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的走向看来并没有因总统选举的结束而变得确定无疑。选举之后叶利钦的健康状况，初露端倪的争夺“接班人”的明争暗斗，两大政治派别的明朗分野，都使社会转型的前景仍然作为一个问号摆在世人面前。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研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前景，必须研究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要研究当前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代表人物的情况、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情绪等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要分析研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变革的进程和经济形势；要研究国际环境、国际潮流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和冲击；还必须研究文化对俄罗斯社会演变进程的影响和制约。文化，这是对社会进程起着重要作用的深层次因素。它对俄罗斯社会变迁的影响似比在其他国家显得更突出和明显。
可以说，俄罗斯文化并没有自己的根基。它是在接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是在这两种文化在俄罗斯大地的交融和冲突中形成的。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也开始进入俄罗斯社会。这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三种文化在俄国互相排斥、互相冲突’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给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的演变以巨大的深刻的反作用。直至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俄国社会的转型。由于这个原因，这篇文章不得不把话题扯得远了一些。
一、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是什么？它是源于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不管在俄国还是在西方，都存在争论。我们可以从俄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寻求答案。
俄罗斯的文明起步较晚。当中国处于文化辉煌的盛唐时代，俄罗斯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俄罗斯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则在司马迁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千年之后。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基辅罗斯时期（862—1240）。此时它们接受的主要是拜占庭文化的影响。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是俄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它结束民族文化游离于欧洲文化主体之外的状况，而同欧洲文化接近和结合起来。拜占庭文化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遗产，代表了当时欧洲文化的最高水平；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包括了埃及和西亚的某些文明土壤，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其文化也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如它所信奉的基督教就是具有强烈保守性的东正教。故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基辅罗斯文化的发展，密切了它同欧洲的联系，也加强了基辅罗斯的封建关系和封建君主的权力，使脱离原始社会不久的基辅罗斯城乡保留的某些社会民主制度的遗迹丧失了。
基辅罗斯时期之后，罗斯处于长达240年（1240—1480）的蒙古人统治时期。这是俄罗斯文化东方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水平比落后的罗斯还要落后的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既直接破坏了罗斯的经济、文化，又破坏了它与西欧的联系。而此时西欧正从中世纪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城市兴起，工商业发展，科学出现，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产生，并逐渐向其他西欧国家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向封建文化发起了冲击。俄国再次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上落伍了。它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沿着亚洲式的封建专制主义道路走下去，东方的色彩越来越浓重了。蒙古的军事行政组织形式、户口制度、租赋制度，以及无条件服从王权、土地是国家产业、国王是土地的惟一所有者的观念，对罗斯有很大的影响，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和管理，还借鉴了典型的东方国家中国的许多制度和办法。蒙古人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以后的俄国的政权体制奠定了基础。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及其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在打败蒙古人、完成俄罗斯统一大业中，又因袭了蒙古人旧制，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继续了俄罗斯文化的东方化倾向。之后，伊凡四世（1533_1584年在位，史称“伊凡雷帝”）则把专制主义推向极端，形成了沙皇个人的专制统治，东方色彩更浓了。如同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此时“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伟大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
由上述可见，地处欧亚两洲交界处的俄国，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说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完全属于东方的独特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性。“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这种两极化、矛盾性是其整体文化的总特征，是东西文化矛盾性的体现，也是俄国内部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文化分化的表现。
就国内环境而言，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是长期以来在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扼杀自由思想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政策最突出的表现是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它在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就产生了。本来，1560年起莫斯科就开始采用了印刷术，但沙皇政府担心自由思想的传播而不愿推广。沙皇伊凡四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多次发布书报检查条例，设立专门委员会，封禁西方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违者便要遭到监禁或流放。1845年，尼古拉一世公布了一部新的刑法，把一切企图限制沙皇权力和改变现制度的人均定为刑事犯，使俄国发展为警察国家。许多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如十二月党人、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或遭流放、判终身苦役，或被绞杀。
在上述国内外背景下形成的俄国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具体表现为：
