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0年代初期，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中华民族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许多有识之士都在为民族危亡而担忧，千方百计寻求救国良策。民族危机的苦痛同样深深地触动了顾准这位青年人的心。
他耳闻：大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却遭军队镇压；他目睹：上海民众上街示威游行，国民党又派军警殴打、逮捕爱国群众……“这为什么呢？无辜的百姓爱国为什么得到如此回报？”他开始思索了，他感到了深重的时代的苦闷。为了寻找民族的生路，如前所述，他寻觅一些左翼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组织了进步的立信同学会。“40年前，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顾准于1973年6月11日所写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开首有此数语。）在此前后，顾准结识了一位名叫夏增寿的共产党人及一批进步青年，共同发起了具有地下党外围进步组织性质的“进社”。这时，顾准既然已把中共视作拯救民族的希望所在，就和这个身为共产党员的老朋友密切来往，探讨问题。他看到夏增寿当时也在自学哲学和经济学，就常到其家里，谈论哲学问题、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等等问题。除了与夏增寿交谈之外，他又和当时最接近的几个人——他的三哥陈怀德，第一次教课时他班上的学生童志培、李少甫，立信的同事沈尉萍、李燮泉以及在同学会活动熟识的李建模等人——谈论这些问题。
所有这些谈论，实际上是顾准他们在确定方向——确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希望，大家必须投身其中从事革命斗争——之后，他要弄通许多原先不理解的问题，故要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弄通这些问题。这些谈论的气氛是十分热烈的，既有思想的交锋，更有达成的共识。对这些情形，事隔多年，顾准仍记忆犹新，他在“文革”时撰写的《自述》中说：
我还记得，进社建立前的半年间，即1933年的下学期，晚上九点，立信的夜课散了，我和童志培、李少甫二人同行，且走且谈，往往绕旧城厢（中华路和民国路）一圈至二圈，深夜才分手回家。1934年2月，这几位好朋友同意，每周一次在我家集合座谈，第一次集会或第二次集会时大家意见这个团体要有一个名称，大家凑出了“进社”这两个字。几次会议以后，又觉得彼此要有一个召集人来做中心，夏增寿提议由我来当召集人，大家也同意了，这就开始了这一段历史。
所以，进社是一些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法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人，在没有找到党组织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革命团体。对我个人来讲，进社成立之时，就是我青年时代跟随旧社会的方式生活下去，转变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转变过程的结束。
如顾准所言，“进社”的成立，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标志，而真正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则是“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是挽救中国危亡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朦胧前景两者的结合。进社正是在普遍的民族觉醒推动下，以顾准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一个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进社，寓意要求进步向上。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模、李少甫、陈怀德、夏增寿、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原名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
进社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34年2月至5月的无领导关系时期，1934年5月至8月的由“远反”领导和青年会读书会时期。
前期进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座谈会，每次都在顾准的家里开会。当时，顾家多次搬迁，最后搬往南市小南门外南仓街仓基弄4号，这是一幢石库门楼房，即三楼三底，所谓三开间两厢房的中式二层楼房，除前庭的院子外，房子右侧有一个后院，后院有较大的空地，当中有一间租给一位打绳索的手工业者的平房，旁边一间则归顾家一家使用，作为厨房，顾家除这间厨房而外，还住一个楼厢房。这间厨房出入不经大门，尤其在晚间，人来人往，毫不惊动邻居，顾准开会就在这间厨房里。
