一层木板。木板上面是堆放杂物的，也可以称作阁楼，大房正门侧后有一梯子可供我上下之用。这个虽显低矮但面积却很大的阁楼对于七岁半的我来讲，也就算得是一个新奇的小世界。那时候我家作为三门峡库区移民，因为经历了往返陕西、宁夏的大迁徙，已经弄得家徒四壁，仅“老姥爷”家阁楼上堆积的杂物就已经让我觉得他们家很富有。起先，我对“楼上”的一切都感兴趣，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将旧衣物旧棉絮拍打一下弄得灰尘飞舞、呛得自己直咳嗽，翻进高大的木板粮囤里脱成光屁股而且将干瘦的屁股蛋儿拍得“吧叽吧叽”表现出一种幼稚的潇洒和潇洒的幼稚。后来我对“楼上”的兴趣就都集中到了两个油漆早己斑驳脱落的木箱子里了，因为这两个木头箱子里全是书。我妈的姥爷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我那位很老很老的“老姥爷”在他的盛年里不是举人至少也是秀才。那木箱子里的书自然是没有多少能让我看得懂。但也许是命里注定将来长大了也要舞文弄墨的缘故吧，幼时的我就对书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像我六七岁时就会下象棋而且可以和大人们较量一番那样，在啃书本这件事上我也有良好的天分。翻检那书箱的结果，是我终于找出了几本深浅程度大致如《水浒》、《西游记》一类古典白话小说之类的书，虽然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需要跳过去，但逐渐就读得津津有味了。那里面有“三言”“二拍”之类，有些章节也能把我这样的七岁男童看得心惊肉跳，甚至有时也能让我那一寸长的小鸡鸡变得硬梆梆的，大脑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春，春哎——”我妈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会儿看不见我她就会到处找，并且扯着嗓子叫。有时候我在“楼上”借着房顶的一块玻璃“明瓦”透进来的亮光看书看得正入迷，我妈大声叫我也不吭声，常常把我妈急得出一头汗。
“春，春哎——”这一天我也正看到要紧处，妈又在院子里扯开嗓门吼我，“春，春哎，你看谁回来！”妈的声音很兴奋。妈妈兴奋的声调对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如此的声调有时就伴随着好吃的、好玩的、让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曾经久久企盼的。
“哎——”我在“楼上”赶忙答应。
“你在哪？”
“我在‘楼上’！”
“你快下来！”
“下来做啥？”
“你二老舅回来啦！”
“我来啦！”
刹那间，“老姥爷”家的阁楼上和院子里充斥了我们母子的高叫声。
我急忙从“楼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弄了满身满脸的黑灰，像舞台上的花花脸尉迟敬德。
“叫，叫你老舅。这是你二老妗子。”我妈一手扯过我的胳膊，一手就急着给我擦脸上的黑灰，一边还向我介绍站在我面前的一对衣着整洁的人。
我的“老舅”就是我妈的舅父，按照别的地方的叫法，也就是我的“舅爷”。这位我的二老舅以及他的妻子我的二老妗子都是在外头工作的人，平常不在家。我打量了一下他们，发现被我叫做“老”什么“老”什么的这俩人都不“老”，二老舅顶多比我妈也就大上个三五岁，二老妗子跟我妈的年岁也差不多。二老舅是我外祖母同父异母的弟弟，确也比我妈大不了多少。他清瘦，高挑个儿，戴一副白色镜框的近视眼镜，衣服是一种干净的颜色（白的？灰的？浅蓝的？我都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很干净很干净，而且比较浅，比较亮）。我那位二老妗子也正经显得年轻漂亮，脸是鹅蛋形的，白净，柔嫩，眼睛特别特别大，双眼皮，眼珠子乌黑。或者换一种说法，她漂亮得让我都不敢正眼看她（这是一种小小男人的感觉，我后来长大了回想起这种感觉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小就挺流氓）。
“咋弄得这么脏？”二老妗子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无地自容。七岁半的小男子汉已经懂得什么叫做自尊了。我当时差点儿就要仇恨这个不过因为自己漂亮一些干净一些就自以为是的女人了，幸好她及时地给了我必要的亲昵并且亲手给我把脸上手上的污垢洗干净，从而奠定了我对她一辈子的好印象的基础。
“长高了一截子。”二老舅评价我说。我以为他的话比二老妗子的话要让人好接受一些，因而他也就比二老妗子高明一些。
“这是小红。”妈介绍说。