世俗权力高于神的权力，皇权高于教权。彼得一世时确立了由国家管理教会的制度。沙皇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管理宗教，高级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的旨意。沙皇利用宗教为其专制统治服务，不接受东正教教义被视为反对沙皇的统治。
对皇权的崇拜和对专制制度的顺从是俄国普遍的社会心理和重要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村社传统”的重要方面。村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俄有长久的历史，成为俄国文化的重要社会基础。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小天地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定期平分土地使农民避免分化。农民心目中的权威便是家长——村长——沙皇，自我意识极不发达，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的闭塞、愚昧、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心理，服从权力成了传统习惯，心中的愤懑只有通过虐待妻子来宣泄。皇权主义的典型例子便是许多农民起义都要打着沙皇的旗号，认为沙皇是好的，地主才是坏的。甚至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革命的1905年革命之始，工人们还是抬着神像和沙皇画像到冬宫请愿的。
皇权主义、服从权力、在极权统治下的温顺态度、在艰难困苦中的惊人的承受能力的另一极端、另一方面是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精神和集体精神，对自由的炽热追求、强烈的、爆发性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情绪、无政府主义倾向。前者是长期的农村公社生活造成的，后者则是严酷的极权主义统治引起的。俄国历史上平地惊雷、突发政治事件的不断出现，俄国之成为无政府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故乡，都有力地说明了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这种特征。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大俄罗斯主义、扩张主义经久不衰，世代相传。这是世人公认的俄罗斯的民族传统、民族特性。不过俄国人自己称之为爱国主义。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有：在莫斯科公国兴起之前受到东西方夹击的处境产生的不安全感，形成了励精图治、奋发自强的民族精神；寻求出海口，既是其生存、发展、与他国交流的需要，也是其不断扩张、征服其他民族的借口；形成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之后，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安全感，反而由于被征服的民族越来越多，要防卫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于是，国家安全利益又可以成为新的对外征战的理由，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留切夫斯基所公正指出的，俄国的历史实质就是开拓殖民地的历史；无可匹敌的辽阔领土，丰富的物产资源，使俄国人十分自觉俄国在国际中的分量；历史上几次抗击强敌入侵的历史性胜利加强了民族的自信心；独特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更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总觉得自己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根深蒂固的主宰世界和拯救世人的观念（弥塞亚）也许是俄罗斯人所特具的。“在犹太人之后，救世主降临的意识也成为俄罗斯人所特具的，这种意识经过全部俄国历史直达共产主义”。从16世纪俄国僧侣菲洛费伊将莫斯科比作第三罗马，到建立起俄罗斯帝国，到指挥第三国际搞世界革命，到自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俄国人的救世主观念生生不息。
俄国人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一方面不断拓展其领土，另一方面使其专制主义、极权统治得到维持和强化，使统治者少有精力致力于国内的事情，从而阻滞了俄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使俄国总是落后于世界潮流。
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笔墨来讲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是因为这些遗产至今仍在发挥其作用和影响，不了解它，就无法理解近年来俄国发生的事情，无法预测俄罗斯的未来，尽管今日的国内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西方文化的引进及其同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撞击
当俄罗斯从蒙古人240年的野蛮统治下赢得独立的时候，西欧各国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科技、文化、经济迅速发展。俄国被远远抛在后边。同欧洲接壤的俄罗斯，“16世纪以后，它同欧洲各国的每次冲突都使它痛感欧洲文明的优越性。
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得想要从欧洲学点东西”。对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渴求，同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西方文化成果的诱惑力，都使俄国贵族和统治者把目光转向西方。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西化”浪潮冲击着俄罗斯大地。
17-18世纪是头一次“西化”浪潮，也是俄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17世纪50年代，年轻的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率10万大军远征波兰——立陶宛，军事的目标未能实现，欧洲的文明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其子彼得在他死后7年正式登基。他便是掀起这次“西化”高潮、深刻改变俄国历史面貌的彼得大帝。1697年，这位尚武少文、厌华务实的年轻皇帝换装化名，随同他组织的西游取经的200多人大使团，到荷兰、英国、奥地利等国学习造船，参观工厂、学校、博物馆，访问科文名士，甚至旁听（英国）议会辩论，历时1年5个月。结束了这次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壮举之后，回莫斯科的第二天，他手持剪刀剪去了前来迎驾的大臣们的胡子，开始了包括军事、行政、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一切领域的、长达二十几年的改革。在文教方面，他兴办学校，建立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改革文字、历法和礼仪，大量出版西方著作——他曾下令把千余种西欧国家许多领域的著作译为俄文出版。但是，彼得是用东方方式来推行西方文明的。彼得“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对于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中心人物的亲生儿子，他也不徇私情，判处其死刑。
彼得用铁腕推开了俄国向西的大门之后，西方启蒙运动的浪潮也随之波及俄罗斯。这个东方国家也涌现了一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18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了声势颇大的以莫斯科大学为新思想中心的启蒙思想运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被大量译成俄文出版，其中，仅伏尔泰的俄文版著作就有60余种。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和思想近代化的进程。这种新思想文化运动又对俄国以专制主义、极权统治为特征的上层建筑的演变起了推动作用。在这方面对俄罗斯历史起过重要影响的是惟一同彼得并称为“大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来自德国的风姿秀逸的女沙皇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式教育，博览西欧启蒙学者名著，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通信，谦称自己是伏尔泰的学生，还热情邀请狄德罗等人到俄访问，进行了法律等领域的改革，使俄国的“开明专制”进人鼎盛时期，也是俄封建农奴制发展的顶峰。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遍及欧美的自由主义改革浪潮把俄罗斯帝国也卷进去了，新文化在俄罗斯蓬勃兴起。俄国贵族中的先进分子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宪政和农奴制改革方案，形成了贵族自由主义。1825年发生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一次贵族革命家运动。其目标是推翻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消灭等级制度，实行政治自由，实行开明的宪法或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制度。这些青年军官的思想来源便是西欧的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都参加了反击拿破仑的远征，亲自接触过欧洲的民主思想。这是一次力图用革命的方式把西方文化移植于俄罗斯大地的尝试。