值得一提的是，顾准的母亲顾庆莲是一位慈祥和同情革命的老人，进社开会以及以后地下党活动时，她总是拿了把小竹椅坐在门口扎鞋底。大家都说她像高尔基写的《母亲》中的母亲。年轻人都热情地叫她姆妈，她也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有次地下党组织发起在老西门举行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由顾准的母亲和三妹携带白布横幅标语送到游行地点。顾准进入抗日根据地后，顾老太太和全家也于1945年10月进入苏北解放区，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回上海。老人家于1979年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1934年4月间，顾准逐渐觉得这样每周一次的座谈还是“革命的言论”，很不满足，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革命行动，首先就要找党的领导。于是，开始了一番积极地寻找活动。大家算计各人熟人中谁像共产党员，可以通过他去找党的领导。此时，通过童志培的门路，先去找了大场山海工学团（这是陶行知设在上海近郊农村的一个半工半读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社联”领导的“教联”的一个工作阵地）的徐瑛。顾准和童志培等人赶到那里，徐瑛很热心地接待了他们。
虽然如此，但找党的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后来，他又去找三友实业社的店员沈纪元，沈纪元很信任地告诉他们，自己是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社联”的盟员，在了解了进社的大致情形后，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达上去。过了几天，有了答复，说是“社联”领导人认为按进社的性质，由“社联”来领导似不合适，决定将其介绍给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的刘丹。
这样，顾准就和刘丹联系上了。第一次见面时，刘丹告诉他，“远反”决定和进社保持领导关系，进社组织保存下去，并要发展。在刘丹指导下，他起草了《进社纲领》，内容参照当时社会史论战中共产党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现阶段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但是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这时，进社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前卫》，并选出了一个带有干事会性质的机构，大家推选顾准为干事会负责人。他要求全体社员都参加青年会读书会，作为群众活动的一部分。
这时，在顾准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兄弟都参加了地下工作，其中四哥陈怀良，自加入进社时，即同情并参加活动，进社的《前卫》刊物，就是由他担任刻字和印刷的。1934年7月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时，他负责一切技术工作。
到其时，进社在上海的社员发展到近三十人，由李建模发动的常熟分会有十余人。经刘丹决定，同年7月下旬召开的社员大会，是在顾准的家里召开的，到会人数约二十人，刘丹在会上代表“远反”总结了过去的工作，顾准也在会上发言。
会后，顾准立即搬家。一两天后，刘丹找到他，决定要在8月1日这一天，到南京路外滩组织一次飞行集会，并由刘自己来指挥。届时人员集合，刘丹却久不露面，这次活动就没有搞起来。又过了几天，顾准见刘丹仍不来找他，料定刘丹肯定出了事。因为刘丹只知道他在立信的职业地点和电话号码，对其他社员的职业和地址不甚了了，所以他决定一个人躲避起来——即离开职业，又到租界住亭子间，不住南市新搬的家里。因为刚搬迁的新址离老地方不过两百米，从警察局户口和邻居那里完全可以查访到新址。由于应变得当，刘丹被捕后，进社丝毫未受影响。
刘丹的被捕，又使进社和上面的联系断绝。不久，通过青年会读书会甲班干事、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孙化新的介绍，顾准见到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表示愿意接受武卫会的领导。
武卫会，是1934年8月1日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的，在此之前，曾以筹备会名义公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原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武卫会成立后，发表了《宣言》，由宋庆龄任主席，宣传部长为党团书记林里夫。
武卫会一成立，就被蒋介石宣布为共产党的非法团体，下令特务组织进行“围剿”，宋庆龄主席接到的威吓信说：“你如果继续活动，我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顾准领导的进社毅然决定加入武卫会，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而进行斗争，并且成为创建武卫会上海市分会的首批骨干。
顾准首先在青年会读书会发动大家学习和宣传《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精神，这一纲领是“九·一八”以后，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情况下，继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对日宣战后，第二个代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宣言。
顾准与林里夫接上关系后，林里夫要进社解散，社员愿意参加其他革命组织悉听尊便，其他成员一律转为武卫会会员。顾准同意照此办理。
