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准从延安返回淮阴，走了四个月，比淮海到延安的六个月少了两个月。所经之处，党政机关和沿途部队精心照料，热情接待。顾准还亲眼看到，地方干部吃粗粮，而客人则吃细粮。由于行军前部署较周密，行军也比较正规化，除刘晓负责全局外，行军中的日常工作由顾德华负责，顾准和韩述之两人则经常“打前站”。顾准途间善于吃苦耐劳，只因病坐过一天担架，骑过一两天毛驴，其他时候都是步行的。
一路上捷报频传，共产党接管的城乡到处欣欣向荣，使顾准一行这个小小队伍人人精神焕发，满怀胜利的信心。
苏皖边区政府设在淮阴，主席就是原任淮海区行署主任的李一氓，他与顾准颇有交情。在这里，顾准这才知道妻子汪璧已于1944年从上海重返华中解放区，此时在边区政府盐管局工作，因而妻女都在淮阴，当天晚上，顾淮与她们团聚了，十分高兴。因为华中分局和军区都在淮阴以南三十里的淮安城，故而顾准在淮阴只住了一天，第二天与全队人一起去淮安。
在淮安，华中分局组织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曾山（1899—1972，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务院内务部长等职），特地找到顾准，促膝交谈。接着，已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刘晓（即将赴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也跟顾准谈话，他对顾准说：“延安归来本来要你回上海，可是你一家人已经全在这里，曾山同志又希望留你在这里工作，你还是不回上海吧。”
刘晓说此话时用的是商量的口吻，然而其实已经是传达组织的决定。对上级的指示，顾准理所当然表示同意。于是，他只在淮安住了一两天，便与返沪干部道别，再回淮阴“家里”休息了几天，因为这时顾准的职务还未最后明确下来。
这时曾山让顾准到苏中各地走一走，了解并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以便今后开展工作。这次苏中之行，是顾准一个人带上行李的普通旅行，他告别妻儿，安排好家务，便出行了。
苏中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港汊交错，巨浸环之，水陆丰饶。所以顾准多半搭乘民船，先后到了宝应、高邮、兴化、东生、海安、如皋、金湖等地。在如皋，顾准见到了苏皖一分区货管局局长陈国栋（建国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副局长忻元锡（建国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立信实业公司董事长）和刘和林。当时陈国栋已被决定调到苏皖边区政府工作，正在办理移交工作。
在海安，顾准又见到了设在一分区的华中银行行长邓克生，苏军区供给部长宋季文（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对其他从事财经工作的同志，顾准也一一拜访。
顾准这次考察，与军内外从事财经领导工作的负责人广泛接触，对于苏中的物产、贸易经济、风土民情、天文地理的了解，是很有裨益的。特别是与坚持敌后斗争的许多老战友的相聚，倍感亲切。
顾准“旅行”结束后，回到淮安已是1月下旬。人们以为“停战”已经实现，北平军调部已经成立，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内战可以停止了……
顾准向曾山汇报工作，曾山决定，要顾准在华中财经办事处内负责“党产”工作。
所谓“党产”及其建立这项工作的理由是，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后，一旦实现国内和平，国共两党的经费都要自给自足，独立于国家和地方财政之外。为了应付未来时期党的经费之需，就要在这个过渡时期筹设一些“名义上私营”，实际上是中共所有的企业。
因此，需要以私人资本家的面目出现，筹组一批私营名义的企业机构。出于对苏北当时最重要的物产是棉和盐的考虑，所以顾准等人与上级决定组织一个“棉业公司”。首先进行棉花的收购，然后再扩大到棉织品的生产加工。
经研究，这个机构就定名为“利丰棉业公司”，由顾准兼任该公司经理，华中分局另派龚意农为副经理，协助顾准工作。
与此同时，在盐业方面，则决定设立“汇通盐号”，专事经营食盐和其他土特产贸易。华中分局派程明远、宣济民、刘平若三人负责，并决定由顾准代表分局财经办事处领导这个盐号。
此外，当时高邮城内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面粉厂，由李竹平任经理，分局决定该厂也归入顾准这个系统。
在上述三家企业中，汇通盐号与高邮面粉两个单位都悄悄行事，不大肆宣扬。而对“利丰棉业公司”则公开宣传，甚至公开招股，当时的延安广播电台还播送过这个公司成立的消息。华中分局的领导人包括曾山也说过，和平实现后，咱们的棉业公司要进城，开设到上海去云云。
