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9月，顾准正式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月1日起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杨献珍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顾准进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正是被后人称之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安子文语），可谓生逢其时。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设两种班次：研究班，招收省委正副书记、省长和中央机关副部长及与此相当的领导干部；普通班，招收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中央和地方的司局厅级干部及与此相当的大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一级领导干部，学习时间为一年。顾准被编入普通班。
顾准这一期，中央党校共招收学员890人，连同原有学员259人，全校共有学员1149人，达到中央党校前所未有的高峰，位于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新校舍也处在边施工、边教学的过程中。
当时党校的教学方针被称作“十六字”方针，即1953年8月，中央组织部作出的《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党校的教学方针必须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1955年9月5日，顾准参加了中央高级党校举行更名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与到会的1700人一起，听取了杨献珍校长作的关于教学方针的重要讲话。
杨献珍说：“高级党校的十六字方针是根据《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整风学习的经验及马列学院的教学经验制订的。这个方针既反对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又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教学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这个决定要求学员在学校学习时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和当前具体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工作经验），以使出校后能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指导实践。”
杨献珍在讲话中还批判了各种反对这一教学方针的思想和言论。如有人主张“在校时学习理论，出校后联系实际”，有人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据说那样会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性”，还有人认为老干部不需要思想改造，等等。对这些模糊观念，杨献珍都作了详尽、必要的批评。
在关于教学计划的说明中，杨献珍指出：五门课中首先学习哲学，目的是为了首先解决学习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学习方法、思想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在学习唯物主义部分时，要注意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去检查自己思想方法中的主观性；在学习辩证法部分时，要注意用辩证法的原理去检查自己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表面性；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时，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去检查自己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个人崇拜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等等。”他接着还就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党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这四门课也必须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学习的问题作了说明。
听了杨献珍的讲话，顾准深受启发，对他确立正确的学习方法、思想方法，起了推动作用。
同时，党校的学习环境，使顾准得风气之先，他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观点。特别是他通过细心钻研与观察，发现了中国政治上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复杂过程，并对经济工作出现的急躁冒进，已看出端倪。通过学习，顾准不盲从并勇于直陈己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作了可贵的探索，同时，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尖锐问题，苦苦追索。
顾准进党校学习起初的始因，正如他自己所云：“我这次进高级党校学习，原来还抱着1943年进延安中央党校同样的希望，想再经过一次整风，治好自己思想上的毛病。”但是，一进入学校，并在杨献珍校长的启发下，他觉得：“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是好事，我也就安心随班听课。初进时还想继续我的数学学习，不久，就觉得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不是我应走的道路，从此全心全意地投入学校的课程中去了。”
第一学期的主课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其中《哲学》课程则分为三个单元：《唯物主义》，由杨献珍亲自主讲；《辩证法》，由孙定国主讲；《历史唯物主义》，由艾思奇主讲。
顾准回忆所及，杨献珍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他为讲课准备了大量工作，写了丰富的讲义。他在讲课前，首先要了解学员的经历和思想情况，做好解除疑惑的工作，端正学员对学习哲学的认识。他开讲《唯物主义》，主要是照本宣科，中间还要用“嗯”、“哼”来过渡，虽听来乏味，但内容是新鲜的，也有其特色。
