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没有本事还妒忌别人有才能，早已经把自己视为眼中钉，总在找机会扳倒自己。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虽然部下拥曾国藩为王的事被曾国藩压下来了，但是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是原因之一。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更是无人能敌。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己筹妥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曾国藩这种未雨绸缪、计划缜密的处事方法正是成大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湘军总数曾国藩心中有数，裁去多少合适他自有主张。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由水师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他裁军的根本目的是转移朝廷的注意力，减少统治者对他的戒心。
据说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及裁军这件事时，颇为后悔，他承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
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自己又亲手减裁，寒了将帅的心，也伤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备受挫辱。后来李鸿章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学老师那样，自己伤自己，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避祸的第三个举措，便是顺应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制造湘军内部将领之间不和的假象，藉此减少清王朝对自己的猜疑。
曾国藩与自己部下、弟子之间的情谊与信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同僚之谊。
在大局下，大家都知道荣辱一体，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曾国藩与内部将领同属一部，即使在敏感时期也是可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
现实生活中，一旦自己招人嫉恨时，先不要手忙脚乱，要不怒不忿，清醒分析对方的心理，对症下药，切记万事以和为贵。
6.甘心吃亏，早有戒备
得失盈亏心知肚明，常怀一颗戒备之心有益无害。有大志向的人心装天下事，也装己身危，学会保护自己才是发展的前提。
有人说：“吃亏是福”。此话不假，但要看吃的什么亏，如何吃的。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与他纵横官场，看尽尔虞我诈有密切关系。
一个人主动吃亏，是否有所求，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善良还是别有用心，分辨起来可不这么容易。
古语有云：“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种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干，不过都是一种投资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认为不占别人便宜，身轻气爽，做事也不受羁绊。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
他很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主动吃亏的人，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在现代也会是善设圈套之人，还是小心为妙。
古代自己主动吃亏的人不少，但是多数或别有目的或心术不正。易牙杀子蒸肉献帝王；竖刁阉己自贱以求官，看起来都是为他人舍弃自己，实质上都是别有图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能牺牲如此之多可见其心机之深。
从这些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这些道理都是德行不够，道行不深的小人所不能体会的。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容光焕发，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清贫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与兄弟五人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决心不再保留任何东西。他认为这些书才是真正的财富。一般来说，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珍贵。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好下场呢?
贪腐的事情代代都有，深究原因，不端正的品格，不满足的欲望是根本。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不听劝告，曾国藩心急如焚，反复写信劝诫他：“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愿去虚心体验，动不动还要和我辩论一番，这是不行的。我们身居高位，别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们，因此做什么事都应谨慎小心。一般的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骄傲自满。君子真正过人的地方，就是虚心而已。我的话你不但要用心琢磨，而且外面所有不好听的议论，你更应该细心思考一番。古人说的好，身居高位还能做到不骄傲是很难的。”这番话且不说是教育谁的，就是如今的任何一个人听来都会从中获益的。
虽然曾国藩已经很节俭也不骄傲，但是受地位所限，仍旧经常遇到被迫破例的事情。有一次，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丁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
“现在百姓都在吃树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总是有什么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这和现在所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请客送礼的事情，自己不做别人做，也要想明白该不该收。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有人为了上学送礼，这样的人能学到什么呢?
因此在用人时，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这些人常常急利好功，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却能冲锋在前。结果后者最后不但得到功勋，而且得到名誉。
如果主动吃亏的是别人，就要多做几方面的考察；如果是自己要吃亏，就只能在有必然需要的时候。所以，吃亏的学问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如何做人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
7.互惠互利，切忌树敌
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会有与人不和的时候，与人和气就要善于自省己过，认清利害关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个“和”字，几世轮回。古人讲“和”，今人也讲“和”，时代虽不同，意义却相近。
曾国藩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才会家业兴旺。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争执，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从没有过。”可见，曾国藩对“和”的理解颇为明白和深刻。
曾国藩常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洪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曾国藩有四个弟弟，他对他们都关怀备至，只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尤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常常大多能虚心接受，由于能坦诚相对，因此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但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会有与人不和的时候，有一次曾国藩与弟弟发生了些争执，事后十分后悔。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对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得，与人和气还要善于自省己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此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