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一干人由上海西北郊进入市中心，驻扎在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饭店。大部分人员就地而卧，以大饼充饥。
顾准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曾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他到上海后迅速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原国民党税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新华，按照组织上的通知，与朱慧林、陈文灼一起满怀喜悦地来到金门大饭店，与顾准会晤，汇报原上海直接税局与货物税局的情况，并商议进驻接管的日程安排。
根据陈新华后来的回忆：顾准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他看上去年约四十开外，瘦长个子，身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布军装，一张因长期操劳而显得苍白的长方脸上依然显露出军人的刚毅。顾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那对深藏在黑眉下的眼睛透射出炯炯光芒，使人感到既朴实又亲切。
陈新华等人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他汇报了地下党在税务局与敌斗争的情况。顾准听完以后，“唰”地一下站起身来，挺起胸脯，向他们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他高兴地说：“你们只有四个年轻的党员，在两个税务局内艰苦工作，使税局全部财产、档案得以完好地保存，你们立了大功！我代表军管会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敬！”
陈新华等人接着又向他汇报说：
“旧机关工作人员对‘接管’思想顾虑很重。过去国民党的新局长上任总带着自己的亲信班底来，不会拍马奉承的人，往往就被‘裁减’或‘调离’。这次共产党的局长来了，大家怕保不住饭碗……”
顾准听了，脸色严峻，他带着坚毅的声调说：
“请你们告诉群众，人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不是反动派的贪官污吏。我这个接管大员是党要我为人民当家理财的。我们靠的是大家，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只要是一心为人民的，我们不但不‘裁退’，更是依靠和欢迎。”
“人民的公仆”，在机关余音缭绕，陈新华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如此亲切的词语，都觉得十分振奋。这个词语是跳动闪耀的，它辉映着一个共产党的局长一颗誓为人民服务赤诚坦荡的心。
顾准的话，既体现了我党武装斗争和白区斗争两条战线上会师的革命深情，也表示他上任做好人民的公仆的信念。当陈新华等人回去，把新局长顾准要当人民的公仆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广大职工时，那些在旧社会看到局长就战战兢兢的小职员，都激动万分，不仅顾虑冰释，更萌生了全心全意帮共产党做好工作的想法。
顾准与进军到上海接管的许多同志一样，虽然经历了艰苦的行程，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但是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情绪。他们心中十分激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军管会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接管城市政策，把上海接管好，为人民办好财政税收事业。
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根据上海已经解放的形势，为把地下党员分别介绍给所在单位的军代表和党组织，设办事处于江海关。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市委委员兼职委书记梅洛，都是30年代顾准在职委工作时期的熟人。因为顾准要接管的部门多，处里干部不够用，于是他在电话里再三向张承宗、梅洛这两位当年的老部下求援，结果要来了顾树桢（“文革”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和王良材两人。顾树祯分到上海市府会计处、审计处两机构，王良材分到货物税局。直接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局，后来由王纪华等人接管。
5月27日那天，顾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大上海的财政、税务等各部门分别实行了军事接管。接管财政局，是上海整个接管工作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当顾准身穿崭新的细布军装，足蹬青布鞋，率领朱如言（接管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副局长兼税务局副局长）、谢祝珂（接管后担任地政局副局长）、蔡兆鹏、彭斌、谢胥浦等接管干部，在武装护卫下来到财政局时，财政局地下党纠察队长王伟鼎，代表地下党组织向顾准等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将顾准引入豪华的局长室。
顾准在局长办公桌前坐定后，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以及主要官员张兴国、俞忠栋等依次上前，按规定移交权力。
这时，汪维恒突然要求和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了片刻，同意了他的要求。汪维恒避开了众人后，才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潜伏在沪的情报干部！解放前夕，由台湾赶来上海，在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时，反被陈良委任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对解放军来财政局接管，早已做好了各项必要的配合与准备工作，只等接管干部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送潘汉年本人，但是，他已经好几个月找不到暂离上海的潘汉年了。