杨献珍讲课的根据是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并引证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对他的讲课，顾准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特别强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即“认识世界”。
杨献珍在讲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他指出：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唯物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可见，唯物主义是肯定“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以反映论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这个基本原理，他强调，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或者像列宁说的那样：必须严肃地和坚决地承认外部世界及其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
杨献珍有针对性的、富有创见的讲课，给学员的帮助很大。他的旁征博引、汪洋恣肆，反响很好，也为顾准自学马列原著起了表率作用。
在顾准的记忆中，孙定国讲授的《辩证法》，详细分析了斯大林著名的四条论述，还融入了列宁的《论辩证法的札记》以及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辩证法思想。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课也讲得炉火纯青。艾思奇年纪轻，小身材，方脸盘，肤色苍白，活脱一个理性挂帅、日夜思考哲学问题的书生。他出道早，成名也早，他撰写的《大众哲学》早已成为“干部必读”的畅销书。
对于在党校的课程，顾准还追忆道：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龚士其主讲，内容是《资本论》摘要。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系统读完《资本论》，感谢他的讲课，推动我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也是我系统读马恩著作的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由苏联专家主讲，开始时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本尚未出版，印发讲义，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完全一致的。听讲课时随时摘记了一些对讲课的疑问，后来有些成为写我的《试论》（按：即《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时的“原料”的一部分。
第一学期有联共党史这门功课，讲课的是苏联专家，教研室主任范若愚经常到课堂来照料。专家的讲稿大纲当然完全根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添加了一些毫不影响讲课大纲的结构的史料。讲课完全按照讲稿照本宣科，专家绝不同意在讲课前先发讲稿。这一门功课才讲授完，苏共二十大的消息文件以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公布了。一年以后我谈起这件事，说这是一场讽刺。
还有一门分量较少的功课《世界通史》，由一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讲课，从希腊罗马讲起，并没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奇怪的是，党校没有中国史这门功课，尤其感觉缺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
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是张心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门课所占时间极少，也没有印发讲义。《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许邦仪，讲课内容用了大量联共教材，课程分量也不多。
以上所引，就是顾准在中央党校第一学期所学课程的大致梗概。
杨献珍不愧为杰出的党校教育家，他主张学员多读“经典著作”，因为在他看来，经典著作靠得住。
在党校学习，顾准确实读了不少马恩列斯毛的经典原著，并作了大量笔记和摘记，这一学习过程，大大提高了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研读，也引起了顾准对貌似“真理”的东西，产生了疑问。
顾准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前后，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发生了许多值得一提的大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之中、肃反运动、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农业合作化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反冒进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等等。党校的办学方针，是强调“联系实际”，对这些发生在眼前的大事，顾准不能不有所思考，并产生许多值得研究的观点。
为了开拓学员的视野，杨献珍校长约请了邓子恢、罗瑞卿等中央领导来校作报告。并指定时间，让学员学习有关文件。
顾准回忆所及：“党校也确实有一种学术空气。重视讲堂讲课，重视读懂经典著作，此外还请钱伟长讲过《原子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王淦昌讲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安志文（当时的国家计委委员）讲尖端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造成我极深印象的，还有放映美国电影《居里夫人》。……这一年，学校放映的美国电影究竟不多，放映苏联电影的次数则很多。……我在这一年学习中，除照杨献珍的要求，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外，还读了一些西方史，读了些小说，例如《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和自然科学的通俗书籍，包括大肆宣扬李森科学说，完全抹煞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生物学通俗书籍在内。那时正值出版界大事翻译出版各门学科的苏联书籍的高峰，能够读到的都是中译苏联书籍。”