紧接着30—40年代发生了围绕着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而展开的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斯拉夫派认为俄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俄国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道路。其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认为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设想从农村公社过渡到工业公社。他们并非主张复古、维护农奴制度，而是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西方派则认为俄国的惟一出路在于完全实行欧化。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则更多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俄国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农民社会主义。至50年代，俄国思想界便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在政治上便表现为革命、改良和保守的三种政治势力。俄国面临的政治任务便是解放农民。
决定俄国社会作政治选择的则是沙皇政府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俄国同资本主义欧洲的较量。作为欧洲反动堡垒的俄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落后、腐败和无能，并震惊了朝野。于是1861年沙皇颁诏废除农奴制。这次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它使俄国进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
总结俄国自彼得改革至20世纪初两百余年的文化斗争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其一，落后的俄国的进步和发展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时快时慢地进行的，其内在发展逻辑是西方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上层建筑的演进，然后在新的基础进行新的一轮的交融和冲突。
其二，俄国人，不管是开明的沙皇、觉悟的贵族，还是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先进分子，热衷于西方文化，一般都是以承认俄国的落后为前提，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强国为目标的。
其三，对待西方文化态度上的差异和对立，都集中在寻求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
其四，西方文化与俄传统民族文化碰撞之根源，在于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基于不同利益发生的对文化的不同选择。这种不同选择最后集中到政治态度上便出现了保守、改良和革命的政治斗争。
其五，两种文化碰撞并没有动摇俄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地位，西方文化不能不同俄传统文化“妥协”s“结合”，如西方自由主义在俄国又变成贵族自由主义和后来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传入俄国而形成俄农民社会主义等。
其六，西方文化的冲击始终未能冲垮沙皇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没有瓦解农村公社这一俄国文化的社会基础。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本身就是为强化其君主专制统治，1861年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在政治上也只是一种改良和立宪试验。这后两次改革主要内容还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如此，所谓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也没有瓦解村社这一组织形式。1861年改革之后，村社仍包括俄国约90%的农民；1907—1915年在欧俄退出村社的农户只约占农户总数的1/5.上述特点使近代俄国始终建立不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
三、社会主义文化的兴起、发展及其与俄国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社会主义文化在俄罗斯的出现，至今已有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同俄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大体相适应，俄国社会主义有三个发展阶段，或者可以说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农民社会主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之后，是正在形成的以俄共为代表的新型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文化从其产生的地域上说，也可说是西方文化，但它是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自从它诞生之后，我们讲的西方文化一般指的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
当西方自由主义猛烈冲击着俄国社会的时候，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也传入俄国。于是从19世纪40—60年代，产生和形成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此时俄国面临着土地和自由两大问题。他们力图把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应用于俄国的具体条件。同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同，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农民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农村村社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其途径是经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废除农奴制。他们代表的不是俄国资产阶级而是农民，因而是农民社会主义，也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他们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故又称革命民主主义。这实际上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的结合。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民粹派运动准备了理论基础。民粹派运动的失败说明社会主义此时在俄国尚没有其阶级基础，从30M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的俄国，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
1883年，从民粹派分化出来的土地平分社成员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揭开了俄国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列宁曾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90年代是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大发展、工业高涨的年代，工人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1898年，俄国工人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诞生。1903年，党的二大上，党内分裂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大派。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诞生了。
