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意识的出现，是人类自审本性的结果。在人之为人的本质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而没有任何特权是天生的、自然的，封建等级制度、教阶制等等都是不自然的、违背人性的。这种人生观上的平等意识还意味着：人类天生平等并不指每个人的一切都平等，而是指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格是平等的。这样，个体的人生价值、尊严的获得，靠的是个体自己的品格德行、优良的素质等等而不是靠自身之外的任何因素。人的高贵只能通过自己的美好行为而赢得，而不能由继承得到。
平等意识也必然产生自由意识。文艺复兴运动就致力于解放人的个性与自由意志。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人的解放，就是要让每一个个性能够自由而充分地得到发展。
意大利的瓦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由。唯有独立的个性自由，才能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那些神秘的宗教、禁欲只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蒙田的“我考虑我自己”，则成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一句名言。
“自由意识” 显然只能在人格独立时才能产生，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不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一个外在的主宰者，而是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时，自由才能成为本质意义上的自由。因而，在人文主义的背景下，自由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拉伯雷的德廉美修道院是一个所有人的个性都得到解放、各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展、没有任何清规戒律的自由王国，在这里，只有一条规矩，那就是：“服从您的意欲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享受这种“自由” 并不很容易。如果人单凭自我情欲的任性冲动而行事，就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指向应是人生的和谐，以及个性、才能的充分发展。自由应是指没有任何摧残人性的戒条，没有任何妨碍人生幸福的外在制度。一句话，强调的是人独立自愿地做出自己的一切决定，而不应受到强迫，并且人还自觉地承当起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人们享受自由的好处，首先必须有良好的教养和理性素质。
拉伯雷就相信出身清白、有着良好教育、惯于和良朋益友交谈而获得的良好素质是人们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他认为，自由的人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本性，推动他们趋向德行，远避邪恶，一个人能过有德行的生活才与自由相配，而自由又可使德行越加焕发出光辉，人便生活得自由快乐而又光荣公正。
更为可贵的是，人文主义者们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封建专制践踏人民的自由，是自由意志和个性自由的大敌。《君主论》 的作者马基雅弗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和现实中很少有贤明的君主，他们除了比赛奢侈、荒诞、残暴、奸诈外，没干过任何好事。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发生在西方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大师们挑战传统、追求解放的勇敢斗争精神至诚至贵，他们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扫荡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他们向旧社会、旧观念、旧价值宣战，向封建专制、宗教神学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最后，他们终于把“人” 从“神” 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后来也被称为人道主义)” 思潮代表了时代的进步，代表了历史的潮流，它逐渐在西方社会深入民心，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全面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人性的困境：寻欢作乐就是幸福吗
人文主义者的人生理论都暗伏了一个假设：即人性本善。这是个不成功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有触目惊心的反例。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将导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生理论的多种困境。
1. 矫枉过正：从禁欲走向纵欲
文艺复兴以感性享受、疯狂追求现世快乐为惟一目的，以此反对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若是把感性快乐作为人生的惟一目的，那就失之荒谬了。反对禁欲主义的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是感觉主义。感觉的现实性容易满足而又永远得不到最终满足的特性，是天主教会说教的天生对立面。
爱拉斯谟抓住这一点，热情地宣扬：人生的目的首先在于寻欢作乐。他说：“的确，如果你把生活中的欢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 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 他的人生观实际上基于两点：
一是任何人都绝对无法摆脱肉体享受，不管他如何告诫大家：肉欲快乐都是罪恶的。他情不自禁地影射当时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虚伪，“他们设法使别人远离肉欲享乐，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
二是没有欢乐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和无聊的，是不堪忍受的，是对人生的讥讽。为此，他走到了另一极端，也可能是想矫枉必须过正：“最愉快的生活是毫无节制的生活。” 于是，“疯” 成为他的寓言文学作品中的绝对主角。“疯狂” 是一个人格化、形象化的概念，象征着泛滥的热情，无拘无束的行动和无忧无虑的狂欢。
在他看来，既然人性中有情欲的成分，那么，毫无节制的肉欲享乐就是合乎人性的正当的和健全的。他说，疯狂就是任凭情欲摆布，而明智则是以理性为指导。人类从本性上说，情欲远远多于理智，“二者的比例就等于一把谷子和一颗谷子。理性被埋藏在脑袋中的一个小角落里，而身上其余部分都交给了不断冲动的情欲”。而且，为了消除人生的忧患，为了给生活增加快乐，情欲是远胜于理性的。
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推重情欲，如此追求一种纯粹的情欲满足，并把情欲的生活视为最值得过的生活。甚至，这与希腊文化的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希腊哲人认为，人生的幸福是由理性来管束并通过提升情欲来达到的，沉溺于情欲中的生活是堕落的、无教养的。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人生理论，就单个的思想家来说，虽然在摆脱神权、教会对人的奴役，使人自身上升为生活主体的目的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对如何确证人的力量所采取的方式并不同，对人性的看法也不同。
于是，有些思想家的人生观就与爱拉斯谟的人生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甚至相互对立。他们认为，感觉、情欲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完全听凭情欲摆布的生活并不是合乎人性的。人的理性知识才更能确证人的本质。