就在这年9月16日读书会第一期结业时，特地举行了“九·一八”三周年大会，邀请章乃器、沈体兰等知名人士参加。在大会上，顾准公开宣读了武卫会成立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后又提出成立武卫会上海分会的动议，得到在场两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赞成，当场推举顾准和章乃器、沈体兰、王纪华等人为筹备委员。这次活动扩大了武卫会的政治影响，为其后发展组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不久，顾准任上海分会主席兼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经林里夫介绍，顾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1927年后，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欲以武力消灭之。从1930年夏至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军事“围剿”，和对鄂豫皖、湘鄂西等中共区域的武装进攻，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到更为严重的打击。1927年至1934年，共产党员在国统区被捕者无以计数；从1934年6月至1935年2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这时上海只有极少数党员在秘密活动，顾准就是其中之一。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时刻准备着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二
顾准入党以后，工作更加勤奋，在立信、商学团以及各职业补习学校中秘密发展武卫会会员，建立起武卫会的基层组织，并组建沪东、沪西、沪中、南市、闸北等各区分会，先后成立的基层小组有：商学团小组、国难教育社小组、宁波同乡会小组、南京路小组、永安公司小组、国货公司小组、三友实业社小组、家庭工业社小组、仁济医院小组、银行业小组、中国征信所小组、商务印书馆小组、生活书店小组、江海关小组等。
对顾准这段时间的进步活动，谢胥浦在其《知行社与益友社合并的经过》一文中有过回忆，引述如下：
1933年，我利用业余在中华职业第二补习学校（简称二补校）读书，认识了王文清（即王纪华）、程俊和顾准同志。1934年经王纪华同志介绍，先后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商学团，八仙桥青年会，由李公仆、艾思奇等出面举办的读书会和知名学者演讲会。同时，我和程俊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二补校同红会，这是我从事社会集体活动的开端。1935年4、5月间，我在康元制罐厂当职员时期，顾准同志和我两次谈话后，介绍我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1936年，我和二补校同学会同学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在抗日救国的实践中，我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懂得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救国道理，对于青年出路与民族解放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顾准同志介绍我参加“武卫会”前的启发教育，使我明白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性，从而使我对抗日救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有了较具体的理解，扩大了思想境界。
从这里，我们对顾准参加武卫会前后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顾准开展这些进步活动，进出立信日益频繁。对此，潘序伦虽有所觉察，而仍能给予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立信的同事更是有的心照不宣，有的暗中支持。据《立信史话》载：“顾准很早参加革命工作，大家虽不全面清楚，但心中有数。当时租界里的‘包打听’常来找他麻烦。我们吃午饭，有两桌摆在底楼中间客堂，大门敞开，我们一旦看到门外有形迹可疑的人，马上示意顾准，他就从后门小弄堂山东路跑了。一会儿包打听进来看看就走了。”这个地方就是搬迁到位于河南路吉祥里18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它是一幢石库门三楼三底的房屋，前后门四通八达，便于进出。
尽管如此，顾准还是不得不数度流亡，这是地下工作的艰苦卓绝使然。1934年8月，刘丹被捕以后，他第一次流亡——离开立信这一干了七年的职业，离开南市家里，住到租界的“亭子间”里去。那时，他写作出版《银行会计》一书的八百元稿费还没有花完，所里积存的储蓄金（按月从工资中扣下来存储的）还有一二百元，家庭生活暂时还过得去。白天没有职业的牵累，可以接触群众，跑关系。
当时顾准在武卫会沪东区分会工作，这里是上海的工厂区，工人相当多。他就成天在高郎桥一带的工人区里和工人交朋友，开展工作。他干脆脱下长衫、西装，穿上了一套粗蓝布短衫裤，在附近的小菜馆或马路和工人们交流起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并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
潘序伦明知顾准的政治色彩，却敢于用他，并不同意他离开事务所。顾准一半因为刘丹知道他的职业，尤其是1934年8月青年会读书会结业典礼上他公开提出了党的抗日救亡六大纲领，等于公开了自己是共产党，怕出事；一半因为憧憬多年的“职业革命”生活，至今才亲身体会，“浪漫主义式”地拒绝回所，只答应潘序伦在外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论字数给稿费。