顾准闻言莞尔一笑，潘汉年正是昨天才和大家一起从丹阳回到上海的。顾准弄清情况后，便在他办理交接的手续后，转报上海市委。不久，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汪维恒的身份解密。他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从此以后，汪维恒成为顾准的亲密同事，在各方面给予他许多帮助。
随后，顾准率领王纪华、周信（立信校友，曾任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邢一新、高岩、韩曼涛等人，接管了直接税局；并率领陈智方等人接管了货物税局；率领顾树桢等人接管了上海市企计处与审计处……
在短短的时间里，将上海的财政、税务、地政、审计等大权，顺利地交到人民的手中。顾准郑重宣布，包下除两个沪办以外所有机构的职员，处理少数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各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大搬家。华东财委搬到顾准解放前当过行员的中国银行。顾准的财政接管处搬到滇池路74号四楼。华东局则从西区的圣约翰大学，搬到市中心的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开会。
三井花园原是国民党的高级俱乐部，园内古木参天，一幢幢欧式别墅坐落在宽广的草坪前。陈毅刚在三井花园落脚，便召开军管会处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当天下午接管上海市政府的大问题。陈毅要顾准等各位新局长，都出席他的就职演讲。陈毅并开列了一张单子，具体指示各位“大员”，今后如何支持他这个当市长的“父母官”。
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坐落在江西中路、汉口路转弯口。这是一幢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林斯希腊式花岗岩环形建筑，最初是工部局大楼，后来成为国民党市政府，楼内公共地面和墙壁采用华贵的大理石，处处装饰都十分考究。
28日下午，风和日丽，大楼顶端红旗招展，楼房内外清洗一新。近旁的黄浦江，在蓝天白云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丽。当海关的大钟敲响两声的时候，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包括顾准在内一行人气宇轩昂地走上了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
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市府大厦的苍穹，楼顶上飘扬着鲜艳的红绸大旗。
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随后，陈毅又对市政府所属人员讲话。他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
当天，崭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门牌挂了出去，标志着人民政权的正式诞生。
不久，顾准带着满面笑容，拿着与陈毅市长商定的恢复经济方案，走进市府大楼，精神抖擞地正式出任新上海财政局局长。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就在陈毅和潘汉年的市长办公室楼上，也带有一个漂亮的转角阳台，室内宽敞而讲究。顾准还兼任了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当时市府党组成员共七人：陈毅、潘汉年、方毅、周林、李士英、曹漫之和顾准）、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财经分党组书记、上海直接税局局长（直接税，即一般的营业税、所得税。1950年1月，直接税局与货物税局合并为市税务局，顾准兼任市税务局局长）。
此后，政权建设有序进行。在1950年10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长和副市长。陈毅当选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当选副市长；政府委员除了市财政局长顾准外，还有刘晓（市委第二书记）、刘长胜（市总工会主席）、周林（市府秘书长）、郭化若（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委）、许涤新（华东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夏衍（市文化局局长）、荣毅仁（民建全国委员、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席）、赵祖康（市工务局局长）等三十人。
此时，顾准便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在广大职员的帮助下，对上海财税机器重新运转，开始作出周密的安排。
顾准决定，南下时从山东工商总局抽调的税收干部，绝大部分配备在货物税局，因为货物税收数量庞大，税收手法又简单，并决定，由地下党配备接收其他部门（如直接税局）等。
接管以后，在顾准同志的领导下，财税系统数百名南下的军管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合后，立即分赴工作岗位，有的参加清点接收，有的协同原有人员进驻纳税重点厂、场。
在办理清点、交换的同时，恢复了财政税务业务，认真按照军管会财字第一号布告执行，财政税收工作没有停顿，对恢复生产、保证开支和支援前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年财政局的同志，提及顾准，印象犹深，还记得顾准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重视税收政策学习和政治学习，财政局组织了两个学习班，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直接税局和货物税局、会计处等也都有计划地分批实施。直接税局还实行了每周一次的时事政治报告会，由顾准亲任报告人。经过学习，不断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认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完成上海的财税任务而努力。
二
