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成功者都有一种特长，就是善于观察别人，并能够吸引一批才识过人的良朋好友来合作，激发共同的力量。这是成功者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借人经验。
任何人如果想成为一个企业的领袖，或者在某项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首要的条件是要有一种鉴别人才的眼光，能够识别出他人的优点，并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利用他们的这些优点。
一位商界著名人物、也是银行界的领袖曾说，他的成功得益于鉴别人才的眼力。这种眼力使得他能把每一个职员都安排到恰当的位置上，并且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不仅如此，他还努力使员工们知道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对手整个事业的重大意义，这样一来，这些员工无需他人的监督，就能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十分妥当。
但是，鉴别人才的眼力并非人人都有。许多经营大事业失败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缺乏识人才的眼力，他们常常把工作分派给不恰当的人去做。尽管他们本身工作非常努力，但他们常常对能力平庸的人委以重任，却反而冷落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使他们埋没在角落里。
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明白，一个所谓的干才，并不是能把每件事情干得很好、样样精通的人，而是能在某一方面做得特别出色的人。比如说，对于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他们便认为是一个干才，认为他管理起人也一定不差。但其实，一个人能否做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与他是否会写文章是毫无关系的。他必须在分配资源、制定计划、安排工作、组织控制等方面有专门的技能，但这些技能并不是一个善写文章的人就一定具备的。
世上成千上万的经商失败者，都坏在他们把许多不适宜的工作加在雇员的肩上去，再也不去管他们是否能够胜任，是否感到愉快。
一个善于用人、善于安排工作的人就会在管理上少出许多麻烦。他对于每个雇员的特长都了解得很清楚，也尽力做到把他们安排在最恰当的位置上。而不善于管理的人却往往忽视这一重要的方面，总是考虑管理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人当然要失败。
很多精明能干的总经理、大主管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常常在外旅行或出去打球。但他们公司的营业丝毫未受不利的影响，公司的业务仍然像时钟的发条机制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么，他们如何能做到这样省心呢？他们有什么管理秘诀呢？——没有别的秘诀，只有一条：他们善于把恰当的工作分配给最恰当的人。
如果你所挑选的人才与你的才能相当，那么你就好像用了两个人一样。如果你所挑选的人才，尽管职位在你之下，但才能却要超过你，那么你用人的水平真可算得上高人一等。
这不是什么特别希罕的事情，有许多雇员的办事能力往往要在雇主之上，这些人只要机会一到，就可以立即自创事业。有很多本可以大建功业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机会，以致一生默默无闻。不少青年人刚开始工作就显示出惊人的才干和做事的能力，但后来因为有了家庭、拖儿带女，便不敢拿出全部的勇气，去像他们的老板那样搏击一番，打出一片新的天空——虽然他们也常常想：如果自己独立奋斗，成就决不会在自己的老板之下。
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有许多人之所以有惊人的发展，成就伟大的事业，往往是因为他们受了重大的压迫。比如，当美国的政治发生重大变故、国内大乱、人民居无定所的时候，像林肯、格兰特、法拉格特、谢尔曼、李将军等人便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起了国家的重任。
一个人是唱不了大合唱的，必须借人而成。由此可见，借人成事是至关重要的，你忽略这一点，只配演独角戏。
大智慧：人常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想成大事者不一定都无所不能，要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指点。
学会推功揽过
做人要勇于认错，这并不会把你的“污点”扩大，反而恰恰会把“污点”变“亮点”，因为谁都知道认错需要勇气。晋人习凿齿曾对此发过这样的议论：“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那才是最愚蠢的做法。”所谓小错不掩大德就是这个道理，认个错，实际上是在显示为人的“豁达”。
鲍叔牙拒受相国之位
在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让贤是著名的一例。鲍叔牙和管仲原是好朋友，二人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推重。后来两人分别辅佐齐襄公的儿子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齐襄公死后，兄弟俩争位，进行了火拼，管仲曾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幸亏衣带钩挡住，小白才未丧命。后来偏偏是公子小白即位，即齐桓公，鲍叔牙为了齐国能够得到管仲这样的人才，劝说齐桓公从鲁国要回管仲。
鲍叔牙设计从鲁人手里要回管仲。后来，因为鲍叔牙在齐桓公即位及其他方面立有大功，齐桓公要拜他做相国，鲍叔牙则真诚地推辞说：“陛下何不任管仲为相？我在五个方面不如管仲。第一，对待百姓宽容柔和，替他们着想打算，我不如管仲；第二，治理国家而又能使大权统一在君王手里，我不如管仲：第三，讲究信义，能够受到百姓的真诚拥戴，我不如管仲：第四，制定礼仪制度，让四方百姓都来效法遵守，我不如管仲；第五，亲临战场擂鼓进军，使战士勇气倍增，我不如管仲。我和管仲有这么大的差距，您为什么要拜我做相国呢？您如果想成就霸业，非重用管仲不可。”齐桓公也乃一代明君，不计管仲一箭之仇，所以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了管仲，终于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首。鲍叔牙让贤也成了千古佳话。
