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认为你值得信赖，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诚是什么?诚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格力量，是赢得别人理解、欣赏和信任的优秀品质。把这个字放进心里，世界就在你的心里。
1.为人有诚，收人以心
真诚是收眼人心的最好方式，说服别人无需用嘴只需用心。真诚的人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安全感，从而受人欢迎。
人，不止百种，或桀骜不驯或凶狠欺人，或风度翩翩或真诚友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收心服众终成大事呢?答案是为人处事上必有过人之处的人。
曾国藩为人处事严于律己，对家人也要求甚严，常劝其父亲兄弟切不可倚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
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是兄弟五人中资质最差的，虽然一直努力学习《四书》、《五经》，但毫无成就。又因为其性格粗暴，为人不通情理，有时还依仗哥哥的权势欺压别人，在乡里名声极坏。
曾国藩家教甚严，对弟弟要求也很严，但因为自己公职繁忙，只有依靠书信对他教育，但曾国潢常常不把哥哥的话放在心上。曾国藩后来出钱帮弟弟捐了个官，不久父亲去世，家中大小事情皆由这个蛮横的弟弟管理。父亲在时，曾国潢做事还有些收敛，轮到他当家时，家里家外的事情他处理起来比以前更为无理，因此不受家人认可，家人对他却又毫无办法。
同治年间，湖南兴起哥老会，尤其是湘乡地方。裁掉回来的湘军，都参与哥老会。曾国潢在乡里以保卫地方安定为名，大肆剿杀哥老会的人，地方上有什么让他看不惯的人，他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个人送官府，请求县太爷将其给杀掉。县令看见曾国潢亲自押送人来，且严惩犯人的理由充分，不敢不依从曾国潢的意见。有些时候曾国潢一下就捉五六十个人到官府，县令忌惮他们家的权势，同样毫无办法，只稍加审问就将犯人处死，一时间乡里怨声载道。
湘乡县令熊某，信奉佛教，本性善良，只要看见曾国潢捆送人来，就要躺在家里哭几天，他很无奈地说：“曾家四老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本县令不想答应曾国潢的请求，但又惧怕曾家的权势便答应了，自己的良心又日夜不得安宁。”
曾国藩对其弟在家中的所作所为早有所闻，他曾写信给弟弟曾国潢，在信中反复嘱咐他不要置办田产，不要干预地方的公事，说要嘱咐的就这两件事情而已。教育弟弟自己好的时候要为不好的时候打算，当权的时候要想失权以后怎么办。富贵人家的子弟必须这样想。
曾国藩在对弟弟的教育中，常以家训中的“宝”，作为重点，劝曾国潢要善待亲族邻里。曾国藩对弟弟说：“祖父常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菩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你一家虽好，必须亲族邻里大家都好。人与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好好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
曾国藩教育弟弟的这些话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好汉三个帮”
“红花也需绿叶衬”，世界是你的，也是别人的，学会尊重和分享才算是学会了入门的处世之道。
曾国潢不昕哥哥的劝诫，照样作恶乡里。1857年曾国藩回家奔父丧，乡里来诉苦的人甚多，曾国藩极其难过，在家寝食难安，思来想去，希望能找到一个惩教弟弟的好办法。一日，曾国潢正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看着呼呼大睡的弟弟，计上心来，他回到房内拿一个锥子，对准曾国潢的大腿猛刺，曾国潢惨叫两声，跳了起来，大声对哥哥喊道：“你太狠，你太狠了，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曾国藩趁热打铁，厉声喝问：“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喊痛，你滥杀无辜，被你杀的人痛不痛呢?”曾国潢面对哥哥的质问无言以对，从此以后，做事大有收敛。这次教训让他铭记于心，在其后再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
曾国藩的一生虽做高官，但从未以此纵容家人仗势欺人、鱼肉乡里，而是常常对家人进行劝诫，让他们不可仗势欺人，恃才做人。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要懂得以和为贵。一个家族要想有长久的富贵就要敬悯族亲。在他看来，敬悯族亲虽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但应事事处处念起他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要尽力援助他们。曾国藩曾说：“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他明白，一个家庭要在一个环境里，得到众乡亲的认可，其家人品行的优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曾国藩常劝诫家人不要仗势欺人，要善待族亲、乡邻。仗势欺人是曾国藩不允许的，恃才傲物也是他极力反对的。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才华过人，但做事缺乏恒心，因此科举考试几年都未取得成功。曾国荃科举虽不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他随曾国藩治军以后，在战争中作战威猛，屡立战功。曾国荃年纪尚轻，面对荣誉难免有些骄傲，因此他在平常待人接物方面往往有些锋芒必露，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荃率军一举攻克天京，荣获首功，以为必受重赏，谁知哥哥曾国藩怕兄弟功名太盛，极力压抑他，让他心中很是郁闷。后来曾国荃受到毁谤，返回家乡。曾国藩常写信劝慰他，不必在意功名，更不可恃才傲人，要懂得盛极必衰的道理。
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至沅弟》的信中说道：“金陵城的收复，这是本朝的伟大功勋，千古以来的伟大功名，全凭天意的安排，怎么能说全在人力呢?天对于人的名声是非常吝惜的，必须经过干百次磨炼和艰难困苦，以及战乱的洗礼之后，方才赐予。‘第一’的名字是弊大于利的。弟弟前年初攻进金陵，我就屡次去信，曾多次用危言耸听的言词做戒你，我是深深懂得大名声是不可强求的。目前少荃在这两年中，屡次建立奇功，我们兄弟的名望虽然有些减低，但能不被人轻视还能很好的保全自己，这就是福分了。出师很久而未成功，然而朝廷还没给予不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兄弟的幸运。
今后我们只可以敬畏上天，通晓命运，千万不可怨天尤人。用这样的道理可以养身治病，也可以用这样的道理保持长久平安。谨记：凡事国家第一，自身安危为二，功名为末。”
从曾国藩教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处事方面尤为强调为人不可仗势欺人，更不可恃才傲人，做人要仁义，要谨慎，要懂得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
