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植被改善了弄拉的小气候，填补了遍布石山的各种暗河漏洞，茂密的山林犹如座蓄水库，改变了石灰岩地区无雨则旱、有雨则涝的状况。弄拉人精心呵护环境，良好的环境又反哺了弄拉人。1989年，58商耕地收获玉米2.3万斤，亩产400多斤。可以种植经济林木的坡地上，有4万多株果树，2 000多株瓜藤药材。1989年果木现金收入6万多元，药材收入1万多元，另有养猪、食品加工收入2万多元。当年人均纯收入916元，而同年马山县的人均收入仅197元。2002年，弄拉共种有柑桔、枇杷、龙眼、柿子、李果、芭蕉、沙田柚、荔枝、桃子、黄皮果等果树500多亩，金银花、苦丁茶、青天葵、两面针、土党等药材500多亩，封山育林面积达1600多亩，林果、药材种植面积占全村面积的72%。靠山吃山的弄拉高山汉看到了治山有效，虽辛苦却也是喜在心头。
从船家治水与高山汉治山的作为可见。靠水吃水、靠山吃山不仅是他们的传统生存第略，而且生存策略的不同，造成了船家和高山汉生存效果的差异，其表现是在对自然环境的治理中，仍然离不开他们的基本生存策略，即靠水吃水、靠山吃山。
3.船家信仰多神，高山汉特别崇敬祖先
族群生存策略的不同，他们的信仰也相殊。从船家与高山汉的比较来看，船家信仰多神，高山汉特别崇敬祖先。
贺州船家，在船上的右舱显著位置或陆上海家每户都在堂屋或进门处正中立个神堂。神堂上所立的神牌位上的神五花八门，各路神灵都有。有八步本地人所敬的神，也有天上的神，有陆上神，也有水上神。问起船家老人们，各路神灵到底各管船家何事？为何敬他们？他们的回答都很渺茫。好像是人说那个神威力大他们就敬上。据说由于船民常年漂泊水上，东西南北无立身，碰到的伤心事不少，困难更多，所以到处随事寻找精神寄托。听说的神灵多了，求平安析保佑之余也就敬之、奉之，逐年逐年供奉的神也就越来越多了。
大部分船家都供盘古大王，而盘古大王是莲塘立琴庙中的一尊主神，当地八都、九都人都崇奉他的，船家也深信他的神力、威力而供奉之。他们所供神中的陈后大王，据说原是皇宫中一扫地的，因有一回皇宫着火，陈后用扫把灭了大火，皇帝封其为陈后大王，陈后既有灭火之威力，船家也奉之。所奉之神中的龙母娘娘，有的说她原是一个渔家姑娘，也有的说她原是放牛的女娃，相传有看相的赖布衣，看见一龙脉，因追龙脉一直追到广东陈水后（地名），看见一放牛女娃正坐在龙脉正中位置上。赖布衣求放牛娃让位，放牛娃却提出以一针之位来换取让位的要求，即要以最中心一针之大的那点位置归她，她才同意让位站起来。赖布衣磨不过她只好同意了，这样一来龙脉所处的最中心位置也就归属于她。后来这放牛女娃就成了龙母娘娘了。
高山汉从外地落难他乡，特别崇敬祖先。浪平高山汉每户都在中堂置神台，写神榜。小神台的户只写正神榜，大神台的户还写副榜。正榜把“天地君亲师位”用大字写在红纸上贴在神台中间，两边写历代高曾祖考妣、灶王府君、观音菩萨、五谷、财神等。神有些户顶敬愿菩萨，有扬五愿或宵罗愿或诸天愿。魔公还有祖师榜，分佛、道两神。副榜把始、远、太、列、天、高、曾、祖、显考妣的名字都写上。有的户三五年要请“武教先生”做三五天戏还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高山汉群众迷信思想浓厚。1951年的剿匪反霸至土改时期，民兵带头砸庙宇丢菩萨，宣传科学反对迷信，魔公巫师被集训，道具被收缴，死人不用魔公开路。对祖先神虽不行大祭，但封榜还在，过年过节仍然供祭。1964-1966年的社教运动又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各户都撕掉神榜，贴上领袖像，把香炉拿来做菜钵子，不信神亦不见神降灾，人们的思想开始觉悟，对鬼神的观念逐渐淡薄。但1976年以后，人们开始逐步恢复祖宗神榜。
船家信仰多神，高山汉特别崇敬祖先，也反映了船家和高山汉在不同生存策略的制约下表现在精神世界调适内容的不同。
4.船家宗族观念淡薄，高山汉重宗族纲常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体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在中国传统杜会中，群体组织聚集的原则可以是血缘、地缘、业缘和语缘等方式，而村落是农村人口聚居的基本形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往往因血缘关系而来，因此，村落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宗族组成的。传统社会罩，村落是一个封闭的、相对完整的社区，构成一个人毕生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村落文化左右着人的行为，也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而船家与高山汉由于生存策略的不同，在宗族观念上表现出浓淡相异的形态。