说起顾准的爱读书，值得一提的是他阅读文学作品，《顾准党校日记》留下他浏览小说的生动记录。由是他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心灵受到净化。不过，顾准之浸润于优秀文学作品，乃是生活的需要与调剂，又是反复思考的难得的余暇。阅读之余，还发表了许多见解（不在受到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之下）。比如：
顾准在195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家读了巴尔扎克的《单身汉的家事》，昨天读了《密西西比河》的上半部。上半部实在精彩，下半部不想读了。又借了巴尔扎克的《崩溃》在此，准备限期读完它。如果说巴尔扎克写了法国贵族的挽歌，在我看来，左拉是高于巴尔扎克的，因为他不是面向贵族，而在艺术风格更近于托尔斯泰。”1955年10月28日的日记又写道：“前几天读一本《大地花开》，从达尔文进化论到土壤团粒组织，前后串联而且意气豪迈，这是得‘斯大林奖金’的好书。”
1955年12月5日顾准记下了：“紧张的读书，引起了若干疲倦。星期六晚上，又不顾死活地读了《开拓极地的人们》，那是《阿里杰逃走了》的续篇，一直读到二点钟。”1956年1月16日顾准的日记有如下记载：“每星期六，采秀（按：即顾准妻子汪璧）总准备一册小说，这次她准备的是《安徒生童话选集》。内容是真好，可以读来获得感伤情绪。真的，义之（即施义之，是顾准的妹夫，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会感觉到我与1950年自然大不相同，并且也与1953年大不相同了。”
顾准读文学作品是深入其境的，如他说过：“读《老古玩店》使我掉泪。”（1955年11月16日）这些作品，潜移默化之中，使顾准具备了“人间关怀”的最终意向。
二
顾准是一个勤于思考、不盲目随从的人，50年代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阅读历史，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信念，使他奠定了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基础。
顾准强调：“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在他眼里，“不做长时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定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我们现在正在反对这种学风，我自己必须以此为深戒。”他接着又说：“因为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而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要找一条路走，过去的路走过来了，应该这样走的，评价如何，只要俯仰无愧也就行了。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1956年3月22日）
同时，顾准还追求“思想的细密化”，他认为，“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这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1955年10月24日）顾准的追求诚然可贵，然而在现实社会，随着思想禁锢日益扩大化，顾准的悲剧也终究不可避免。因为知识分子在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当代学者林贤治著文说：“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分别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事实际事务，谋求世俗利益，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不切实际。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谓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知识分子’。”林贤治的分析，虽然还不够细密化，但总起来看，顾准大概可以归属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吧。
对自己的思想定位，顾准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在1955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有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关于再生产理论和地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大约有3000—5000，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大约也有3000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拼命主义之慨，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自1940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史毫无所知，这使读者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了解一些什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想，全部知识水平，其实是停留在Clerk（按：即普通办事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剩下来的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目前面对着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三年半来，气质是有些变化的，7月份以来的变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极小成分的个人思想之念，实在已无足轻重。回顾这些思想历程，也许对气质的变化还是有若干用处的。想起那种事务所职员的庸俗气氛和高傲自大，甚至还有燕雀妄比鸿鹄的想法，看来也实在滑稽。
顾准在这里似乎拿着锐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读书的经历以及反思过去，觉得“昨非今是”，实在令人敬佩。如此学养丰富的学者，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知识积累，而且是到毫不留情地责备。唯其具有这样刻意的磨炼，方能登上思想的巅峰！
