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难点注解：
《冠子》是先秦道家及兵家著作，作者不详。据《汉书·艺文志》云，作者为“楚人”﹐“居深山﹐以为冠”。根据书中记载的内容来看，作者应该是战国晚期甚至更晚时代的人。现存版本是宋人陆佃所作的3卷19篇。上述引文大意是：耳朵的功能是听声音，而眼睛的功能是看东西。一片树叶遮住眼睛的话就连泰山也看不见了；两只耳朵中都塞上豆子，就是轰鸣的雷霆声也听不见了。后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喻为局部的、微小的事物所迷惑，看不到事情的全局、主流及本质。
摘用赏析：
在抗日战争进行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专门用一部分篇幅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两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
亡国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毛泽东指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日本强大、中国弱小的一面，并以此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就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来看，的确是敌强我弱，但中国方面有坚强的抗日力量，同时，中国战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日本进行的是侵略主张，是非正义的，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对峙，敌我双方的实力一定会发生转化，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一方。
在批驳了亡国论之说后，毛泽东又指出了速胜论的错误原因所在：“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摘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句古语形象地说明了这些人自以为是、只看片面不问全体的执拗态势。他们的共性是：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还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因为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作怪，他们时常会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
“驳”完之后，毛泽东紧接着进行了两次“立”论。一是并不否认亡国的危险。毛泽东指出，中国目前存在解放与亡国的两种可能性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与持有亡国论观点的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而后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同时，前者还看到了解放将逐步占据优势的必然前景，而后者只能怀着悲观的心情得出与前者相反的结论。第二个立论是中国人民也喜欢速胜。但问题在于：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这部分的最后，根据之前对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和国际环境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因为，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
言必信，行必果
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名句溯源：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难点注解：
这段话记载的是孔子与弟子子贡关于“士”的标准的讨论。孔子认为，士分三等：行能知耻，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为一等之士；宗族称他孝顺，乡里称他敬爱兄长，为二等之士；出一言必信，做一事必果敢，不知变通，坚定得像石头一样，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但也勉强能称为三等之士。这里，最难理解的是孔子为何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硁硁然小人哉”。“信”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认为，讲求信义是做人的基础，他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但同时，孔子又反对拘泥固执于“信”而不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的做法。尽管孔子否定了这种做法，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指明变通的标准。他之后的孟子，才从正面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观点，完美地解答了孔子提出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出言不必讲求信用，行为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只要符合“义”的标准就可以了。随着语言的演化，后人就用“言必信，行必果”形容说话必须要守信诺，行动一定要有结果。
摘用赏析：
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日本由于连续攻占中国不少城市，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加之又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已无力再实现即定的速战速决政策，进而转向政治上诱降国民党、集中兵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抗日战争进入毛泽东预言的战略相持阶段。
形势的变化要求共产党人及时作出新的对策。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等问题的认识。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章就是政治报告的一部分，是10月14日毛泽东在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断言中国革命必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同时，也指出了一个尚未在全党得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共分十三个部分阐释这一问题，分别是：（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二）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三）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四）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五）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六）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七）干部政策；（八）党的纪律；（九）党的民主；（十）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十一）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十二）学习；（十三）团结和胜利。
毛泽东摘用古语“言必信，行必果”是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具体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言必信，行必果”的诚实模范，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同时，还要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以及学习的模范。讲话的最后，毛泽东鼓舞共产党员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去动员全民族一切积极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朽木不可雕也
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名句溯源：
“朽木不可雕也”出自《论语·公冶长》：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难点注解：
《论语·公冶长》主要记述孔子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孔子的弟子宰予长于言辞思考，机敏聪慧，有独立见解，是孔门中唯一敢对孔子思想提出疑问的人。因此，孔子对其颇有微词。一日，孔子看见他在白天睡觉，说道：“烂木头不能再雕刻了，肮脏的土墙也不能再粉饰了，我对宰予，何必再谴责呢？”接着，进而感慨道：“以前，我对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听了他的话后，还要再看看他的行为。宰予使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后用“朽木不可雕也”比喻不堪造就的人或无法收拾的事情。
摘用赏析：
从1939年5月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掀起了一场学习运动，其中心工作是对延安的在职干部进行在职学习教育。这篇题为《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是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为这项运动的开展所作的动员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一共分了四个问题，即：学习运动是必要的；学习运动是可能的；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学习应该学到底。
在论述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学习运动与生产运动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并摘用韩愈《符读书城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一句来鼓励广大党员要加强学习运动。《符读书城南》是韩愈劝导儿子刻苦读书的箴言之作。这句诗因通俗、形象、易于理解被收入《增广贤文》，成为鞭策后人勤奋求学的一句警言。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劝勉同志们要在日后的工作中加强自身的学习，并摘用孔子责备宰予的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婉转批评了在学习中存在懒惰思想的同志。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
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他们说要革命，要民主政治，但也只有三天，第四天就压迫老百姓了。“唤起民众”这是孙中山先生临死时讲的，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但有些人也只唤了三天，第四天就不干了。至于改良民生，那更是影踪全无。
名句溯源：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出自《论语·泰伯》：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难点注解：
这是曾子的一段言论。文中提到的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姓仲孙，名捷，敬是他的谥号。曾子向来与他政治立场不同，所以在自己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向孟敬子陈述自己的观点。在这段字数不多的话里，曾子一方面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至诚心态表明自己对孟敬子并无恶意，另一方面告诉孟敬子作为君子应该注意的三个方面：使自己的容貌庄重严肃，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使自己的脸色端庄正派，就使人容易相信；使自己说话的言辞和语气得体合宜，就可以避免粗野和错误。这里，姑且不问曾子最后究竟有没有改变孟敬子的政治立场，就他关于君子之道的论述来看，依然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后用“人之将死，其言也（亦）善”描述垂死之人反省一生回归到生命的本质，进而说出善良的话的心理状态。
摘用赏析：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这批模范青年是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选举出来的，毛泽东在会上为他们作了《永久奋斗》的主题报告。
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革命的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而反动的潮流“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其实质上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接着，毛泽东摘用“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这句古语来说明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对“唤起民众”这一政治遗训真挚而郑重的态度，以此劝勉模范青年们要跟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一起战斗。
对于民众力量的重视，是孙中山先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也是新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仅靠英雄个人奋斗是不行的，还必须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他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之意亦必至为强烈”，随后积极吸收共产党员改组国民党，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3月11日，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先生嘱托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先生仍念念不忘唤起民众力量奋斗建国的愿望。
然而，在发动民众力量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政党始终表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当他们意识到工农运动对自己的阶级利益产生威胁时，便走向了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工农力量的道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也在逐渐增强。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的政治交代最终被顽固的国民党右派所背叛。
毛泽东认为，这种背叛同时也体现在青年团体中。他以大革命时期广东两个青年团体为例，指出：周恩来等人领导组织的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是革命的团体。而以戴季陶等人组织起来的孙文主义学会，则坚持国民党右派的顽固立场，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抗衡，是反人民的，反共的。其本质上也是背叛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