从文化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是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与俄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结合。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及为期不长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斯大林继续他的事业，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深深打上其烙印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直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发生模式的转换。
存在整整一百年的布尔什维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同俄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在西方和俄国引起热烈的讨论，在中国可以说只是个开端。笔者只有一些粗略和初步的看法。
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总体而论，是指反映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高度集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民主制，单一的公有制，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为旗帜、实际上是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的观念。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一元主义的文化。
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同其他两种文化的关系，从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反映出来，在列宁领导时期和斯大林及其后的时期是有一定差别的，其中既有大同小异，也有大异小同。
我们说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与俄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结合，这里的“西方优秀文明成果”首先和主要的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但不仅如此。从走上革命征途之后到十月革命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西方的列宁，深知俄国国情，非常清楚吸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夺取政权是取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条件和前提，夺取政权之后的任务就要在文化方面追上别国的人民；文化建设和革命是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划时代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甚至对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列宁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没有半点含糊。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与此相应地也提出和实行了某些政策措施。自然，列宁的政策目标是维护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他也曾下令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教授驱逐出境，查封和取缔资产阶级报刊。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各流派中的主流派，他所阐述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为东方国家的俄国又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因而列宁主义自然带着鲜明的东方色彩、俄国色彩。列宁主义闪烁着俄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同俄国一代一代的革命家一样，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就是要在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历史条件下，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强调革命组织的集中化和纪律性，也是俄国的革命传统，其根据是俄国是沙皇实行恐怖统治、警察横行的国家。列宁曾把民粹主义的“土地和自由”社这个严格集中统一的组织誉称“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当有人责备火星派是主张搞“密谋”组织是“民意主义”时，列宁干脆说，我们“乐于接受这种责备”；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也是从十二月党人起俄国几代革命家共同认定的革命道路；革命之后，如何搞社会主义，列宁在谈到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时，甚至谈到“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十分明显，为了推进社会进步，甚至不得不采用东方式、俄罗斯式的传统手段了。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不去谈论列宁主义中诸如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渐进性，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等等这样一些显然反映东方特色、俄国特色的思想内容了。
列宁之后，深深打上斯大林珞印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内外政策指导思想，所体现的俄国传统文化色彩就更加浓厚了。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首先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和战略，就是产生于避免落后挨打、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超过西方发展道路的俄罗斯传统思想的。目标就在这里，其他可以置于服从地位。
由此而来的是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上的个人高度集权，经济上单一的所有制公有制，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由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统一地调控和管理。这种高度集权的思想文化根源便是从上到下的崇尚和服从权力的俄罗斯传统文化。斯大林本人就很明白，他的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人民习惯于服从一个人。在这样的国家，家长制、个人集权等容易被接受，作为个人专权的思想基础——个人崇拜也容易滋生和传播。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及后来发生的大规模清洗运动，俄国人民竟也长期忍受下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言，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至于维护个人专权的国家安全机关被赋予特权地位，得到畸形和恶性的发展，在苏联制造大批冤假错案，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同俄国历来警察专横，特务、密探遍布社会的恐怖主义传统紧密相关。
