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是中国人古老而通俗的梦想,也是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孟子·离娄》中有个故事,说是有个男人,日子过得潦倒,经常到东门外的墓地里乞讨人们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家来还在妻妾面前炫耀,说我今天又跟哪位大人在一起吃什么什么了,甚是悲凉。余华小说《活着》里的主人公叫福贵,但这个以福贵命名的生命一辈子都没有过上与名字相应的生活,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活着的最终都是一 一死去。如今,尘土飞扬的地面上,人们所能够想象和期待的美好生活就是所谓富贵荣华了,街面上新开市的楼盘也有不少是以富贵荣华命名的。然而,人们用“富贵”一词来表述自己所希望的事物时,并没有将其中的内涵勘清,使得这个词在使用中变得越来越暧昧不清,以至于那些赚了几个钱、当上一官半职的暴发户也以贵族自居自谓,心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曲调来。
富与贵
很多人都会同意,富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物质生活资源丰裕,人拥有很多很多超出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和收入,不仅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而且还囤积了许多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东西。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是国际著名的贪官,其夫人仪表雍容华贵,风情万种,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拥有很多很多的衣橱,光鞋柜里就有两千双鞋子。以一双纤细的脚丫去拥有数千双鞋子,这就叫作富。《庄子》里说,江河虽大,老鼠所需要的无非满腹而已。老鼠喝一肚子水便可满足,喝多了就会出事。倘若南渡江边有一只老鼠,声称南渡江是我的,不经本鼠爷同意,任何老鼠不能喝这江里的水!这只牛逼的老鼠也就是一只富裕的老鼠了。
对富的理解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对贵的理解却有歧义。
贵和高经常被镶嵌在一起来使用:高贵。高有超出、超越水平线以上的意思,贵指的事物具有超出原价或均价的价值。是人的什么东西获得了超出原价或均价的价值呢?许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高,超出普通百姓芸芸众生,是人上之人。虽然平等是人类美好的梦想,但社会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座陡峭的山峰。有的人站在较高的坡面上,摆了个一览众山小的姿态,披挂比别人更多的荣耀和尊崇,活得很风光;有的人站在较低的洼地里,受到冷遇和漠视,在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有的人是山谷里的青松,有的人是山顶上的小草。峰头的小草尽管匍匐地面,作为一种植物显得卑微猥琐,但所处地位却比青松所在的山谷要高得多。许多人要的就是山顶上小草的风光,认为它比山谷里的青松要高贵。这种把高贵等同于权贵的理解,是一种势利、媚俗的理解,它把贵当成一个政治学概念,所参照的是社会权力体系中人所处地位的高低。在社会场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假借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把自己支撑起来,变得高大伟岸,持一种凌驾和俯冲的姿势,一旦抽掉那些支架,人就像被戳破的气球萎缩下去,拎都拎不起来,显出了本质的虚弱和颓废。
对贵的政治学理解实际上把它当成了富的延伸,意指人在权力地位上的过剩和富余,没有精神上超越性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追求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社会人群的利益,是想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之上,践踏别人的脊梁,给众人颜色看,制造不平等的事实。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极其低俗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高贵可言。这种人其实就是一种小人、贱人。在城乡接合部,可以看到一些刚刚发迹的人,他们的举止做派会让人联想到开足马力的柴油拖拉机,趾高气扬地冒着浓烟。和这种经济上的暴发户一样,那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尽管威风显赫,但并不给人任何高贵的感觉,倒是更加显现出人性的粗俗。权力可以调配社会财富资源,使之集中在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身上,使其成为富人,却不能直接改变他内心品性的卑鄙,使之摇身一变成为贵人。
对贵的含义的另一种理解,是人本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人所拥有和假借的身外之物,而是从人本身来认识和评价人,把贵理解为一个人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品性,也就是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格气象,具有某种超越性,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气度风范。这种理解不看你兜里的钱有多少位数,也不看你手中的权力是什么级别,也不看你的出身背景有多么显赫,总之,不看你身上穿什么马甲,就看你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是什么质料,在什么位格上。就植物而言,不管你是长在山顶、山腰还是山谷,就看你作为植物本身是什么材料。是小草,长到山顶上也不过是小草;是青松,长在深谷里也依然是青松。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解源自于古老的文化。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对人性成就给予了超出社会成就的评价,并将人性成就看成是社会成就的根基。在这种文化中,最高贵的人不是拥有财富和权力最多的人,不是皇帝天子,而是在人性修养上趋于完备的君子、圣人、真人,权贵往往是带有贬义的,富人的地位则更为低下。
印度古典文化对高贵也有同样的理解。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一书中指出:在印度有贤人、智者、勇士,有政治家、国王和皇帝,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等级之中,印度人所崇拜和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贤者,“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生命中。”(《蒙达迦奥义书》Ⅲ)作为一种生灵,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更多的不在外在的生活形态,而在内里的心性涵养,这是更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生命形态的差别远远超出他们生活形态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渊深。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富是一个横向坐标,贵是一个纵向坐标。富裕体现人生活的数量和同一水平面上铺排的宽度,贵体现生命品质和生活质量的晋升,关乎人性的净化和升华,关乎心灵受约束的程度,决定人能否获得尊严、优雅,有意境。物质生活的水平取决于物质要素的积累,人能否成为一个富人,取决于他能否获取、占有尽可能多的物质与权力;而人能否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高贵气度,人的生活能否具有上乘的品质,取决于生活主体(即人本身)的精神涵养,取决于人的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物质和权力的沉迷和依附,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豁达开来,活得清明和洒脱。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人的心灵,圆满自足,没有向外的趋附,这就是高贵的终极意义。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有句名言:“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因为“占有就是被占有,然后失去自己”(《惶然录》)。在佛教文化里,高贵是心灵具足智慧和解脱,不执着于任何事物现象,它能够任事转物,但不为事物所转。按照这种对贵的理解,心灵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它能够运作各种事物包括财富,但不依附于事物之上。可以说,高贵的人是精神上圆满自足、无所凭借和拥有的人,是禅宗公案中百尺竿头纵身一跃的人。
