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王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同学们看了题目，都扶着头思索起来。我呢，不用多想！有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两个月来，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着。在晚上没有睡着以前，或是早晨刚醒来以后，这件事就像一幅画似的，极其清晰生动地展开在我的眼前。我仿佛觉得我鼻子里吸进的空气，还是那样地寒冷而清新，我头上的月光，还是那样清澈而明亮，爸爸握着我的那只手，还是那样地滚热，妈妈落在我脸上的眼泪，还是那样地冰凉！我常常对爸爸妈妈说：“我总也忘不了那天夜里的事情……”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孩子，你能永远记住这一件事，就好！”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两个月以前，一月十三日的夜里，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悼念和宣誓的事情。
这话还得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早晨说起——这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是六点钟醒来的，我正在揉着眼睛，忽然听见妈妈在她床上哭，哭得很伤心。爸爸坐在床边，低着头叹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赶紧披上棉袄，跑到妈妈床边去，爸爸把我推到妈妈身边，我抱着妈妈的头，拉开蒙在她脸上的手绢，问：“妈妈，你怎么啦？”这时，妈妈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说起来，我的名字“张宇”，还和敬爱的周总理有很深的关系呢！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这天上午，我爸爸把妈妈送进了产院，他自己就骑车到他工作的西郊那所大学里去了。正赶上敬爱的周总理来主持这所大学的万人大会。这时正下着滂沱大雨，周总理就站在大雨之中，向几万群众恳挚而坚定地反复说明不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这时群众的兴奋激动达到了极点，纷纷表示，总理这样地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总理的教导去做！
会散了，爸爸带着万分兴奋的心情，也没有穿着雨衣，就在大雨中骑车到了产院。这时，住在我们对门的李奶奶，正抱着生下不久的我，坐在妈妈的床边。爸爸笑着用冰凉的手指，捅了我的脸一下，就水淋淋地坐到床边的一张矮凳子上，兴奋地对妈妈和李奶奶讲了今天万人大会的情况，和周总理对群众的讲话。爸爸说：“我站得离总理这么近，还是生平第一次呢！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时，李奶奶听着忽然笑着说：“这个男娃还没有名字呢，就叫他‘张雨’吧，来纪念你这一个难忘的日子”。妈妈也点头笑了。爸爸想了一想，笑着说，“我听说总理还有一个名字，在日本留学时用的，叫‘翔宇’，‘宇’和‘雨’同音，这孩子就叫‘张宇’吧。”
今天，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日子里，我们谁也没有吃早饭。这一天，是我出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天，我走到哪里，看的都是通红的眼睛，听的都是呜咽的哭声。王老师，对门的李奶奶，电车上的售票员阿姨，乘车的解放军叔叔，还有送报的邮递员叔叔，都是眼里满是眼泪，脸上还带着愤怒的样子。我感到，周爷爷逝世了。一切都改变了！数九的寒天也更加寒冷了，天阴阴的，刮着很大的北风！我感到难受得喘不过气来，我就握起拳头，打着自己的胸膛，希望呼吸可以通畅一点！
话说回来吧，这一天，爸爸匆匆地骑上车，到他工作的那所大学去了。妈妈也匆匆地到她工作的纸花厂去上班去了，她吩咐我把煤添上把火盖上，上学时别忘了锁门。
我背上书包，锁上门，一回身正碰见对门的李奶奶拎着菜篮和小彤姐姐一同出来，她们的眼睛也是通红的。小彤姐姐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李奶奶一边走着，一边像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说：“我也七十八岁了，日子都像这样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死了，给周总理他老人家补上几年寿，就是大家的造化了！”说着就慢慢地一个人往副食品商店的方向走去。她从来就不是这样走不动路的样子，我们站着望着她的背影，呆了半天。我和小彤姐姐到了学校。今天校园里静极了，听不见一点奔走欢笑的声音！我进到课堂，同学们已都来了，三三五五地伏在书桌上，悄悄地谈着话。我一坐下，他们就纷纷地轻轻地对我说：“张宇，你知道吧？周总理逝世了！”这时王老师进来了，我们赶紧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王老师用含泪的爱抚的目光望着我们，仿佛是表扬我们今天的课堂秩序很好。她没有开口。我想，她若是开口，她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哭出来……
晚上，爸爸从西郊回来了，脸色阴沉得可怕。这时妈妈正从墙上把我们全家合影的像片取了下来，换上了周爷爷的像片，又拿出三条黑纱，给她自己和我都戴上了，又递一条给爸爸。爸爸苦笑着说：“我也只能在家里戴，在我们大学里是不许戴的。”妈妈看着爸爸大声说：“为什么？谁不许戴？要我是你，我就戴着去！”爸爸望着妈妈，半天没有说话。妈妈叹了一口气，就拿起剪子来做白花。
屋里空气沉闷得难受，我就跑到对门小彤姐姐家去。李伯伯已从厂里回来了，他气腾腾地正和李奶奶说些什么。他们家里的墙上，已经挂上了一张很大的周爷爷的像片，像片上还搭着打着花结的黑纱带。小彤姐姐从厨房里招手叫我，说：“小宇，你也带了黑纱了，白花做了没有？”我说：“妈妈正在做呢……爸爸说他们大学里不准他们戴，你说奇怪不奇怪？”小彤姐姐低声说：“你没看见我爸爸生气吗？他们厂里不让工人开追悼会，也说是上头不许，他们正在抗议呢！”她说着就叫：“爸爸、奶奶吃饭啦，都来吧。”小彤姐姐十岁就没有妈妈，是跟奶奶长大的。我妈妈总夸她能干，学习，家务，样样来得。
一月十日这一天，妈妈是半夜两点钟才回来的，妈妈说她和她们纸花厂的工人阿姨们，都是一边扎着花圈和纸花，一边流着眼泪，所有的纸花，几乎都被泪水浇了一遍。后来妈妈提议说：今天是大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让我们都到北京医院去吧。过了今天就再也看不见周总理的慈容了。她们下了班，连饭也没有吃，就赶去了。可是北京医院门前的路灯下，已经站满了要求最后看一次周总理面容的人们，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向大家婉转地劝阻，要求的人和劝阻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妈妈说：“我们明天再去试试吧！”
一月十一日中午，我们匆匆地吃过午饭，爸爸、妈妈带着我；李奶奶、李伯伯带着小彤姐姐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去了。我抬头一看，从北京饭店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下去，这十里长的长安街，望不到头地肃立着好几层的人墙！
这密密层层的几十万人砌成的人墙，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凛冽的北风之中，几十万双酸酸的眼睛，一齐对着南面有市委大楼的那条直街凝望……时间过的真慢呀，背后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缩起了脖子，妈妈从后面给我把棉猴的帽子戴上去。李奶奶站得腿酸了，就跑到人墙后面的槐树边靠一会，但不久她又赶紧回来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