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周伟龙、赵君理和林之江从朱家逃跑出来时，已经是凌晨4点20分，他们马上带着王咏兰，分别乘坐两辆轿车离开河内，23日傍晚时回到重庆。
戴笠听说汪精卫夫妇已经被暗杀，十分高兴，马上驱车前往黄山，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说多年的冤对头汪精卫已死，特务们为他除了心腹之患，立即批准奖励陈恭澍等8个特务4000元法币。
可是，24日从日本电台和报纸传来的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安然无恙。为了避免军统特务再派人暗杀他们，日本政府于23日晚上，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以外务省的名义，电请法国驻越南总督府，对汪精卫夫妇采取保护措施，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赴河内，把汪精卫夫妇接到安全地带。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不相信，认为这是日本政府故弄玄虚，妄图以“汪精卫夫妇安然无恙”稳住中国投降派的阵脚。
其实，汪精卫夫妇的确平安无事，只不过受了一场虚惊。
原来，22日上午10点，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河内，看望分别三个多月的丈夫，并带来一批她近几个月作的国画，准备在河内举办私人画展。汪精卫见方君璧每天要作画，而曾仲鸣住的那间房子较小，用两张四方桌拼拢的临时画桌放置进去，房子里连人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就于当天下午3点，与曾仲鸣调换了住房。事情是这样凑巧，特务们正好在这天晚上行刺，于是，曾仲鸣夫妇首当其冲。
当时，沉重的劈门声，已把汪精卫夫妇惊醒。政治的敏感，两个令人失魂丧魄的可怕字眼，闪电般地传人他们的神经系统：行刺！第一声枪响，陈璧君拉着丈夫一同躲进床底。汪精卫毕竟经过三枪的锻炼，没有妻子那样吓得浑身像筛糠，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还想到被子能够降低子弹冲击力的辩证关系，迅速地从床底钻出，拉下被子和毛毯，将自己和妻子裹住，然后匍匐在床底下，等待那可怕的声音，从南边房间响到北边房间来。后来枪声停止，汪精卫意识到曾仲鸣为他挡了凶，以为行刺者正破门而入，在辨认被刺者是谁；他们一旦发现倒在地上的是曾仲鸣，他汪精卫仍然在劫难逃。直到行刺者中的4人被抓住，河内保安局来了几十个军警，被切断的电源和电话线已接通，朱微连连喊门，汪精卫夫妇才从床底下爬出来开门。
这时，曾仲鸣住房的门已被军警撬开。汪精卫夫妇走进去一看，见曾仲鸣的屁股和下半个背部中了二十一弹，密密麻麻的弹孔如同蜂窝一样，一身血迹，躺在床边的楼板上，两眼微闭，奄奄一息。方君璧的大腿和屁股中了四弹，躺在丈夫身旁，低声呻吟着，哭泣着。
曾仲鸣的死，在汪精卫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他对蒋介石的行刺，感到无比恼怒。25日上午，汪精卫躲在亚士力克为他安排的一个绝对秘密的地方，将去年12月6日上午9时，根据蒋介石的意见，由汪精卫主持，在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召开的，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等人出席，有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徐堪、翁文灏、邵力子、董显光等人列席，由徐谟报告陶德曼从中斡旋的中日和谈经过，除个别人以外，一致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结束中日战争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的详细记录找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他为自己预见的准确而暗暗高兴。当时，他吩咐曾仲鸣说：“老蒋这个人，往往上午说过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明天这个会，你要详细的记录。散会后，会议记录交由我保管。”曾仲呜会意地笑着说：“汪主席深谋远虑。好，我一定认真的做好会议记录。”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现在正是用得着这篇会议记录的时候了。
汪精卫决定以《举一个例》为题，发表这次会议记录。他为了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更大的震动，在会议记录之前，加了两段按语性质的话。第一段控诉蒋介石的暗杀，公布曾仲呜临死前说的“国事有汪主席”的一段话，表明他为了安慰已死的曾仲鸣，决心向日寇投降到底的决心。第二段说：“我因发表艳电，被视为我对国事的主张。这难道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这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下面，公布了那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名，以及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
接着，汪精卫在会议记录后面提出三点质问：第一，一年多以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很苛刻，蒋先生居然同意作为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所提的和谈条件大大让步了，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第二，当德国大使陶德曼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先生认为和谈可以进行，何以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烧个精光，处于今天这种情况，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第三，一年多以前，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都主张和谈停战，何以当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时，却对主张和谈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呢？
汪精卫的《举一个例》于3月27日在香港《华南日报》发表。两天之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北平等敌占区的报纸纷纷转载。这些报纸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到了重庆，到了蒋介石手里。一时间，举国上下，舆论纷纷，蒋介石集团慌作一团。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相信汪精卫的确没有死。顿时，他气急败坏地瘫倒在皮沙发上，久久喘不过气来。
汪精卫的这发冷炮，打得蒋介石十分狼狈。3月30日上午，他一边要王宠惠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他派人到河内行刺，说汪精卫的《举一个例》，纯系造谣惑众，一边把戴笠叫来，劈头给他几记很有分量的耳光，骂道：“娘希匹的你们军统，唵，都是一伙混蛋，唵，一伙饭桶！这个这个，连杀的是曾仲鸣，还是汪兆铭，都搞不清楚，呸！”
四爬上“北光丸”
汪精卫在河内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候，东京在3月22日即得知曾仲鸣被杀的消息，日本五相会议当即决定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并配备有关人员，担任营救汪精卫的工作。并命令影佐使用熟悉航程的北光丸（属山下轮船公司，重5500吨），要尽快地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点。影佐通过当地领事馆和台湾拓殖公司职员的努力，终于在4月18日安排了和汪精卫初次会见。下面是他们会见时谈话的内容：
影佐：“我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前来帮助先生移往另一安全场所的。先生打算今后往哪里迁移？”
汪精卫表示了谢意后说：经过多方考虑，现在得到一个结论，以上海对今后的活动最为适宜，此外可作候补地点的有香港和广东。香港的英国官员监视甚严，目前在该地的公博和林柏生无法活动；广东对孙中山先生和我自己说来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中国人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充分意识到进入上海实际上就成为在日本刺刀保护下的傀儡，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拿上海租界作为遮羞布。