鲍叔牙说别人好，自己差，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偏推荐他人，在我们看来也许够糊涂吧？但大丈夫以大局为重，鲍叔牙虽谦虚却助齐成就霸业，也令自己的美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实乃大聪明啊！
秦穆公认错饶罪将
晋文公逝世，秦国东方的强敌被大大削弱了，不久，郑文公也去世了，而新立的国君背秦事晋，令秦穆公大为恼火。秦穆公准备出兵伐郑，讨其失礼之罪，让中原各国见识秦国的兵威。秦穆公想，齐、晋相继称霸之后，总算要轮到秦国扬眉吐气了。
于是秦穆公不听宰相百里奚和蹇叔的谏阻，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率领大军千里袭郑。但郑国早有防备，在崤山之地伏击，一举歼灭秦军，俘虏了三员主将。这就是有名的崤山之战。
秦军的大败令秦穆公既愤怒又痛惜，因为秦国的精锐部队几乎在这场战役中损折殆尽，必须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他向郑国要求遣返三位囚将，交由他亲自问罪处死，以偿其战败之责。郑国为了结好秦穆公，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当三名败军之将回到秦国的时候，秦穆公并未兴师问罪，而是穿上祭服，表示对阵亡将士的哀悼，然后亲自到城郊迎接。三将见到了国君，都觉得惭愧万分，一起跪在地上自请死罪。秦穆公连忙扶起，哭对三人说：
“我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强要出兵攻郑，导致秦军大败，更害得三位将军被敌人俘虏，深受侮辱。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和三位将军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为秦国效力，日后再替我报仇雪耻。”
于是秦穆公便恢复三人原来官职，继续让他们掌管军队，而且给他们的待遇比前还要优厚。秦穆公的这种做法让三位败将非常感动，发誓不忘战败之耻，必报丧师大仇。
在三位将军立志复仇的积极训练下，秦国的军力渐渐壮大。数年后，秦国做好完善的准备，再次由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位旧将领军，向郑国进攻。很巧，两军对决的战场依然是在崤山这个地方。这次秦军将士视死如归，打了一个大胜仗，洗刷了以前的败战之辱。
秦穆公可谓装糊涂的高手，他不但穿上祭服哀悼阵亡军士，还亲自出城迎接三位败战之将，甚至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不管崤山之败的真正责任在谁，一个国君愿意如此承担，作为败军之将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感动而已。这种感情具有扩散性及感染性，当秦穆公的承担广为全民及军士所知，谁不感念他的大度及慈悲呢？
事实上秦穆公未必真的不怪三位大将，他揽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制造这三位败战之将的愧疚感和罪恶感，而这三位败战之将为了消除这种感受，就必须重回战场，就算秦穆公不指定他们出战，他们也必会自动请缨，否则根本无法在朝中立足。等到雪耻的机会一来，三位将军哪个还敢怠慢，全都视死如归，浴血奋战，果然，他们胜利了。
做人将过失揽归自己，说一声“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这种做法恰好成了以退为进的迂回战术，得了人心，成就了美名。
所以说在做人糊涂学中，我们提倡，无论是对是错，不妨先自己揽过。糊涂之中，自有奥妙。
大智慧：走路时，别把头仰的太高，时间长了脖子受不了，也失去了从群众中汲取智慧的机会。
打出一张“借”的狠牌
借有几种方式：或明借或暗借，或正借或反借。但不管怎样都是为了打出一张“借”的狠牌，以便确保自己心想事成。东汉末年，曹操在平定北方、统一中原之后，统率二十万（号称八十万）大军沿长江东进，企图迫使占有江南六郡的孙权不战而降，然后一统中国。
这时候，屡遭败绩的刘备已退守到长江南岸的樊口。受刘备的委托，诸葛亮只身一人前往柴桑会见孙权。诸葛亮舌战群儒，坚定了孙权迎战曹操的决心，于是，孙权和刘备结为联盟，共同抗曹。孙、刘的军队与曹操的军队在赤壁相遇，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曹操军队不善水战，初次交锋，孙、刘占了上风。曹操命令荆州降将蔡瑁、张允训练水军，周瑜大会群英，巧施离问计，使曹操斩杀蔡瑁、张允。曹操失去善于水战的指挥，窘迫之际，将大船、小船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在一起，这样，大江之上，任凭风大浪大，战船不再颠簸，曹操以为得计。
周瑜得知消息，决心用火攻打败曹军。但是，时值冬季，江上多西北风，如果用火攻，不但烧不了曹军，反倒要烧了自家战船，周瑜为此坐卧不宁。诸葛亮能察天文地理，早已测知冬至前后将会有一场东南风出现，于是自告奋勇，要“借”一场东南大风，助周瑜一臂之力。
周瑜惊喜若狂，又得大将黄盖以死相助，以“苦肉计”骗得曹操的信任。在东南风乍起之时，驾着十余只载满浇上了油和裹有硫磺、干草等易燃物的战船，在夜幕来临之际，迅速接近了曹操的战船。黄盖一声令下，点燃干草，十余艘战船在东南风的劲吹之下，犹如十余只火龙，直扑曹操的战船。
霎时间，江面上烟火冲天。曹操的战船连在一起，一船着火，几十只船跟着着火。曹操的水军士兵大部分被烧死、溺死在江中。火从江面蔓延到曹军岸边的营寨，岸边的曹营也变成了一片火海。
孙、刘联军乘势水陆并进，曹操从华容道侥幸逃得性命，二十万大军损失殆尽。
让我们再举一个借势成事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后院起火，正好有风从背后来，结果可想而知。
198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决战是在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之间进行，由于二人当时的实力旗鼓相当，因此他们二人展开了美国竞选史上最激烈的争夺战。
当时的卡特是已经当政四年的在职总统，但政绩并不突出，而且内政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猛增等等。人们对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十分不满，怨声载道。而这些正好成了里根手中的王牌，他集中火力攻击卡特经济政策失误，并耸人听闻地宣称他要消除“卡特大萧条”。
而这时的卡特也抓住广大民众关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指责里根增加防务开支的主张是好战之举。
里根与卡特就是这样唇枪舌剑，拳来脚往，双方一时难决雌雄。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影响极为广泛。一个人的形象，在美国民众的心中往往占有重要位置，有时甚至直接决定了选民投谁一票。所以。总统选举，与其说是选民在选择候选人的政策纲领，不如说是在品味候选人的性格、智慧、精力、风度。在这方面，里根可以说是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