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实战中，针对太平军作战官兵，曾亲手创作《解散歌》，每于临阵之时，曾国藩便让湘军唱给太平军官兵听，并且将此歌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李秀成见后竟大哭。这首《解散歌》，合情合理，颇能打动人心。太平军军心不稳，投敌叛变、离军出走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十分严重。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载了这首歌的作用，大意为：咸丰初年，太平军的势力浩大，常常一动就十几万人马，朝廷很难一下子打败。虽然太平军中一半是处于胁从，但是熟悉之后也就甘心作贼了，即使有想不做的，但一则怕路上遇到官兵被杀，二怕家人、长官容不下，因此一直为贼。曾国藩了解了这些后，写了《解散歌》宽恕其以往的过错，允许太平军中的士兵改过自新。李秀成见到后大哭，知道军心已散。从此太平军中偷跑回家的士兵越来越多，势力也越发单薄了。
对待太平军，曾善于攻心，对待自己的官兵，曾亦如此。曾国藩亲手创制了《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以鼓舞官兵之士气。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相处，先得长辈之心，与朋友相处能解其难处，与上下级相处能换位思考，皆属得人心之举。对此，我们要向先人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6．以诚为本，辅以权谋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胸怀浩大是真受用。——曾国藩曾国藩不仅总结出为官之根本原则，还将原则具体化，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曾国藩还总结和体悟出一系列为官处世的要诀。
首先，与人交往要讲诚恕之道。他说“与人交际当守诚信素孚”，而且要“守笃实，戒机巧”。他在与其弟的两封信中言及此。“火药即日咨请湖北协解五万，不知见许否?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亮其力量所能为。弟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但略亮我之诚实耳。”“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宋，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与人交往除信守诚恕之道外，还要与人为善，他在日记中写道：“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摄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厂”。
最后，还要有良好的心境，淡泊名利，看透繁华。他在日记中写道：“阅王面农所注张于《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旬，尽性也；‘过此以往’四旬，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
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侯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此外，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还写道：“弟近来气象极好，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如去岁初奉不必专摺奏事之谕，毫无佛郁之怀，近两月信于请饷请药毫无激迫之辞，此次于草田、芝圃外家渣滓悉化，皆由胸襟广大效验，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则萧然无与，人神同钦矣。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古语有云：“以诚为本，辅以权谋。”曾国藩为官方面的体悟还不止如此。
可以说，他的整个为官生涯都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7.真诚处事，实事求是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对事物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
慎独就是真诚。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充满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膏吏唾弃之具广。”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他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让清政府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需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做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虽然能做文章，能写诗词，那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那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要把学问与事功谱成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曾国藩就是这样困而知勉而行的，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然后进行无情地攻击。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曾国藩将“慎独”作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
他临死前两年，对两个儿子也都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他在《金陵节暑中日记》里讲道：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养于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章’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俗，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慎，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作。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无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