在离开河内时，汪精卫故作姿态地租用一艘法国小轮船“芳·福林哈芬”号，并解释说：“北光丸出来迎接的好意非常感谢，但会发生一些不良影响，说我首次进上海港是由日本轮船照顾的，这对于整个和平运动，恐怕会受到误解。”
实际上，汪精卫本来是准备直接乘日方的“北光丸”到上海的，因为没有护照，不能出国，后来得到地方当局的谅解和援助，在总督府的同意下，把“芳·福林哈芬”号租用一个月（当时停泊在西贡），然后决定25日起航。并事先做好与“北光丸”无线电联络的准备，同“北光丸”保持一定的航距和准备随时接应。
由于“芳·福林哈芬”轮船小，开始风平浪静，还能正常行驶；后来风涛险恶了，船小无法前进，4月29日汪精卫让人使用无线电与影佐、犬养健联络，次日两船在碣石湾相遇，汪精卫坐救生船爬上了“北光丸”，标志着汪精卫已彻底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了。汪精卫对此次前途未卜之行颇感渺茫，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舟夜
后来汪精卫在《述思》一文中解释这首诗中的背景，并发了一通谬论说：
诗中前面的几句，都是歌咏当时的景象：后面的几句，是那个时候，想到了晋代征西大将军桓温登高以望彼方，慨然而造的文句。他说：唉，神州是陆沉了，百姓已没有可归之家，王夷甫（王衍）那班人是逃避了这个责任的。这次的战争，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呀？文天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虽则没有说死是报国最后的一刹那，但是，他也没有说报国是可以一死以了责任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慎重考虑的。
汪精卫后面的一段话，非常恶毒，一方面装出为民请命的样子，把自己说成桓温式的人物，同时借机攻击坚持抗日的救国者，把他们说成是像王衍那样清谈误国的人，从而为他的“和平运动”（即汉奸活动）辩解；另一方面，大肆曲解文天祥大义凛然的诗句，似乎文天祥不过是一死报国，而他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倒比文天祥高出一筹，借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五向“和平”迈进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抵上海虬江码头。8日，离船上岸，住在上海江湾土肥原公馆。在这几天里，汪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汪精卫表示：他经过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强调，不如建立和平政府，用事实证明，日华（汪）提携可以改善到这种程度，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就可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汪精卫带着乞求的口吻说：“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但兹事体大，影佐做不了主，就随口回答：“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
汪精卫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他建立和平政府开展和平运动，他“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汪精卫还忧心忡忡地说：“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共命运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汪精卫一方面担心“受骗”；另一方面又怕日本对他的和平政府期望过高，一旦不合日本的心意就会被一脚踢开。对此，影佐祯昭安抚说：“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唐公爵一个人的心声，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
汪精卫还向影佐反复表白：“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另（别）无其他。只要达到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影佐听完后，显出受到感动的样子，他寻思：如果汪精卫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的崇高精神、高尚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这一番表白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之间到底谁受谁的欺骗？只有天晓得。
不过，使汪精卫更感惶恐的是，他的汉奸罪行迟早要受到中国人民的清算，他的汉奸理论也是骗不了人的。他声调低沉地说：在当前战争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到非常的严厉批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仰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看来，汪精卫是要孤注一掷蛮干到底了。
同月25日，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内容为：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伪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然后由大会授权他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并负责改组伪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实行改组伪国民政府。然后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维新”、“临时”两政府宣布取消。
在日本政府的允许下，同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同周隆庠等十一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及其提出的具体方案，6月5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匆忙作出决定：汪精卫在建立伪中央政府时，应与“临时”、“维新”两政权合作。首先，伪中央政府的组成及地方自治的程度，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换句话说，不得侵犯日本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其次，汪记国民党的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关于采用伪国民政府名称及青天白日旗的问题，附加条件是在旗的上方须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这个政府以日、“满”、华睦邻结合的最高指导方针，今井武夫后来概括为三条：即（一）在国民党（汪伪）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二）国民政府（汪伪）于还都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三）国民政府（汪伪）根据上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实际上，日本打着“调整邦交”之名，行独吞中国之实。
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伪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伪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接受上述原则。政府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日本对于沦陷区已存在和即将成立的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就是要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日方的这些规定，已远远超出汪、日双方在“重光堂会谈”中所制定的《日华协议记录》的范围，因此这个所谓“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都得由日本点头许可，说明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