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这得益于他一生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浓厚兴趣。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过《二十四史》中诸如《史记》等部分专史，但系统地通读则是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经常阅读并做了大量圈画和批注的《二十四史》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是1952年添置的。
芦荻，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1954年起，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1975年年初，毛泽东因患眼疾而无法读书，芦荻被选入中南海，为毛泽东侍读古籍。
因此机缘，芦荻有幸多次聆听毛泽东畅论历史，讲读诗文，受益匪浅。芦荻又因给毛泽东整理书籍，得以阅读了经他圈画批注的武英殿大字本《二十四史》和其他书籍。十分可惜，当时，他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两部。经中办领导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展阅毛泽东读过的《二十四史》，芦荻深为他在史海中辛勤耕耘的精神所感动。书中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画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在20多年中三复四温、经常在手的情形。
从圈画批注的情形看，毛泽东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某些传记所在的册数和卷数，也都一一标明。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他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外，还写有下面一段话：
《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合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以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
从这条按语看，毛泽东不仅在读该书时一一标出了目录，而且还做过仔细的核查。
《二十四史》是一部经传体的史书，由《史记》《汉书（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其内容包括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年的历史。全书共有3200多卷，800多册，4000余万字。成书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1900多年，是一部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巨著。
据逄先知回忆：《二十四史》中，毛泽东“阅读次数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其中《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有的至少看过五遍以上，还特别喜读‘纪’‘传’部分”。“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记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做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圆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1982年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后来说：“对于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两遍、三遍、四遍地读。”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毛泽东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据芦荻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中回忆，晚年毛泽东曾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泽东这段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被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讲的正是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
基于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不仅在读《二十四史》时，“正”“反”不遗，参详互见，而且还阅读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以充溢史闻，广驰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毛泽东认为，有些稗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他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还做过如下具有代表性的评议：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古地名方便，毛泽东在1954年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
毛泽东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全国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组织史学家为《二十四史》加标点符号。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
毛泽东有句话：“读史的人决不是守旧的人。”的确，他读史书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以有利于建设中国的今天。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但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和其同时代的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可谓读史最认真、历史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伟人。在共产党内，大家都承认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袖。周恩来建国初在共青团会议上介绍毛泽东时这样说过，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承认这一点，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泽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