我这才注意到二老舅、二老妗子身后不远处厦房的檐台上面，还站着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子。这小女孩三四岁的样子，像二老妗子一样的大眼睛、双眼皮，像二老舅一样的鼻梁笔挺、眉清目秀。这是当时他们唯一的孩子。说实话，对于只有七岁的我来说，见到如此漂亮的小女孩还是第一次！她脑后的两根小辫让二老妗子给扎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看，还装饰了一对红绸子的蝴蝶结，衣服也得体美丽，但不艳乍。这样的小女孩在农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当时仅有七岁半的小男子汉春（也就是我）的小眼睛绝对是闪了一次光，原因就是他看到了漂亮的小女孩小红。第一次看见小红的深刻印象也许要伴随春（也就是我）的记忆一辈子。这也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情。
其实，我在见到小红这位漂亮的小女孩之前，也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六岁的我在黄河北岸、毛乌素沙漠西部边缘宁夏自治区陶乐县那个荒芜的地方读小学一年级时，就有两个三年级的大姐姐把我诱哄到屋里，关上门，让我和她们一起玩一种很原始也很刺激的游戏。那时候我就象征性地当了一回男人，而且当得有几分流氓样。两位姐姐先是夸奖我的那东西大，好玩，然后在她们玩腻了的时候又毫不客气地开除了我。我不知道离开我以后她们还会怎样玩，因此很有几分遗憾和不满。特别是当我从那间玩游戏的房间里出来时，有一个邻居的老女人很恶毒地看了我一眼，并且说：“人家不要你了！”朝我很轻蔑地嗤了一下鼻子，让我觉得很屈辱。
“甭看你比她大，你把她叫姨呢。”我妈说。
小红是我的一个小姨姨。这件事情也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小红的爸爸，我的二老舅名叫魏作臣，他上过战场，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实际上是一介书生，他是部队的文职人员，并没有亲手和美国鬼子枪对枪刀对刀地干。据他自己说，别人去打仗时，他就在前方的掩体里甚至在远离枪炮的后方的军营里蒙头睡觉，有时还给耳朵里塞上棉花。他只是在战斗的间隙里为志愿军官兵上文化课。不过他毕竟也算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他也拥有一、两枚级别比较低的军功章。从部队转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地方上的民政部门，在以奇险称雄天下的西岳华山脚下从事对盲流人员的收容工作。他工作的单位小小的，名称叫做“收容站”，位置就在华山火车站的附近。
我妈隔三岔五就要带着我去那个收容站拜访二老舅。
我妈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拜访这位二老舅，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情。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在曾经经历过的关乎生死的关头，这位二老舅曾经倾尽全力接济过他的外甥女。我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如下的故事：一九六○年，迁移到宁夏陶乐县的三门峡库区移民无法忍受饥饿，自发地然而也是不屈不挠地从宁夏往陕西故土逃亡。妈背一阵抱一阵带着不足六岁的瘦弱不堪的我也加入了逃亡的人流，在兰州火车站与我们村里一个名叫“冬儿”的妇女相遇。妈看见冬儿只带了四岁的儿子而没有抱正在吃奶的女儿，就问了一句：“冬儿你把碎的（小的）呢？”冬儿放声大哭，说是：“我养不活两个就把碎的撂啦！”妈当时除了陪着冬儿流泪之外还掏出二斤粮票给了她。这件事过去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位冬儿婶子还一直念念不忘妈给她的那二斤粮票，说是妈对她有救命之恩。而那二斤粮票只不过是二老舅接济我妈钱和粮票的组成部分。
每次妈要带我去华山脚下的收容站，我都十分雀跃。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二老舅家可以吃到可口的饭食，还因为他们家有个漂亮的女孩魏小红。不知为什么，自从在“老姥爷”家第一次见到小红之后，我就无法忘掉她。
这是一个桃红柳绿的季节。华山在每年春季有一次庙会，华阴的老百姓都爱在这一天去“朝山”。妈也特意带着我去玉泉院给陈抟老祖烧香，到挤得水泄不通的陈抟庙里去摸一摸这位石头雕就的、沉睡千年不起的老祖的肚子。原因是我打小因为营养不良造成肠胃不好经常肚子疼，人们都说自己身上哪儿疼就摸一摸陈抟老祖的哪儿，这法子能包治百病。摸完了神仙的肚子，自然要去收容站，我妈主要是去看她的舅父舅母，而我的心里主要是想去看小红。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时期的二老妗子对我们母子的频频光顾并不是十分欢迎。
