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武汉所作出的第一个“左派”姿态，就是声讨蒋介石所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到武汉后，本想根据蒋汪默契，疏通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去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实现宁汉合作。正当他奔走于谭延恺、孙科、顾孟馀、徐谦、唐生智等人之间时，武汉已决定迁都南京，中央执监会也准备迁往金陵，这就急坏了蒋介石。他既没有征得汪的同意，也不等汪“往武汉的结果如何而马上在上海干起来”，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了南京政府。这实际上是踢开了汪精卫，实行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裂，打乱了汪精卫的如意算盘，使汪“在武汉无斡旋之余地了”。这就使得汪精卫大为恼火。同时，他到武汉后，时局的快速发展，使他感到“震惊”，认为“立时分共，是做不到的”。基于这些原因，汪精卫摇身一变，由蒋介石的同伙，变成了一个“反蒋”的英雄。汪精卫对蒋介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大骂蒋介石是“民众之公敌”、“独裁者”，把国民党当成自己“荷包里的东西”，“以适合自己的便宜为标准”；“将中国共产党完全驱逐出去，索性做到见着就捉，捉着就杀”，是违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的；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是“既违反中央之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屠杀工农是“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他指责蒋介石的这些行为是为“博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政策，加以毁坏”，这“无异为民众之公敌”，“似此丧心病狂……纪律俱在，难逃大戮”。因此，汪精卫公开宣布“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矣”，并信誓旦旦地说：“还要流汗，还要流血”，“以洗涤一切反革命的罪恶”，“使革命一直往前进”。
4月17日，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时宣布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22日，汪精卫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39人联名讨蒋，指出：“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号召全体党员、革命军人和全国民众，按照中央命令，积极开展反蒋活动。
汪精卫还咒骂帝国主义是“一群食人的豺狼”，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奴隶性的资产阶级”，像一群乌鸦跟在帝国主义后面，“向食剩的死尸啄取肠脏”。指责“反共产革命”的叫嚣，是一切反动派的“老把戏”，其实，他们“所要反对的，不是共产，是国民革命，是忠于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他表示要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说：“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表示要“同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5月5日，汪精卫又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惩办反动分子案。决议开除胡汉民、吴稚晖、古应芬、甘乃光、李济深、陈果夫等7人党籍，决定重组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和北京分会。5月11日，汪精卫在汉阳兵工厂向工人演说，指出：“工友们的勤劳与前线战士的勤劳是一样的。”“革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扫除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利益的时候”，“工人们一点一滴的汗，都是人民的幸福！”5月30日，还发布了《告东南国民革命军将士书》，说要“打倒帝国主义老走狗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新走狗蒋介石”。6月15日，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致中国共产党书》。其中说到：“希贵党一方面帮助本党矫正过去工作中的幼稚，一方面严切训练贵党各同志能在此危险时期，同负重大责任。”6月19日汪精卫在复他人信中说：“武装同志之血汗，系为三民主义而牺牲。三民主义为何？即为反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
“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局部失败，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虽然还在发展，但武汉地区处在南北新、老军阀和广东、四川等地方军阀的四面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之中。帝国主义各国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经济隔绝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也采取了抽逃现金手段，使武汉地区交通阻隔，商务清淡，资金外流，失业增加，致使经济萧条、财政支绌、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为了缓解上述困难，4月17日，汪精卫主持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组成以汪精卫、谭延恺、宋子文、孙科、苏兆征为委员的战时经济委员会，负责把武汉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切实解决财经困难。战时经济委员会在汪精卫主持下草拟了《集中现金条例》，由国民政府审核公布。条例规定：只许中国、交通等三银行纸币流通市面；持有现银及其他银行钞票者换三行纸币；收付钱两均用纸币，以七钱一分折合，不得伸缩；禁止抑制纸币价格或抬高物价，违者按律严办。4月18日，战时经济委员会开始封存各银行现金，共集中现金400余万元，并宣布取缔外币，严禁外币在武汉市面流通，违者按律严办。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采用了这种“现金集中”、“禁止现银出口”的办法，企图打破经济封锁，但仍没能扭转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
武汉政府面临着新、老军阀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当时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认为蒋介石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如果不迅速讨蒋，“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巩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另一种主张北伐攻奉，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联合阎锡山，驱逐奉军出京、津地区，然后再解决蒋介石势力。这样，既可打通国际路线，还可以避免过早地与帝国主义冲突。另外，还有主张南征回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进一步巩固革命基地的意见。
汪精卫当时主张北伐奉张，其理由是：蒋介石也在喊北伐，他的欺骗宣传在群众中还有影响，而且得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因而东征讨蒋，不能取胜；如果武汉大军东下，则北方的奉军可能直下武胜关而攻打武汉，武汉则会立即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东征还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II这时蒋介石还无力西犯，所以武汉军北伐可以无后顾之忧；更主要的是北伐可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河南，壮大革命声势。本来，在汪精卫来到武汉之前，武汉中央政治会议已决定派第四军东下，对蒋介石控制的京沪地区采取对策。4月10日，汪精卫赴武汉后，主张暂缓东征，以谋求与蒋介石妥协。这时，南京方面李宗仁派其参谋长王应榆到武汉，提出“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先灭奉张，再和平解决“党内纠纷”，获得汪精卫的同意。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采纳“北伐攻奉”的意见，举行第二次北伐，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为主干，由唐生智任北伐军总指挥，率第4、第11、第35、第36各军入豫进击奉军；对东、南、西三面采取守势，留第12、第17及第8军之一部镇守鄂省。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汪精卫主持典礼并发表了演说。21日，北伐军开始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军。5月1日，张学良率10万军队，合吴佩孚残部进窥武汉。北伐各军联合豫中各部由驻马店分二路迎击奉军。同日，西北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冯玉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出师潼关。14日、15日，北伐军大败奉军于汝南、上蔡一带，压敌于郾城、许昌间。26日、28日，又于漯河、临颍击溃了奉军主力，连克郾城、许昌、新郑。同时，冯玉祥部也在洛阳击败镇嵩军刘镇华，沿陇海路乘胜东进。阎锡山也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汪精卫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旋出兵娘子关，威胁奉军后路。31日，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退至河北，武汉北伐军遂于次日与国民军会师郑州，进占开封，第二次北伐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内外危机日益严重，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右倾，他把“革命的向左来”的口号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的向右去”的信条，汪精卫逐渐走上了公开反共、反革命的道路。了演说。21日，北伐军开始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军。5月1日，张学良率10万军队，合吴佩孚残部进窥武汉。北伐各军联合豫中各部由驻马店分二路迎击奉军。同日，西北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冯玉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出师潼关。14日、15日，北伐军大败奉军于汝南、上蔡一带，压敌于郾城、许昌间。26日、28日，又于漯河、临颍击溃了奉军主力，连克郾城、许昌、新郑。同时，冯玉祥部也在洛阳击败镇嵩军刘镇华，沿陇海路乘胜东进。阎锡山也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汪精卫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旋出兵娘子关，威胁奉军后路。31日，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退至河北，武汉北伐军遂于次日与国民军会师郑州，进占开封，第二次北伐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内外危机日益严重，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右倾，他把“革命的向左来”的口号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的向右去”的信条，汪精卫逐渐走上了公开反共、反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