从延安回到华东，顾准感到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突出地感到，不仅自己工作得心应手，而且回来时无论旧友新朋，相处都十分和谐，大家对他十分热诚，这使顾准很是感激。这时，在华中分局财经办事处（又称“财委”）就有不少顾准早先认识的同志，如原来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孙冶方、徐雪寒等，其中孙冶方还兼任苏皖边区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徐雪寒兼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与“财委”其他同志也相处十分默契，如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方毅、负责工业的委员汪道涵、财政厅副厅长陈国栋、货管局长李人俊、华中银行行长陈穆、盐管局长陈易等人。这些“财委”诸委员，地位不分高下，彼此都热诚相待，全力以赴于革命工作。
前述苏皖边区政府首脑为李一氓，顾准与他虽然没有直接工作关系，但也时常见面，且能彼此倾诉私衷，颇有交谊，可能是文人相惜吧。李一氓对于顾准提出的改善边区政府与华中分局的关系的意见，予以充分采纳。
二
早在顾准赴山东解放区以前，1947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其所辖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
7月，顾准到达山东时，中原野战军已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顾准在涛雒港上岸后，和华中货管局的孙冶方、杨浩庐两人一起北上，到胶东的昌邑、平度、莱阳一带去找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因为大家都有自行车，又因国民党军不敢分兵，所以滨海一带没有敌踪，他们走得相当快。后来在平度、莱阳一带找到了机关。接待他们的是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正副主任曾山和方毅（1916—1997，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中科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此时约在8月初。9月胶河战役以前，华东党政首脑机关逐步北撤到掖县、黄县一带。
此时，正面战场战局日趋紧张，华中局为安全准备计，决定进一步精简机关，安排大量非战斗人员撤退到大连。顾准的母亲与妻子也被撤至大连，他们只在胶东东平附近的会计训练班（汪璧在那里当教员）匆匆见过一面。
由于家属北撤，顾准在方毅那里暂住了几天，当他知道顾准不愿去大连之后，便与曾山研究，派顾准任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当时的局长石英和省府在一起随华东局活动，顾准则去主持早已撤到胶东的省工商总局机关工作。待这一切安排妥当，大约是1947年8月下旬的事了。
顾准到任后，发现撤到胶东的山东省工商总局的机关比较正规完整。对于石英，顾准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尊重他的领导，维护他的威信，和他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山东工商总局年底召集全省各区工商局长会议，着重在工作恢复的安排。顾准自谦对山东工商工作之情况所知不多，故在会议中着重就政策问题（例如对待农村供销合作社经营的商业应采取维护、培植的态度，以示区别于私营商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山东省当时的渤海区，是指黄河以北处在后方环境下的地区。1948年2月，全省工商局长会议结束后不久，方毅来到山东省工商总局机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华东局的决定：任命顾准为渤海区行署副主任兼财办主任。原省财办主任李人俊调任华东财办工矿部长，专搞博山的煤矿和重工业建设。
顾准便走马上任。此时他的妻子汪璧已从大连回来，他又从山东省财政厅要了一个熟悉部队供应工作的审计人员严德仑，还有一位机要秘书。四个人偕同踏上了去渤海的征途。渤海区党委、军区和行署驻地在惠民县，它位于该区的中心地带。顾准在这里待了半年时间。任职期间，在统管该地区财食、建设、工商、银行以及兵工生产工作中，勉力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当前的战争。
顾准与当时的渤海行署主任王卓如关系逐渐加深，交情甚笃。由于王卓如久在渤海，熟悉全区水利，他嘱咐顾准进行“支脉沟”的疏浚。
顾准对此做了不少工作，诸如筹集经费、配备人员，后来直到解放后，此河的疏浚成为山东省德州地区的主要水利工程。总结在渤海区的半年工作，顾准颇有感触地说道：
渤海区半年的工作中，区党委张晔、刘格平同志，行署主任王卓如同志对我是放手的。财办副主任李文、秘书长于勋忱，都是当地老干部，对我是大力支持的。各专区和县的同志更不用说了。我自知地理人情不熟，我在这个老解放区要完成当前的财经工作任务，唯有上靠区党委领导，下面和地方老干部团结相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康生曾在渤海留驻过一个时期，顾准与他接触不多，但康生颐指气使的某些做法，顾准算是领教过了。好在不久康生也就离开渤海区到华中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