只有自己谦虚进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常怀敬畏之心，则待人为善，做事慎重。不盛气凌人也不居功自傲，低调为人才能换得幸福与成功。
2.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实无华；真正智慧的人沉稳低调；真正成功的人会以聪颖之心，平凡之姿处世。
真正的善良不是对人的施舍，而是能做到时时以笑脸应对各种麻烦。善良也是一种策略。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只讲大道理，而是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他对伪善、投机取巧的人有一套办法。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耿耿，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其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帐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二种，一个方面，对他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不与他争功。
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析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内，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
总之，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与他这样的人相处就没有什么困难的。曾国藩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查，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威风。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疏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他的这种情谊观念是很先进的，朋友虽然多为人生过客，但是可以感念当时的陪伴与分享。远近亲疏，了然于胸即可。
曾国藩认为对于“黑脸”之人应该以“白脸”相对，就好比五行相生相克，以柔克刚，以缓应急，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
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曾国藩说：“吃完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经论史，兴致盎然，这些都是对学问、处世有实际用处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次课。”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以天下至诚的方法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大意说：左宗棠对弟弟你很关心，弟弟也应该真心的对待他，不可以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反复无常。如果人用伪善之心待你，你用真诚的心待人，时间久了他也会受你的感染变得真诚起来。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大致是说：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语，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向平淡真实的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回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亲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亲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吃亏不是笨拙，忍让也不是软弱，这些都是与人相处的学问。
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很欣赏他，但李鸿章本身固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曾国藩认为谋在于计而不在身，心地纯朴的人更为可取。
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
在日记中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如果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就会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官场、商场、战场无一不是心机算尽的地方。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乃至十倍“牙”相还。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玩梗之民。”他认为对于善良真诚的人要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对相反的人也不要痛批，只有用行为去感染他，不久之后多数都会被感化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似乎也应从中学点什么。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到了“诚”，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才谈得上改变自己。“诚”是跨时代的精神l财富，是值得永久学习和传承的精神。
3.为势不贪，厚待于人
贪婪是恶魔的诱饵，人一被诱惑就无法自拔。权势就好比鱼钩，把贪婪的诱饵放到我们的眼前。
世上贵重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贵重的东西是无价的。它们常是无形的存在，甚至是一种品质，一种感觉。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曾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30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他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也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20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贪官们都忘记了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据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