船家宗族观念淡薄。由于船家人来自五湖四海，故船家人不注重宗族观念，而以地缘、业缘结成团体。贺州船家，据刘士成等老人记忆他们中的杨姓、梁姓及林姓是他们的第六代世祖，从广东的新兴、连县、郁南、阳春、罗定等地迁来贺州八步区定居的。刘姓六代前是从福建迁往广东郁南东坝乡，在此前的这一支人都是讲“闽”话的，自第六代人来到广东，然后从广东迁至贺州后开始讲“白话”，如今这些人全都讲“广东白话”，仅有少数老人如刘士成还说得上几句闽话。另外朱姓、王姓是五代前从桂林苗村等地迁来，他们中已无人知晓祖上的源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有从平乐、荔浦、钟山、富川等地的船民陆续迁来八步，形成了今天这一个贺州船民族群。这种从不同地方来的船家缺乏宗族的血缘联系，宗族观念的淡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高山汉则不同。弄拉人全部姓李，同宗同族，宗族是弄拉人处理人与自然界、与周围族群、与本群体关系的有效组织形式，它把生产行为、居住形式、信仰形式固定化了。弄拉人的生计模式是他们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和功能过程中积累、传递和演变，它们是弄拉人心理与价值建构的基础，它们本身又还构成各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成为弄拉人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资料归公，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的确立以及专政工具的强化，使得社会控制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软控制变为硬控制，非强制手段变为强制手段，社会控制力较之礼俗社会更为强大。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的废除，社会控制力有较大的削弱。
几百年来，弄拉人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生存，充分发挥宗族的力量来维护生存环境，保持他们和环境亲善的关系。弄拉人从小就受到有关封山育林的教育，山林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宗族的力量在弄拉向来十分强大，违规犯禁，即是不可饶恕的逆子，将死无葬身之地。弄拉宗族的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遇到挑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弄拉人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村长（队长）是族中的长辈，村民既是他的属民，同时也是他的晚辈。官赋权威和宗族权威的结合，使村长的控制力量空前强大。1958年太炼钢铁运动，弄拉试图抵抗，村民们普遍不愿砍伐自己的山林用作炼钢的薪炭。政府采取了一个十分策略的办法，弄拉人被全体调往别的公社，砍别村的林子。一个月后，当他们返回弄拉时，他们自己的山已被外村的人砍光了。很多山区的林子经这次“地毯式”砍伐后再没有恢复过来。但弄拉人利用自己对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宗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他们决定封山育林的同时制定相应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规定：水源林全部封死；不准任何人到封山上砍树、放牛、打猎、挖树兜或竹兜；干枯的果树和树枝也不能砍伐；不准偷摘果树上的果子，违者受重罚；包庇者与偷伐者同罪；小孩违反时追究其父母的责任。惩罚的方式有“内外之别”，本村人违反时罚工分，外来者违反时则交由司法部门或上级部门处理。检举揭发违反村规民约者有奖。当时村里有个学生，看见山上有一株干枯的果树。砍回来拿到学校当柴火烧，他的父母因此挨罚了80个工分，相当于两个人4天的劳动工分。村中的出纳员挖了5个竹兜，也被罚了50个工分。这些规定约束了村民到封山上砍树的行为，从而保证了封山育林的顺利进行，原来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经过20多年艰苦努力，又恢复了昔日山林茂密的盛景，直至今日。
船家与高山汉宗族观念的淡浓相异，从社会结构的层面表现了族群生存策略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