“你去给咱做饭。”这个名字叫做梅琴的漂亮女人每每用懒洋洋的声调吩咐我妈。她脸上的笑容像是硬挤出来的，比较勉强。她这时候已经怀孕了，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行动不便。
“对。”妈总是答应得很痛快，丝毫没有受人冷落或寄人篱下的不快，而每当在饭桌上二老舅极力地夸奖妈的面条擀得薄切得细时，妈总还能露出一些略带羞涩的笑容。
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是相当胆小、相当腼腆的。每每见了比我小四岁的小姨姨魏小红，我只敢怯生生地望着她，陷入一种既想接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近的尴尬。在这个问题上倒经常是二老妗子给我解围。她总是及时地指使小红：“去，跟春耍去。谁都不要欺负谁。”然后就是小红主动地牵着我的手走向院子，走向欢乐。
“哎！”这是小红在呼唤我。她大概是看我年龄比她大，不好意思叫我的名字。
“哎！”我也这样称呼小红。因为我知道人家年龄虽小，但却是姨姨，我也不便直呼其名。
我们就在相互“哎”来“哎”去的过程中玩捉迷藏、玩跳房子、玩打沙包，玩一切我们喜欢玩的游戏。我们从来不闹别扭。每次我的到来，对小红来说也是节日，收容站里再没有与她年龄相仿的小孩，能跟我一起玩个痛快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我们所玩的游戏当中，我比较擅长的是捉迷藏，除了敢于攀高之外，任什么脏的臭的地方我都敢去，这一点爱干净又胆小的小红望尘莫及。而跳房子、打沙包之类却是小红的强项，她每每发挥女孩子灵巧、柔韧的特长，让我输得一塌糊涂。一切较胜负的游戏都能使人乐而忘返，我和小红总是在大人喊吃饭的时候才结束游戏。
“看你弄得多脏！”二老妗子说我。
“洗一洗。”她又说。她递给我的毛巾上有一股好闻的香皂味。
这天，我们正在二老舅家吃午饭，突然闯进来一个黑脸大汉，扑通一下跪倒在二老舅面前，痛哭流涕。大汉操着河南口音说：“魏老师，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快起来，快起来。”二老舅放下饭碗，搀扶起这个黑脸大汉，“不敢这样，我担待不起。”
“你坐下，吃点儿饭。”二老妗子移动着笨重的肚子，递给黑脸大汉湿毛巾，让他擦去泪水，招呼他坐下。我妈也及时地舀来一碗饭放在桌上。
黑脸大汉并没有吃饭，他还是止不住流泪，嘴里继续表达着对二老舅的感激之情。
后来那黑脸大汉走了，我妈问二老舅是怎么回事，二老舅说：“他是个盲流，家里有八十岁的老妈，三个娃娃，媳妇嫌日子穷得没法过，跑了。他出来寻媳妇儿，没吃没喝的，就小偷小摸，扒火车。我看这熊可怜，就给了点儿粮票、钱，打发他回去呢。”
“你这人就是这样，看你有多少粮票跟钱能填满这些无底坑。”二老妗子抱怨说。
二老舅咧嘴一笑。
“你二老舅是好人。”回家的路上，妈对我说。
从此，二老舅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好人的标准和标准的好人。
“二老妗子要是再有个女子娃，你就给咱家要下。我对妈妈说。妈生了我之后就再没有小孩了，她总是说要给我再要个妹子，而我也殷切希望能有一个像小红那样漂亮的妹妹。二老妗子显然就要生孩子了。
“你二老妗子舍不得呢。”妈说。
后来，二老妗子生了个儿子。一个比小红难看得多的儿子。同样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一个和一个美丑的区别是那样大，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文革”风潮乍起的第二年，我们家自华阴迁移到了渭北的白水县。迁移的原因一是我的爷爷奶奶自宁夏返回陕西之后被安置到了白水，我爹极力主张要去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二是华阴闹派性闹得厉害，我爹那人也不很安分，我妈和我外祖母都怕他卷进漩涡里去。
“文革”之前，我那位二老舅也从华山附近的收容站调到县民政局去了，据说，还要提拔他当局长。可惜因为“文革”开始了，他不仅没有当成局长，而且很快就丢掉了性命。
二老舅死得十分悲惨。
在我的心灵里，好人是至高无上的，好人也是不可战胜的。我觉得就像二老舅这样的好人，绝对应该活得好，活得幸福，而且应该长命百岁，万寿无疆。那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也都健在，我没有亲历亲见过死亡的情景和过程，所以我基本上不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突然就听说二老舅死了，是被人用乱棍打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