个人高度集权、个人专权在文化管理体制上表现得并不比政治领域弱。20年代末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发生。对布哈林的政治大批判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开了路，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这个“大转变”提供了思想武器，个人崇拜在这个领域表现得同样淋漓尽致。1929年底斯大林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要给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理论以“应有的反击”，下了理论大批判的动员令。首受其害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伊·鲁宾等人。他因“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而被戴上了“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的政治帽子。接着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米丁等发起了对德波林学派哲学的大批判。斯大林在同米丁等人的谈话中，号召使用“各种武器”展开全线进攻，提出“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指示“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此后，大批判在史学、文学艺术领域相继展开，到3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李森科对自然科学作阶级分类，提出在自然科学家中抓“阶级敌人”，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遭到批判、监禁、流放或处决，一些人如米丁、维辛维基、李森科等则成了政治化的学阀。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统治体制形成了。
这种体制最突出特点就是把所有理论问题、学术（包括自然科学）问题同政治、阶级斗争问题任意挂钩，对不同观点不加分析地扣上政治帽子；由领袖裁决理论和学术是非，斯大林的意见成了惟一的真理，造成文化一元、政治第一、舆论一律的局面。这种体制虽经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的冲击，但在整个苏联时期基本没有改变，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诚然，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同剥削阶级的腐朽文化和意i只形态进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在苏联时期，包括斯大林领导时期，培养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种文化、意识形态模式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对外关系上，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许多做法更是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扩张主义的恶劣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打着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新旗号。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苏联曾经给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以许多支持和帮助。但是，从30年代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否认他党和别国的独立、平等地位，要求各国革命服从苏联的利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后初期无视他国的独立和主权，与西方国家划分势力范围，乘机侵占别国领土，后来又利用其操纵的情报局、华约等组织，干涉他党他国内政，对坚持独立自主者兴师问罪，并用“国际专政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为其霸权主义行为辩护等等，都同马克思、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相去甚远。轻而论之，这也是俄罗斯人的救世主思想在新的外衣下的恶性膨胀。
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同俄国传统文化在不少方面是自觉不自觉地相承相因的话，那么斯大林等领导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则是自觉地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而否认和忽视二者除了对立和斗争一面之外，还有批判继承以及利用、借鉴、交流以至于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的一面。其理论根据是日丹诺夫提出的，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在实践上便是对外国的科学文化乱贴阶级标签，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科学文化中的新理论、新学说（如对系统论、控制论）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搞文化的关门主义、排外主义，把社会主义说成一切都无比优越，把俄罗斯的一切都夸口为世界第一。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其结果是堵塞了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特别要提到的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东西，其中不少并非真“姓资”，不是资产阶级一家创造发明的，比如市场经济等，是人类社会经过多少个世纪的反复实践得出来的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政治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苏联人却长期采取批判、否定、拒绝的态度，结果使苏联社会的发展走了弯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今天各国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一国发展受到世界潮流影响和制约越来越大的条件下，它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四、自由主义之泛起、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受贬与苏联的解体
苏联为什么解体？至今众说不一；我们且不说它。有一点是清楚的：其解体的根源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其他两种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很有关系。
起影响作用的传统民族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30年代工业化的巨大成就，40年代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三十几年的重大发展，都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成果。
糟粕遗传到苏联社会主义机体中则产生了一系列弊端。致命的硬伤是两个东西：一是在个人崇拜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专权；二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前者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受害者有多少？没有统一的准确的统计数字，高估者说是千余万人。这无从相信。现为俄社会主义劳动党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称，“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五十万人很快就被枪决了”。这是使苏共最不得人心的、难以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在起作用。
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也是把苏联搞垮拖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它使俄罗斯民族同苏联其^他民族的矛盾有随时爆发的危机，苏联国家解体无非是其他民族摆脱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分立浪潮骤起所致；它造成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尖锐矛盾，也使苏联模式最终在东欧国家被抛弃；它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扩军备战的结果还使苏联国民经济结构难以合理化，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得到重大的改善，斯大林理论上规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难以实现。苏联的解体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俄罗斯人企图把自己本来就带着许多毛病的社会发展模式向苏联的其他民族地区、东欧国家以及其他某些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的一次大规模的失败。