1934年底，此书写成。潘序伦对他说：“陈文麟、施仁夫两人帮我翻译了《成本会计》，用我的名义出版了。你写的这本书拟援引前例，用我们两人合著名义出版，你看如何？”顾准“志不在此，慨然同意”。
此书出版后，版税入事务所公账，顾准本人得了四百元稿费。
1934年12月，顾准和进社成员汪璧结婚。此时他十九岁，汪璧二十岁。他属于早熟型，故结婚也早。这是不举行婚礼的结婚，直到1935年7月两人才同居。这是因为处于地下斗争状况，才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结婚后三十多年，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琴瑟相和的夫妻与战友，虽有多次离别，但心心相印。
顾准与汪璧的婚事到1938年上半年，上海“孤岛”炮火沉寂，居然又歌舞升平起来，而当时的国共合作局面也相对平静，好事的立信同事发起送礼，要他们补行婚礼，于是便在一家饭店摆了几桌酒席，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签署了一张李文杰（律师、立信元老）证婚的结婚证书。
顾准的流亡生活过了半年。到1935年5月，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洽写书事宜、逗留所内的时候，恰巧来了一个电话找他。来电者是中国银行总账室的刘攻芸，他在电话里对顾准说：
“久未晤面，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顾准问道：“有何贵干？”
刘攻芸说：“来时详谈。”
他们两人原来打过交道，约莫一年前，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季刊》向刘攻芸征稿，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事正是顾准联系的，所以互相认识。
接过电话后，顾准“应召”去看刘攻芸。谈话当中，刘攻芸说：“我看了你写的《银行会计》，写得很不错嘛！”于是直截了当地要他到中国银行工作，约定月薪六十元，每月三十元的房租津贴，每年有三个月工资的年奖。
刘攻芸还说，先让他在总账室待一段时期之后，准备要他当“旅行查账员”。
顾准权衡再三，考虑此事如能不让立信同事知道，即使国民党特务到立信寻找，也抓他不到。所以他找“借口”托词说：“潘序伦会不满意我‘跳浜’。”于是便向刘攻芸提出，自己到中行应对潘序伦和立信的人保密。刘攻芸同意，他即进行工作。
在中行的半年，正是顾准在武卫会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宣传部主管编辑出版《宣传资料》，这是一份油印的周刊。编辑任务落在顾准身上，他每天要读大量报纸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行里规定早上九点开始办公，“勤恳”的行员八点半就上班了。他由于忙于编辑工作，故早晨常常迟到。
一连好几次，顾准进办公室时，刘攻芸已经端坐在那里了。他看到顾准几次迟到，便寻机谈了一次话，委婉地予以训斥。其实，对于行里的事情，顾准是“心不在焉”的。他在总账室联行组，成天核对上百个分支行发来的账目，有时一干数小时就是投算盘，令人乏味。
1935年7月，林里夫让顾准去担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要他辞去中行的职务，顾准毫不迟疑地照办了。辞职后，刘攻芸还要联行组长陆稽经来挽留他，顾准则婉言谢绝了。
在中行的同事之中，顾准接触不多，但有一位练习生名叫袁水拍，曾有过往。建国初期，袁水拍成为诗人后，向顾准推荐过一些中行同事。
三
当时地下斗争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35年10、11月间，武卫会遭到敌人破坏，为防止敌人的进一步破坏，武卫会党团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只和二三十个最可靠的干部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关系全部暂时切断。这时，顾准由组织决定离开上海，由他的妻子汪璧相伴，一起流亡北平。
1936年2月，顾准从北平一回到上海，就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他们认真学习了不久前从国外传来的有关报刊，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以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内容，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地下党，“正像大旱遇到甘露”（夏衍语），他们认为这是党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声音，开始认识到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转变上海地下工作策略、工作方法，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于是，如何将基本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抗日的情绪巩固发展起来，成了当时每个党员面临的首要任务。
经过学习，顾准等人深感转变地下工作路线和斗争方式的必要，讨论了怎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的意见与当时武卫会总会委员会的负责人意见相左，因此，他退出了武卫会的领导职位，转到“临委”担任职救党团书记。
