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催促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是确是忠诚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
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决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
8.与时俱进，创新求变
每一天人都在成长，每一分钟世界都在发展和变化。生活在当代就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不然只会被无情地淘汰。
每一天人都在成长，每一分钟世界都在发展和变化。生活在当代就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不然只会被无情地淘汰。在曾国藩所处的年代，他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却大开风气之先，如开翻译局、送幼童出国，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表现出了其超人的远见卓识，也是他自立自强精神的反映。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而他对西方科技之所以发达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这便是高人一筹。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在古希腊时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就对世界上的各种学科进行了划分，按照不同的门类，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的规律。西方近代学科基本上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逐渐深入的。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14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几十四：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日冠礼，日昏礼，日丧礼，日祭礼，日兵制，日兵法，日刑律，日地舆，日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未，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
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敞，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尽管上述14种学问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却是当时最关键的知识技能，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而曾国藩“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吻合。他已经意识到，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就要接纳与提倡创新精神，这在他的年代是很难想象的。
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他认为科学的研究分类很重要，这种研究的时代意义也很重要。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人的主要目的。他认为，西方人“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中国最急需的。
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到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几乎各个方面。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
事实上，即使是全部涉猎的全才也不多，大多是半斤八两的水准。这就是封建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近代科学发展的致命障碍。
有鉴于此，曾国藩极力推崇专精，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与时俱进，直接倡导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面还具体地表现在他的用人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其中包括了一些近代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邹汉勋等。事实证明这些人才对他后来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对人说，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才‘的新的要求。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不断随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这句话是曾国藩变化观的浓缩。“天道”都五十年一变，国家、家庭、个人更要随之变化。洞察变化，感受变化，因为变化而改进自己才是明智之选。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转向了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未变知变，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这也印证了与时俱进者俱进的道理。
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则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
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适应多种变化之后的均衡之选。这个平衡点意味着人生的相对平衡与正常。
大起大落的人生是辛苦的，劳神伤心。要做到与时俱进又要保留元气，就要善于动脑寻找结合点。
兰、邹汉勋等。事实证明这些人才对他后来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对人说，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才‘的新的要求。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不断随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这句话是曾国藩变化观的浓缩。“天道”都五十年一变，国家、家庭、个人更要随之变化。洞察变化，感受变化，因为变化而改进自己才是明智之选。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转向了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未变知变，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这也印证了与时俱进者俱进的道理。
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则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
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适应多种变化之后的均衡之选。这个平衡点意味着人生的相对平衡与正常。
大起大落的人生是辛苦的，劳神伤心。要做到与时俱进又要保留元气，就要善于动脑寻找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