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街头上的显要之处张贴出了由陈毅、粟裕签署发布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字第一号布告，明确地宣告：“现上海已获解放，原国民党各项税务机关业经本会经管，一切财政收入均转为人民服务，性质上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争取全国胜利，责任至重，值此解放伊始，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希各界人民照旧缴纳，勿得逃避。至于国民党原订税率不合理之处，俟秩序安定，本会即根据发展生产之原则，修订新办法实施。”
这一布告的发布，宣告上海财权为人民所掌握，上海市从解放伊始，便有了收入来源。而此布告的起草者即为顾准。
顾准还考虑到，财税机关接管以后，为了整顿旧税制，对原由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属于勒索摊派的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六种税捐，即行明令废除，以后，他陆续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十一种捐税。
顾准将对财税改造的设想，向陈毅等市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陈毅在8月3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对于财政税收政策，既要照顾政府的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借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同时又要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据此，市人民政府采取先简单，后繁复；先沿用，后改并的步骤，在对旧税收作了初步改造以后，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九种地方性的暂时办法。
为了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克服产销困难，培养重点税源，还降低了卷烟等货物税的税率。对沿用旧税制，涉及广大市民负担的捐税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住房条件差的，房租低的，适当降低税额，以资照顾；对住房条件好，房租高的，采取累进制，多征一些税。这些措施，受到工商界和人民的拥护，显示了时代的变迁。顾准针对上海部分工商业，特别是商业仍然开业的现状，迅速安排了税收计划。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他经中央同意，去除苛捐杂税后，基本沿用国民党制定的税法、税种，作为税收依据。他又大胆采纳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提出的直接税临时税收方法：“自报实交，轻税重罚”。这种税收方法的好处是，给正在复苏的私营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条件，在大量新税务人员尚未熟悉业务的情况下，也可以马上开展工作。具体就是：税户自报应交税额，由税务局抽查稽核。由于税率定得比较轻，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而违法不交，则课以重罚，严肃法规。顾准把这一切布置就绪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行动了。
顾准在实际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对上海的财税工作的重视。他认为：“上海是全国轻工业也是私营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税收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比重很大，税收工作应该是上海财政工作中突出的重点。我军进城后的第一张布告就是税制未曾改革以前，一切税收一律暂照国民党统治的税法照旧交纳，目的就是充裕深入，保证供应。”
历史历经沧桑，有些事情不可再现，好在我们有一份顾准遗文，对当时上海财税接管以后，如何开展工作有所披露：
由于连年战祸，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因此，上海市的地方财政收入较少，1949年5至12月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只有697万元，而抢修道路桥梁、恢复生产、安置人员、保障人民生活、疏散救济难民等各方面的支出较多。经过各方努力，随着生产的逐步恢复，收入的增加，在上海解放初期，只有6、7两个月是收不抵支，到8月份收支平衡。10月开始建立全市的经费概算，经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后执行，并委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代理市金库。所有这些，都与顾准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当时在华东局工作与顾准有过接触的一位老同志张椿年回顾：
他（指顾准）是老革命。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很多，但他这个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骨头硬。顾准同志在上海刚解放时任上海第一任财政局局长。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我那时年龄很小。但我有特殊的地位，就是在华东局工作。当时在上海街上，经常贴有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顾准的布告。在那时顾准同志的名字给我很深印象。但见他本人的面不多，只是他到华东局开会（顾准另任华东局财政部副部长职），我在华东局办公厅做会务工作能看见他。