笔者把这些内容披露出来，无非是让大家了解顾准的心路历程，丝毫没有贬低事务所职员和办事员的意思，倒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学者”看了以后，是否会汗颜几分？
顾准在他的自述中曾回忆起他的这段党校学习生活，他带着颇为“低调”的口吻说道：“这一年的学习生活也有一点积极作用，它使我形成了‘读史’的习惯。马恩著作的时代背景离当代较远，其中所引史实我是陌生的，我想初步弄清与这些史实有关的一般历史。离校前即读了一些历史书，1958年后更费了不少时间来读史，从西方史逐渐转向中国史，转向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三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三卷，是顾准读书的重要内容。我们从顾准1955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天，他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这一个星期，基本上是很紧张的。《资本论》第一篇读了，并做了大部分摘记……准备关于商品生产的发言，给我以熟习基本理论的很大推动力量。这些合在一起，对价值论的理会是深了一些，对我以前货币论的疑问获得了初步解决。认真解决货币论，还得读大量的东西，还应包括凯恩斯之类的著作在内。”其实，顾准对《资本论》并不陌生，早在30年代，他就有所接触。但是对此通读则是首次，他接着说：“资本主义部分（按：指《政治经济学》）通共要在一个月内解决，而《资本论》就有三千页，这实在是一个困难。看来，《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史》只能在五个月中分开来解决。是否有解决的把握还未可知。”
然而，顾准毕竟是一位有毅力的学者，任何难关都不在他的话下。就在当天，他就又读完了《资本论》的第四、五、六三章，他的读书已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诚如方毅所说，真好呀！马克思对工业过程的技术经济过程的总括的研究，对各种经济形态，一直到古代社会的经济的分析，对资本家的憎恨与对工人阶级的爱，对铁的法则的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渊博的知识，美丽的文笔（若不很细的读，还看不出文笔的美丽），真是使《资本论》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文艺作品，而由于他对第一卷曾经费那么多劳动，比之他生前来不及校正再写的第二卷、第三卷，更是精美绝伦。远的不谈，1949年以来的几年中，不好好地读这样的好书，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阳都是盲目积极，实在滑稽。”顾准在同年12月5日 星期一的日记中还写道：
这几天，简直是拼命地读《资本论》，只星期六下午听了杨献珍同志传达关于工商业的改造。《资本论》已读到第一卷的第十七章，已到676页。很奇怪的是，怎么以前不读这样一部好书。
这样读，是读得粗了一些的。预定明天读至二十三章，后天准备讨论，就是要做一些摘记，集中在剩余价值方面，这也就可把许多问题做一个大致的综合了。星期四与星期五的下午就可以把第一卷结束，到星期天为止，还应该做一些必要的摘录……
就这样，顾准手不释卷，花了短短数天，于12月8日晚上“把《资本论》第一卷读完了”，并“开始读第二卷”。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第一卷，自第二篇以下，读得极粗糙，虽然如此，若干重要的概念，即劳动力之作为商品，资本积累的法则，产业后备军等等，概念上更清楚了，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血手，在人类历史曾经干下一些什么，也弄得清楚了一些。20年前，实在还不会读经济学，河上肇的东西只给了一些不完整的概念。以后，吹牛说要研究经济史，读了一些东西，那都是标准的报章杂志之学。系统的从头到尾的弄清一件事情，实在重要呀……第二卷与第三卷总共1800页，设法在月底前读了它。可能的话，还要对再生产理论与地租论做些摘记。”
到12月11日，顾准读《资本论》“第二卷已去了一半还多，预定明天加后天两天可以读完。粗读是这样，问题是要加上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顾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还就《资本论》的进一步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他罗列了好几个题目：“第二卷粗读完毕。第三篇关于扩大再生产部分做了简单摘记，写了一个一般的感想的笔记。应该把再生产理论与第二卷的积累法则联在一起再研究的。想想还是先赶第三卷。……十二月底前的任务是读完第三卷。”
到了这年年底，顾准终于将《资本论》这部皇皇巨著通读完毕，马克思做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这给顾准以巨大的力量，同样也为他以后撰写《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积累了素材。与此同时，顾准与孙冶方等经济学家互有探讨。
在中央党校期间，顾准还读了不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同样取得了新鲜灵活力见解。如1956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就有如下的记录：
这几天又在读历史，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当作历史读。《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也同时进行粗读。
从中日战争起的中国近代史，很不忍读，常不免掩卷。那时的中国，就如一个木乃伊，长期埋在土里，一与空气（近代文明）接触，简直就是风化了。而自中日战争以后，刺激起来的百日维新、义和团、同盟会，以及其后扮演的袁氏称帝、督军团、护法（打倒军阀的历史来源现在算是弄清楚一些了），也就已经把一个中国闹到实在不像话了。
拿中国历史与俄国历史来比，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俄国也有他的洋务运动，那已是彼得大帝时的事了，比中国要早一个半世纪。这一个半世纪，直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俄国是没有完成他的思想革命运动的，直到了二月革命，所以他们有那些光怪陆离的思潮。中国洋务运动到中日战争，时间不过三十年，俄国洋务运动到1905年经过的时间很长。中国这三十年中，没有什么光怪陆离的思潮，而中日战争以后生长的一代，只有康有为那一派，与大革命中的国民党右派，以后，孙中山鲁迅这一派，就直接走俄国革命之路了。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旁门左道，只是旁门左道而已，值得提一下的只有胡适，可是，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作用太小了。