对西方文明成果的重视不够，也是造成苏联落伍和危机的重要原因。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包围、孤立、封锁、禁运，战后又出现两极对抗对峙，也是造成苏联文化孤立主义、排外主义的原因；其二，苏联科技文化也取得重大成就。据8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院长阿列克山德罗夫说，苏科学家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4，科技发明创造占世界总数的1/3，当时在宇宙中运行的苏联卫星有1300多颗。苏联人平均每周把一颗卫星抛上太空。然而，不正确的文化政策和科学文化管理体制的恶果终于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显现出来。苏联在新兴产业方面大大落在美国后头。据80年代中后期粗略估计，当时苏联投入使用的主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只有美国的1/13，合成树脂、塑料产量只有美国的1/4，化纤不及美国的1/3，技术水平落后了10年以上。高傲的俄国人曾经对同样高傲的西方人说，你们把钢制小跳蚤造出来，那好，我们要给小跳蚤穿上钢靴，让它跳起舞来。俄国人同样心灵手巧。问题的前提是，你必须知道人家已经会造钢制小跳蚤了，必须拿来！
苏联之解体犹如人之暴亡。一个如此强壮的汉子为何一夜之间便撒手人寰？人们悲愤之余自然要找主治医生问罪。对苏联社会机体的解剖说明，解体前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已造成苏联社会的诸多危机。那么主治医生是否有责任？结论不言自明。
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吗？以笔者之见，有两个“必然”、两个“不必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之转换、社会的转型是必然的，社会主义的瓦解不能说是必然的；苏联原来的联邦制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苏联瓦解成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则不能说是必然的。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主政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的错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坚持的还是原来的社会主义。他先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增长方式还是原来的一套。经济改革受挫后，他转向了，提出改革“新思维”，逐步形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既是其思想体系，又是其政治纲领。“新思维”讲的是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民主化”一般而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戈氏提这些口号、手段时不谈“限度”，不讲政治界限，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失度、失控。多元化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经济上的多元和政治上的多元。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允许党外有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承认多党制、党内有派——弱化民主集中制和允许加盟共和国党的独立性等等。这就把苏共历来奉行的一元主义改变为多元主义。
这里的第一个突破口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特别关键的一步是对新闻、舆论工具的“开禁”。从1986年4月起，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报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编辑部，并取消了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制度，改组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领导班子，允许私人、各党派、团体、外国人办报。1990年上半年，苏联各反对派办的“非正式”出版物达到了上千种，到苏联解体前报刊有8000多种，期刊有5000多种，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在“反思热”中全盘否定了苏共历史和苏联70年的历史。在不加分析地揭露苏共历史错误中，社会主义价值观遭到了无情的贬损。思想文化失控了，社会失控了，政治失控了，经济失控了。长期一元化的社会走向它的极端，天下大乱。
戈氏大力鼓吹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召唤出来两个苏共和苏联的对立物——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和民族分立浪潮；搞垮了苏联大厦赖以维持的支柱——有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它通过承认多党制否定了党的领导地位；通过片面总结历史教训抹杀了苏共的历史成就；通过扫除改革的“障碍机制”大批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通过教育可以依靠的骨干队伍；通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建立总统制夺去了苏共的领导权；通过淡化民主集中制，造成苏共组织涣散、派别林立；通过苏共的联邦化使民族分立浪潮无法控制，使国家解体难以避免。改良、改善、改革终由于失度而完全失控了。取代了苏共传统派上升为政治主流派别——戈氏为首的中派在大失控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一九”举事失败，右翼民主派上升为俄罗斯政坛主流派，标志着有浓重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色彩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由消退到衰败，也标志着中派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站不住脚，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占了上风。俄罗斯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化运动。
这次西化运动的鼓动者和推动者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遗余力地软硬兼施地推销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美国的价值观。在里根的“和平政治攻势”、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之下，他们利用其大众媒介、经济实力、人员交流、“人权外交”，攻击、谴责传统派，诱压戈氏的中派，支持、扶植民主派，促进苏联演变，达到“不战而胜”。如在苏联改革过程中，美国多次挥舞人权的大棒，使戈氏在民族分立主义和右翼民主派面前不敢动作。美国的思想文化渗透，在苏打开国门、人员交流激增的条件下，更是直接奏效。戈氏的顾问，如亚夫林斯基等，就是按哈佛大学的经济理论来制定苏联改革方案的。特别是在戈氏的改革陷于困境时，1991年6月，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等先后在报刊、西方会议上，提出要利用这个最好时机，给苏有条件的援助。这些条件归纳起来便是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民主化、举行自由选举、民族自决和非军事化等。同年8月布什在向国会提供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这个价值观便是“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在“八·一九”事件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公开插手，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法”，公开支持和鼓动右翼民主派起来粉碎“政变”，利用“美国之音”向苏联播送叶利钦的声明。
五、民族传统精神的崛起、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复兴及其对俄社会转型的影响