达·芬奇认为：“好人的天生的欲望就是知识。” 知识有两种特点：一是能分辨好坏，二是能持久地拥有，不像感性享受那样稍纵即逝。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求知，能使自己的心智能力对象化，并使之留存下来。所以，他说：“谁不能控制邪欲，谁就把自己摆在畜牲行列。” 显然，他的人生观更接近于古希腊的整体精神。他认为，和感性情欲一样，理性、求知欲也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人性中更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对知识的追求，是人类获得人生幸福的最有效途径。他说：“掌握无论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你决不能爱或恨一件事物，除非你先认识了它。” 他把知识看做是决定人们生活行动取舍的关键，断言在没有获得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之前，你就不能对它产生爱或恨的情感。因此，他把情感从属于理性认识。
应该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背景下，这种对知识智慧的推重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与推重情欲享乐主义相并行的一种对人性的认识，并引申出不同的指导生活的原则。但丁就认为，人应追求知识与不朽。他在《神曲·地狱篇》 第二十六章中，借希腊英雄尤里西斯的话来说：“想一想你的出身，你们不是生来去过野兽生活的，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 他说得很明白，“想一想你的出身”，即我们必须时时反省自身：我们是人，是从本性上区别于其他野兽的。这种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有理性，能追求美德和知识。
2. 怀疑知识：主宰自然还是回归自然
人文主义者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人类的最高本质，因而是人生的最高样式。但是，人的知识和文明都是对自然状态的背离。于是产生了一种根本的困境：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充满了对人道精神的礼赞，对人的知识、创造力和伟大作品的颂扬； 但另一方面，又鼓吹人应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即认为人无知无识、顺从自然本性而生活才能最幸福。
文艺复兴意在使人摆脱神的统治，于是人就只能面对人自身和自然，自然和本性也就被上升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样，一切不是本自自然和人的本性的东西都被排斥，同时，把人生理想还原到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自然状态。
对人的本性和大自然的本性状态的推崇，并把它作为人生活的最初起点和最终归宿，因而未经人为的自然状态便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想像中的甜蜜温馨之感。于是，人文主义者蒙田产生了对知识的疑虑，对理性的不信任，并对科学的功用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人性本质上是脆弱的，而且容易引起混乱，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充满着分歧和善变。人认识事物要从感觉开始，感觉材料是偶然的、矛盾的、变动不居的，所以不能指望从感觉中得到真理，理性认识同样不可靠。我们理解一个问题所站的角度往往有不同，下的判断往往很不一致，以前接受一件事为真，过后又怀疑它的真实。
蒙田指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人类就是以这样一种很脆弱的素质，妄想探寻宇宙的奥秘，并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结果只能证明人自己的无知无能。他说：人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探索的全部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肯定和证实了我们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愚昧无知”。人类那种想获得新的力量和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企图只能是南柯一梦。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类力量的看法中的最低调。然而，这也是从人性论出发的，只要把人的本性和大自然的本然状态作为人的生活背景，人们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创造物，反而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陌生，觉得不可把握，因而认为，停留在本性的自然状态的一切都是最理想的，人在生活中有所认识有所创造反而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性。无知无识的原始天然状态中的人类是最幸福的。
爱拉斯谟的理由是：“凡是停留在自己和自然(本性)状态中的东西都不至于不幸。” 正如所有生物都只能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才能快乐幸福，否则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生物都是不幸的：因为人不能像马那样飞跑，马不能吃馅饼，也不懂修辞术等等。从最自然的人类本性出发，他认为，正因为科学和艺术都不是自然的，因而它们是对人类有害的。他说，“科学艺术对人类非但没有丝毫用处，相反地，被发明出来只是为了害人的”。比如语法这门科学就是对自然语言的败坏，人们使用语言只是为了相互听见，语法对此就没有任何用处。
他认为，法制、商业贸易、文艺知识、数理科学、契约规章、财产继承、产业分析等等，都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腐蚀。在人的自然状态中，表示欺骗、叛逆、虚伪、吝啬、妒忌、诽谤、原谅等的词，都从来没听说过。
这样一种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崇拜和赞美，充分显示了人类在摆脱了一个统治了近十个世纪之久的绝对主宰者作为人生价值来源之后所呈现的价值真空状态：上帝是不好的，人的理性和人所造的任何东西也都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迷茫，而且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向纵深发展时，出现的一股对人类的知识能力表示怀疑，对人类为自己创造一种幸福人生的能力表示怀疑的思潮。此时的西方还没有创造出足以代替天主教上帝的文化。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人生理论体系是厌恶的，虽然承诺上帝的至高无上，但认为它并不剥夺、摧残人的本性，而只是赋予人以本性。因而，他们认为，按人本性生活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
于是有了莎士比亚在《暴风雨》 中，借贡扎罗之口提出了一种要让人返回到自然状态的理想：大自然将无需血汗而生产一切，供公众享用； 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 而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我要照着这样的理想统治，足以超越往古的黄金时代。
这已经不是用某些人文主义者思想上的软弱所能解释得了的现象，而是人性论的逻辑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的一切矛盾都将消解。人类不需要设立任何人间制度来改变自然的形态，生产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人类的一切人为努力都是对人的本性的背离。大自然有丰厚的馈赠。所以，返回到自然状态，可以满足人文主义者人生理论的所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