这里，顾准的“读史”，不仅表现了思想家的深刻，也映衬了他具有革命家的远见和胆略，如此读史，难能可贵，绝非教条主义者同日而语。
另外还应该提及的是，顾准的日记又有如下的记载：“读守常（按：即李大钊）文集，当作‘历史的丰碑’来读，也确是极好的东西。应该尊敬这位启蒙的共产党的创造人。从他的文章，可以读到一些西欧启蒙时代的东西。原来，文艺复兴时代把加特力教反掉以后，甚至荷马，也曾成为文艺发展的障碍。看来一件事，一个人，被公认为不可超越的之后，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
从这些文字中，后人可以吸取的养分何其多矣！但愿过多的摘引不会影响阅读。
顾准的所作所为，不正印证了革命前辈李大钊所倡导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吗？
1955年至1956年的党校学习生活，使顾准成为一个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思考者，关心国内国际大事的学者，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对时事的关注。
顾准身处书斋，心系神州，关注着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发展。他进校不久，就对当时的许多现实问题萦绕于胸，难以释怀。
顾准对经济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有一天，他“中午睡不着，还是很兴奋的在考虑我们的进步速度问题。事情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合作社发展的步调大大加速一事，还有的是：（一）今年丰收，使明年的财政是比较乐观的；（二）会有一部分技术与轻工业的输出；（三）大城市过剩生产力的加紧利用与工商界改造步调的加速；（四）预料得到基本建设的速度，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速度会加快。特别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与上海人力的向西输出问题。公私合营加速了，在机械工业方面必然会发生新建厂的人力骨干之利用力量的问题的。交通运输方面的步调加速，预料也会更多的利用上海现有的人力。纵然我曾经被标为假马克思主义者，纵然我现在无缘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不令我神往”。
说来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发扬党内民主确乎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只说不做，抑或多说少做；彻底告别“一言堂”，引来“群言堂”。这样，人民大众将会颔首称幸。在这里，人们也从中窥见顾准拳拳报国之心。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并非如顾准预测的那般，健康发展，顾准本人的命运也是坎坷不平，饱经磨难。
不过，顾准此时对中共的革新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是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年青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智识的过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多么大胆勇敢的抛弃一个又一个的陈旧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东西的本领又是多么热心，理论思考的能力，自从掀掉了孔家店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汹涌澎湃的发展起来，这些都会预示我们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快的。”
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对国际问题也十分重视，并作了可贵的探索。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为了开阔学员视野，敦请各方专家学者到校演讲，著名外交家乔冠华（1913—1983）也在聘请的名单之中。
1955年10月30日，这天是星期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请来乔冠华同志作国际形势报告。顾准“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类国家的动向”，觉得“很精辟”。顾准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学者，他在听了乔冠华的讲座后，觉得颇为过瘾，颇为“兴奋”，乔的启发，使他当晚“十分兴奋，到2点多才睡着”。
195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也是顾准的老熟人）应邀来到党校作报告。顾准当时记载：“今天听了刘宁一的报告，很有趣味，特别是关于南斯拉夫和尼赫鲁的部分。”当时，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特别是南斯拉夫“民主化、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可能给顾准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还应该提及的是，顾准其时之所以敢于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与外部条件不无关系。1956年正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正是这年1月14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第一股早春的暖风，这就是他的著名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还有许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的春天到了！”“艺术的黄金时代来了！”
每个周末，顾准都从党校回家团聚。这时，他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和母亲都已迁来北京，一同居住在建工部宿舍。闲暇之时，顾准有时和孩子们一起打羽毛球，给他们讲科技故事；有时带孩子出去买本工具书、溜冰鞋等物；有时陪母亲上馆子去吃西餐，或约妹妹陈枫、妹夫施义之和弟弟陈吉士到家里相聚；有时与孙冶方、骆耕漠、陈易、赵清心、陈永清等战友，以及已故殷亚华老师的妻子等老友进行互访……日子过得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