除了是“出布告最多的局长”的戏称，顾准还以“地价税”巧妙回收“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哈同花园（现上海展览馆）等外国资本家的常年占地之事，饮誉国际税务界。上海财、税局的老职员，如今提起顾准，仍充满尊敬：“顾准局长来事（沪语‘能干！’之谓），全国沿用至今的财税专管员制度，就是他亲自创建的。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当时，上海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坐天下，顾准确实功不可没。”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顾准怎样巧妙地利用“地价税”（即房地产税）与外商斗争的故事。他于1949年10月间苦思冥想，建议上海地政局长汪维恒和他联手，以地价税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外国建筑及其占地。顾准的依据是，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于1845年强加给中国的《上海土地章程》、1854年单方面制定《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均早已作废。可是，汪精卫于1943年依靠日本，向英、美、法收回租界时，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战后，国民党虽然对租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畏于欧美帝国主义，制定税额既低，又经常减免，也使中国继续吃大亏……现在，新上海的税务、财政、地政三局，完全可以联合行动，对租界黄金地段上的外国建筑，按新拟标准征收地价税。
汪维恒极力支持顾准这一独创性的想法。市委研究顾准的报告后，也立即复文批准。
于是，在顾准牵头之下，上海便大张旗鼓地对大批外国著名建筑开征地价税。这些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陷入难以经营的窘境。未过许久，外国老板都无法按新规定交纳黄金地段的地价税和滞纳金。与此同时，顾准按照西方会计界“应收应付”纳税惯例制定的《税务概要》，又使税务局查实了这些外商的所得税欠交款。俗话说，法令如山。顾准利剑在手，便依法将各种催交税款的通知，像十二道金牌连连发出。那些曾经巧取豪夺租界地皮的外国产权人，一面咬牙切齿地咒骂顾准是“敲骨吸髓”的“税务魔鬼”，一方面心甘情愿将大批豪华建筑拱手相送，以抵消拖欠上海市政府的各种税金。英国内阁接到驻沪商人的告急报告，曾专门开会研究对策，却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地表态：“对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段时间内，欠税的各国外商，纷纷委托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代办房产抵消税金的法定手续，简直热闹非凡。
据顾准在自述中回顾和其弟陈敏之的补充，顾准在征收地价税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调阅了大量陈旧的“道契”，参考了抗战胜利后的《中美善后条例》等外交文件，并通过外交部的陈家康司长（后为副部长），取得“部印周批”特批件，即文件上盖有外交部大印，又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字。因此，当顾准铁面无情地把十二道金牌一一发出后，驻沪外商统统无话可说。
顾准翻阅着一大叠依法办理的外商产权房收归国有登记表，大笑着说道：
“这个案，可是永远翻不过来的啊！”
顾准以这种巧妙方式回收的主要建筑有：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中心）、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锦江俱乐部）、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其范围之广，足令后人惊叹不已。
顾准曾说过：“应该承认，上海税收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虽然探本溯源，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威力面前，南京的美帝‘紫石英号”差一点被我军俘获，长江和黄浦江上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军舰，他们的侵华经济势力是只好滚蛋的。然而税收工作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我们‘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由于政策方法正确，顾准在上海税务系统执政的前期，虽然十分艰难，却旗开得胜。1949年6月至8月，可观的入库税金，不仅为市政府缓解了资金困难，也部分抑制了通货膨胀。税务干部在总结经验时都说道，这一税收实绩，充分反映了人民政府的崇高威信。
陈毅市长和曾山、潘汉年副市长，多次赞扬顾准的税务工作做得好！
三
这里暂且将顾准如何接管上海的话题收住，将视线转向顾准与潘序伦以及立信的关系上来。就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4月，在丹阳华东局——三野司令部驻地，华东联络部通知顾准写一封信给潘序伦，劝他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不要亡命港澳台，由联络部派人在上海送给他。
潘序伦本人也十分明智，他知道，立信会计事业的根基在大陆，离开了，到哪里去发展呢？于是，潘氏毅然留了下来，顾准的来信对此不无关系。据潘序伦回忆说：“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的长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那时我也在重庆，常有来往，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蘸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使我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担心要为自己招致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潘序伦对自己培养的学生顾准能够为新中国服务，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这次拜访不久潘序伦在接到潘汉年副市长的名片后，对潘汉年作了一次礼节性的回访，是由顾准陪同一道去市府的。
在此次见面以后，潘序伦请顾准吃过一顿饭，为他洗尘。后来由于顾准工作实在繁忙，与潘氏接触不多。据顾准后来回忆，记忆中有如下几次：