这时，面对空前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江苏省委、区委遭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建后的“文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1936年2月，由邓洁、胡乔木、王翰、丁华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临委成立后，面临的任务就是推动上海正在掀起的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临委以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为工作基础，并按救国会系统管理党员。顾准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的核心小组（即“党团”）的领导工作，该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是：林枫、雍文涛、王纪华、陆志仁、刘峰等。
1936年前后成立的各行各业的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适应了当时抗日救国运动的迫切需要。对于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顾准认为，当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而革命队伍内部应当统一起来，不要彼此抵消力量。
顾准在“职救”党团期间，积极贯彻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抵制“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团结。职救会就是在这年2月成立的，由名律师沙千里和章乃器、王纪华、顾留馨、杨延修、陆诒等人任理事。一开始，就在顾准等人指导下注意基层活动，在店员、职员中间积极开展活动，以扩大抗日救国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
期间，顾准考虑到1934年8月青年会读书会结业仪式上公开提出武装抗日六大纲领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估计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加以北平来回，费用开销颇大，而收入微薄，一时家庭经济困窘。所以回沪不久，当潘序伦请顾准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做稽核员（即主办查账人员）的时候，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便正式回所工作。
1936年7月，顾准回所，由于武卫会连遭破坏，一大批干部被捕，有的甚至叛变，武卫会总会和上海分会随即停止活动。此时，临委书记邓洁也遭逮捕。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顾准不得不出走外埠，到淮南煤矿查账。
9月以后风声稍平，他又回上海。那时顾准认为，武卫会组织破坏虽然严重，但因为被捕的人中知道自己的都是老朋友，总以为不至于严重到出卖朋友，所以警惕性不高，照常上班，从事地下工作。但是由于叛徒出卖，顾准遇到了“麻烦”。关于此事，《顾准自述》中这样写道：
事情发生在1936年12月下旬或1937年1月，那天去中国国货银行查账，中午回河南路宁波路吉祥里立信饭堂（那是立信补习学校的校址，也是饭堂）吃饭。这是三开间两厢房的中式二层楼房，大门里面有一个不大的天井，客堂里摆二桌饭。我走进大门，并未注意门口有什么人，进门后，脱掉帽子，放下公文包，坐在客堂靠里面的饭桌上，面向外地坐下，拿起碗筷正想吃饭时，坐在旁边的唐荣山低声对我说：“哲云兄（在立信时我有一个号叫哲云），大门口站着那个人，拿了你写的《银行会计》指名要找你。”我说：“你开玩笑。”他说：“你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我向大门口一看，真有一个穿大衣戴呢帽子的人站在那里。我镇静地站起来，走向厢房里转了一下，闪到后门向外走。后门没有人，这个胡同通马路只有一个出口，胡同口也没有人。走出胡同口，到北京路搭乘公共汽车到北京西路福田邦汪璧的姨母汪璓璓家，等姨父韩昌明回来，弄清楚没有“尾巴”，请他们通知汪璧，我则到老师殷亚华在治疗肺病的嘉兴一家私人医院去住下来了。
从1936年初回到上海至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进入苏南解放区的这几年，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住所经常搬迁，生活极不安定，政治流亡也在所难免。
1937年的春节，顾准是在嘉兴度过的。殷亚华老师对顾准亲如己子，使顾准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春节过后不久，就接到上海家里来的长途电话，得知妻子汪璧流产血崩，住在南市的霍直甫医院。听到这一消息，顾准很不放心，马上就潜回上海。蛰居在这家医院中，精心照料妻子的病，没有再到外地躲避。
在此以前，1936年下半年的时候，顾准、汪璧和大家庭迁入南市陆家洪以南的一条小街——南京街的一所房子里。汪璧病愈后，两人在租界上租了一间房子住。
这一年，直到“八·一三”战争爆发为止，顾准为了躲避追捕，一直没有再到立信去上班。在所外从事会计著述，并以此作掩护进行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顾准开始修改《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一书，此书初版出版于1936年，修改时，他提出了一大堆税法的问题，并详尽地予以解难释疑。