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民主派是自觉、全力以赴；戈氏的中派到后来则是随波逐流，左右冲突，以求自保；相当一部分人或袖手旁观，或掉以轻心，或麻木冷漠到了外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一场大动荡、大混乱过后，人们慢慢缓过神来，回味、消化刚发生的事情，文化、价值观这些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无形的、深层次的东西开始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反映出来，活跃起来了。当权派的政治经济变革走向和后果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觉醒。三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交融更突出和明朗了。它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和制体的不同选择中，反映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政治代表人物的沉浮上。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西化运动迅猛开展。这主要表现在初始阶段全面迅速推行私有化、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政治上通过制定新宪法，确立总统制、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以及三权分立的权力体制；对外政策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回归欧洲”，对美亲善、合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同美协调，以求美国、西方对俄改革从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5年来的社会变革诚然有了成果：政治制度、体制巳有基本框架并开始运行；经济上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迈出大步；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和方针经过调整也已确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尤其在社会经济领域方面。由于经济变革方针政策的错误，也许还有社会转型时期共有的难以避免的问题，俄国始终未能走出经济困境，没有摆脱经济危机。根据俄官方统计，从1992年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下降19%、12%、15%、4%，通货膨胀率依次为2500%，1000%，300%，131%。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1989年下降50%，工业总产值比1991年下降50%，农业总产值比1989年下降30%，基建投资比1989年减少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占20%—30%，失业者占劳动人口13%，外债近1300亿美元。在对外关系上，初期的亲西方政策使俄国被视为西方的“小伙伴”，西方的经济援助附加许多条件，且口惠实不至，大大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感情。
民族主义势力崛起了。日里诺夫斯基一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喧嚣一下子使他的原来并不起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1993年底的杜马选举，该党异军突起，在政党竞选中得票率居于首位，为22.79%，而右翼的“俄罗斯选择”遭到挫败，得票率仅15%；在两年后的杜马选举中，自民党得票率虽减少一半，但仍是杜马中的第二大党。它的得票率减少不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消退，而是由于民族主义并非自民党的专利，其他党很快也举起这一旗号。俄各主要政治派别尽管在内政问题上纷争不断，在突出民族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上则很快基本一致起来，这正反映了俄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广。而亲西方、主张西方模式的激进民主派则步步失势，盖达尔的党在1995年的杜马选举中甚至达不到进入杜马的票数，盖达尔、科济列夫等一批亲西方人物一个个落马，退出政府。
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西化运动不断受挫中逐步复兴了。许多大小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重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政治势力迅速壮大发展。1993年12月杜马选举中，俄共出人意料地取得重大成绩，得票率11%，位列第三；两年后的杜马选举中，得票率22.3%，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成为惟一能与叶利钦一比高低的政治人物，在更能说明支持率的第一轮选举中，他仅以3.24%之差（32.04%：35.28%）落在叶之后，第二轮以13.51%之差败于叶利钦（40.31%：53.82%）。俄共政治力量的发展说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再一次显示其对广大劳动者的巨大吸引力。正如B·A·梅德维杰夫所说，“对既有的社会价值的怀念，对新的社会条件的抗拒是最近形势中使社会主义力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人民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不等于希望回到旧的苏联模式去。这里“怀旧”与“趋新”同时存在。人民不满于几年来社会经济生活的恶化、混乱、动荡，希望社会的安定、平等、公道，又希望革除积弊，维护社会进步的因素。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的僵化保守、不思改革者即极左派同追求“全盘西化”者同样不得民心，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之所以再次显示其威力，在于它不仅没有抛弃，而是注意随着时代和俄国社会的发展，吸纳包括西化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被视为合理的因素，充实、发展自己。俄共主张的社会主义，已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我们以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说明之。
它继承了苏共的某些基本的原则，如保持共产党的名称，申明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申明要遵循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民主集中制，坚持列宁关于完全社会主义的定义，声明依靠工人阶级，消灭阶级和剥削，达到无阶级社会等等。但它同苏共又有显著的差异，简言之就是从一元论转变为多元论：强调利用一切合法手段，特别是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用和平手段争取掌握政权，而不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多党制的存在，包括“承认其他所有共产党的独立存在”；承认社会思想多元，申明尊重其他民族主义政党、中派主义政党等政党的思想观点，“不强迫它们接受”俄共的观点；承认在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定阶段存在多种经济结构。总之，它承认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是吸取了苏共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西方文化和俄国传统文化的成果，“依靠本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共的文化根基仍是俄传统文化价值观。俄共纲领明确提出，“俄罗斯的未来只能是建立在它的创造性传统和历史继承性的牢固的基础上”。它们认为，“这种传统的主要价值观是”爱国主义、强国精神、集体主义、公正、平等。“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以及“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传统利益和阵地”是其重要目标；“制止西欧化和美国化”，恢复联盟国家，反对私有化、镇压犯罪是其最低纲领的重要部分；同其他进步力量结盟是其最重要策略。
俄共的社会主义，既有俄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又处处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宗”者，既指马列主义，又指民族传统也！自然，仅根据一个党的党纲还不能对这个党作全面断定，还有竞选纲领、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看实际行动，还要看今后的变化发展。但目前主要还是要依据其党纲作出判断。毕竟，它是一面升起的，可供外人作出评判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集合着俄罗斯3000万的选民！