一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沪，要去见潘序伦，顾准陪他造访潘府；还有一次南汉宸请潘序伦到北京去，是直接约他的，潘氏返沪后，到顾准家里去了一次，还送给顾准一盒北京果脯、一把王麻子剪刀。另外，潘序伦还约顾准和黄逸峰（1906—1988，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授兼教务副主任，建国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上海会计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到他家吃过两次饭，其中一次有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商业部副部长的王凉尘（原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座，席上大家无话不谈，十分欢畅。
1949年8月潘序伦还曾敦请顾准当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校董或校长，由于顾准公务倥偬，再囿于进城纪律所不允，顾准只得婉言谢拒。其实以潘序伦的私衷来说，十分愿意让顾准来当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这一点，无论是从顾准的能力，还是他的实绩和学问，都是十分恰当的。一次，潘氏在给顾准的信中称道：“兄之才识十倍于我”，足见他对顾准的厚爱。
得知顾准从解放区回到上海，立信校友也都十分兴奋，还专门举行欢迎仪式。据立信老校友严松龄说：“1949年，上海庆解放，顾准同志随大军返沪主持上海市财税工作。我们全体在沪校友假座天津路银钱业公会欢迎他，我兴奋得没法形容。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甚合身的黄土布军服，桌上放着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极其谦和诚恳。”老校友相聚，自然皆大欢喜，顾准趁势向立信校友介绍了形势与任务，使与会同仁得益匪浅。
会后，顾准基于当时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介绍了大批立信校友参加革命工作。如现居南京的温以仁校友，尽管事隔多年，仍然非常感念，他回忆说：“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所有私营银行均告停业，我又第二次遭受失业的威胁，不得已再次向母校（指立信）求援，在潘老师的亲切关怀下，通过顾准老师（当时任华东局财政部副部长）介绍，让我到无锡苏南行政公署工商局参加革命。从此我作为革命阵营内的一个会计专业干部，在江苏省商业系统工作了四十多年，直至现在。”
顾准重返上海后，不仅对潘序伦十分关心，而且对立信事业其他负责人诸如李鸿寿、陈文麟、顾洵等也倍加关爱。对此，在顾准诞辰八十周年之际，李鸿寿（1909—1998，民主人士，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后任上海财大副校长）接受采访时深情地说：“1949年5月底，顾准同志打来电话，说他随军进入上海，住在金门酒店，不久就要到财政局办事。同时称赞我留在上海继续搞教育和会计工作，做得对，这两样在新中国都很重要。隔了几天，我到江西路财政局拜会顾准局长。他在百忙中接待我。除了谈学校和家庭情况外，他讲了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要培养大批财经干部，有广阔前途。这一席话，使我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我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柿子湾新校舍看看，对全体师生作一次报告。他欣然允诺。一天下午，他来视察校舍各处，然后为全体师生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报告，鼓励大家为新中国财经事业作出贡献。”
顾准的言行，不仅体现了对母校的关心，更是革命家的一贯作风。
为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人民政府迫切要求培养会计人才，健全会计制度。1950年夏，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增设了一年制的高级会计训练班；1951年，又受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委托，举办了财经干部训练班。据了解，在顾准等人的关怀下，建国初期，立信又得到了发展。1951年，上海立信各种学制的在校生，总共达到一万九千多人。
尽管顾准日理万机，对会计人才、会计教育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1949年10月前后，顾准接待东北财委的林里夫、谭伟、雍文涛三人为首的东北招聘团，协助他们在沪招聘会计人员，并物色一位著名的专家，顾准立即想到了上海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安绍芸（1900—1976，解放前曾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短期任职，建国后任财政部首任会计制度设计司司长）。但是顾准顾虑这位名教授能否放弃大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前去艰苦的东北，另外不知安绍芸对共产党是否坚信不疑。
于是顾准便与招聘团的同志一起与安氏面谈，谁知两下一见如故，当场拍板，订下协定，即日启程。
安绍芸等一行数人，于1949年10月下旬到达天津。此时，接到中财委的一份电报，请安绍芸等人不要去东北，即刻到北京来。一时不知何因，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陈云的意见，这批人成了新成立的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设计司的基础。当时同安绍芸同志一起来的，号称会计界的“八大金刚”，包括他的高足杨纪琬先生等，这些人都是财政部老会计司的骨干力量。他们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在会计战线上辛勤耕耘工作几十年，卓有建树，贡献突出。
顾准组织财政局中的接收人员张大椿，他原系老留学生，翻译苏俄专家贝柯夫所写的关于苏联计划工作的书，油印了几十本，分送各方面参考。并让孙际明翻译《苏联财政制度》，交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