据顾准的同事陈文麟后来告诉顾准，潘序伦读顾准的改稿时，“一唱三叹”，说顾准写的东西越来越好了。此书完稿后，潘序伦又让顾准修改原由王澹如写的、用潘的名义出版的《公司会计》一书，因为原稿简直没有保留的必要，所以改稿后更名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对此，潘序伦不但十分赞许，出版后又备受各方称许。
顾准在所外写书，潘序伦每月给他一百二十元。有了这笔钱，维持家庭生活，支付医药费和“逃难”等费用，差可应付，但也绝不会有什么剩余。那时顾准的几位兄弟陈怀德和陈敏之已有职业，但家庭开支还是由顾准负责。
四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新时期，需要迅速恢复、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党中央决定派刘晓到上海主持全面工作。刘晓在延安参加了白区工作会议，并分别接上了关系，听取了冯雪峰的介绍。7月初，刘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党组织重建工作的指示，和周恩来在西安谈话的精神，与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着手对“临委”联系的党员，逐个进行认真的审查。林枫、顾准、刘峰、王任叔、沙文汉、陈修良、马纯古、唐守愚、冯定、孙冶方、赵伯华、关建夫、钱柏森、陆志仁、米启銮、吴仲超、赵先等二十余人先后通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
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未几，全国形势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终于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向各报馆、团体、军队、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5日，又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国民党中央，推进国共合作抗日的进程。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上海，全市军民全力抗击。“八·一三”浙沪抗战从此开始。
这时，在中共上海三人团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上海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和群众运动委员会（简称“群委”），群委负责领导文化、职员、学生、教师、妇女等各界的救亡协会的工作。群委成立后，下设职员临时工作委员会等组织，顾准担任书记，雍文涛、陆志仁为委员，加强对职业界党的工作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据原群委成员陈修良回忆：“群委工作的主要阵地是各界救国的组织，帮助他们打开工作的新局面。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幕后影响。……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在职业界救国会很活跃，组织了蚁社，以及后来的益友社等活动。”根据党组织提出的党员应当做到职业社会化的要求，顾准已经恢复了在立信的职务，深得潘序伦的信赖。
“八·一三”抗战的炮火，掀起了上海和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热潮，教育了人们，使大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各界人士在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发动下，纷纷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蔚然成风。
9月12日，在顾准为书记的“职员临委”推动下，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在前职业界救国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扩充，宣布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开得热烈隆重，据当天统计，参加的团体有二十八个，人数在千人以上。10月份，会员又增加五倍，是上海抗战初期群众基础最广泛的公开的救亡团体。其主要领导成员有沙千里、李文杰、黄逸峰、王纪华、周肇基等。职协中的中共党员王纪华、袁清伟、王明扬、石志昂、许德良等人组成秘密党团，由职委领导，顾准等人与这一党团发生联系，并接受其指导工作。
当时职协的会员，主要是广大店员和职员，同时也吸收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以及工商业者参加，它还邀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顾准认为，应当争取团结这些上层人物，使团体更加公开合法，变阻力为动力，这样有利于广大店员和学徒能够参加进来，壮大群众基础，这也就使当局不敢贸然压制。
在“八·一三”抗战中，职协组织了五十个宣传队、四十个慰劳队，积极开展战地服务、救护伤员、输送难民、筹募慰问品、培训救亡人员等活动，并运用演讲、歌咏、话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出版《救亡周刊》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活跃在前线后方、大街小巷，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推动了群众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