民族传统精神的振起、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所引起的政治斗争的新局势，使叶利钦总统和政府不能不一再修正其内外政策：放弃休克疗法’暂停私有化进程，允诺增加社会保险，多次大幅度地进行人事调整，把1991年政府中的成员一个不留地撤换掉；而对外关系的方针政策则早在1992年下半年就开始调整，确立了维护俄国大国利益，实行有重点的全方位外交，用“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代替“亲西方”的政策，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对西方做出强硬姿态，加速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等等。这是叶利钦维护权力地位、争取连任总统的需要，也是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回潮面前西方热降温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回落的表现。
处于社会转型初始阶段的俄罗斯，三种文化的冲突反映了社会的分化、矛盾和斗争非常剧烈和严重，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尖锐对立。尽管如此，社会各主要政治派别在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实行全方位外交、重振大国雄风等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政策上是存在某种“共识”的。在这次总结竞选中，各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有不少是相似和相近的。意识形态被淡化，也说明了这种“共识”。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这种“共识”，又说明了社会大多数选民的“共识”，因为竞选纲领是为争得民心，争取选票的。这反过来又说明了三种文化在冲突中又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一面。
眼前俄国社会经过反复的分化、组合，已大体形成以两大派为主体的多极化格局，反映在文化上便是多元化的文化。坚持斯大林模式的极左翼、坚持全盘西方化的极右翼和坚持极端民族主义的“三极”虽仍存在，但成不了主流派；是否有那一天，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把其中的一极推到俄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目前未见此种迹象。目前的斗争主要在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和较温和的民主派之间进行。这反映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新的条件下的冲突。
文化多元将长期存在。倾向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各派斗争，将如何继续影响着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对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呢？从上述文化斗争及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初步看到：
任何政治派别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占据或维持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都不能无视当前俄国社会的“共识”，无视各种文化的互相接近和融合的方面。三个极端的政治派别之所以不能成为主流派，问题症结正在这里。极左派低估了当今的世界潮流和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固守俄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已远远落在时代后面，为广大群众所不取；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也出在这里，不能代表俄国在当今世界环境中前进的方向，也就不能代表俄罗斯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愿望；极右翼则忽视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民族主义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影响，故也不能持久。
俄共势力之迅速壮大，在于它既以民族传统精神为根基，又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世界的潮流。如果它像极左派那样，不去参加议会竞选，而去搞暴力斗争、街头政治，在今天的条件下，其势力的增长就根本无从谈起。若它有朝一日上台执政，也许其民主社会主义色彩会更浓一些，甚至可能像东欧一些国家原共产党人那样，变成社会民主党，在已形成的政治框架下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搞180度的向左急转弯似不可能。
叶利钦之所以能够维护其权力并连任总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三种文化斗争的态势；或者反过来说，三种文化斗争的形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叶利钦的决策。他在西方化热昏了俄国人头脑时，加速推行私有化，确立总统大权独揽下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他在其权力地位和变革方针受到威胁时，又不惜以非民主的、俄罗斯式的手段主动出击；在亲西方外交受到普遍反对时，他泰然接过维护俄大国地位和民族利益的思想，调整外交战略。他适时地放弃了公认的右翼首领的政治地位，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在总统地位岌岌可危之际，他不断适应政局变化，修改自己的方针政策，获鹿大选，连任总统。所有这些，就其深层动因来说，是民族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影响使然。现在，叶利钦政权提出确立国家意识形态（rocysapcTBeHHanmeonovHR）以求统一俄国思想，其含义是什么，现在尚不清楚。可以大体断定的是：作为民主派政权的意识形态将离不开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坚持吸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方向，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表现为部分群众的政治情绪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存在。当前，俄国政治框架、外交战略已基本形成，变革的任务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行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向自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和俄民族传统文化在这里仍将继续起作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运行方式的惯性、与此相适应人们的观念习惯、管理经验，仅仅由于当前俄国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调控的现实需要，也会起作用；少数人暴富，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以及由此弓I起的社会不满情绪，又会使希望政局稳定的当权者不得不在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政策中体现某些社会公道、社会平等的观念。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所有制的变革。在这个方面，俄罗斯维护大国地位的需要、军工企业基础之雄厚、军转民之难度，都使其不能不保持相当比例的国有经济；“村社传统”的影响，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影响，也使俄农业不可能有中国农村十几年来的那种变革，也不容易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大规模建立私人农场的道路，合作社经济将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也许是俄国所有制变革的两个特点。
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脉搏、脾气是不容易摸准的，隔岸观潮也常常会有错觉。在这片国土上，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我们只有细心观察。
原载梁守德主编：《1996：国际社会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