人的生活存在着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的问题,你是想生活得更多,还是生活得更有品位、更有境界?我们很多人只是想生活得更多、更长寿、更有财富、更有权威、更有传奇浪漫的故事,扩大自己身体存在的体积重量。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品达的诗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做出回答: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所谓充分,可以理解为人能够穷尽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即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那些活得很久、拥有很多财富权力和传奇故事的人,他们是活得更多,却不见得活得透彻、充分、完美、意味深长,穷尽人性的无上境界。他们在一个层面上铺陈得很开,但在高度上没有任何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纵横驰骋的人生,不仅有社会的宽度和数量,也有人性的高度和品质,相得益彰,臻于完美。
相反相成的逻辑
富是物质生活的过剩状态,物质生活与人身体的存在维度相对应,是身体存在的过程;贵是精神生活的超越状态,精神生活与人心灵的存在维度相对应,是心灵运行的过程。富与贵两个词,指涉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前者是“身体-物质”生活层面的概念,指人拥有众多超出正常需要的身外之物,包括财富和权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成就;贵是“心灵-精神”生活层面的范畴,指人生命存在品质的纯粹、崇高和光辉,是一种人性上的成就。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区别——
首先,“身体-物质”生活的富裕通过攫取、积累、聚集来实现;“心灵-精神”生活的高贵是通过奉献、给予、布施、共享来完成,意味着人放弃对攫取、积累、聚集的事物的贪着。富是对身外之物的拥有,贵是放下和舍弃对身外之物的执着,方向看起来恰好相反。“身体-物质”生活的增进服从于加法,“心灵-精神”生活的提升服从于减法;“身体-物质”生活以多为业绩,“心灵-精神”生活以少为成就,以无所趋附、无所依凭的自足性为圆满究竟;物质的进步需要一层层地积累,愈富足愈好,精神的修养要求不断地净化,愈清越灵明愈佳。这似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心灵提纯最终趋近于空无;但物质的积累却愈显卓著。嗜欲深者天机浅,贪婪、痴迷等许多物质生活中十分有效的心理动力,在“心灵-精神”生活中可能成为遮蔽性灵的障碍。“身体-物质”生活与“心灵-精神”生活看起来方向恰好相反,但正是因为相反它们才可以相成。穷人并没有天然地占据精神上的超越性,拥有众多财富却不被财富所拥有的人才是真正的贵人。
其次,“身体-物质”生活粗糙,是形而下的、有排场的,因此这种生活很占地方,具有某种竞争性和排他性。这种竞争就像一片山林、一处沼泽里,植物与植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在生存空间上的竞争,社会的财富正是通过这种竞争来获得增长的。“神无方而易无所”,“心灵-精神”生活是形而上的,它的开展不占地方,不具有任何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人物质财富、权力的增长可能会侵占他人生存的空间,此长彼消,但一个人精神境界不论多么浩瀚,都不会妨碍别人精神境界的开展,相反还可以给别人以更多更大的精神加持。由于对精神生活特性的误解,加之物质生活权力谋略的卷入,一些宗教派别之间长期陷入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之中,以天堂的名义在地上建造地狱,实在让人不胜悲忍。
再次,“身体-物质”生活是有止境的,“心灵-精神”生活却难以穷尽其中的境界。人的一生,以身体为主体的生活,从三十几岁开始就走下坡路了。特别是那些滥用身体,像挤榨一枚橙子那样拼命挤榨生命液汁的人,很快就露出其中的败絮,受到身体的惩罚。一度作为幸福快乐源泉的肉身,渐渐成为一口忧患的枯井。但以精神为主体的生活,可以“苟日新,日日新”,一直在上坡的路上行走,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种渐入佳境的行走极难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方。林肯说过,四十岁以后,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相貌负责。而能够负得起责任的是人的心灵境界和精神气质,那些活到七八十岁还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人,必定有不俗的精神造诣。那些年轻时如花似玉、貌比潘安,四五十岁就面目全非、鄙俗不堪的人,则应该反省自己的内心生活了。
出于对自己的拯救,人必须及时地偷换生活的主体,将其从身体转移到心性上来。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一生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良性的生长态势,不断升越和晋级。在我们看来,孔子的生存境界已经高不可及了,但在周敬王十七年,孔子问道于老子,出来后他感慨深深: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会游;野兽,我知道它会走;至于龙,出没于风云之上就难测了;我今天所看见的老子,他不就是一条龙吗?精神生活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神龙不见首尾的地步。
另外,“身体-物质”生活可以有捷径可走,可以出现暴发户;“心灵-精神”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也不可能出现暴发户。听说过有经济暴发户、政治暴发户,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精神暴发户,倘若有,那八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富人,在社会等级中拾个高一点的台阶并不太难,也不一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个人也可以凭借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中六合彩,比如挖到一个大金包,或是从别人那里继承遗产,成为富翁。但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道德精神上的巨人,成为圣人君子,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必须靠自己的磨炼和修行,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且需要一生一世的努力。富翁的儿子通常都是富翁,但圣人的父亲往往不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