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01页）
诗词溯源：
“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难点注解：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汉代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汉武帝即位以后，广揽人才，多次下令各地推举贤良才学之士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也在被举荐之列。他曾先后回答了汉武帝的三次策问。这三次对策内容，就是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上述引文是董仲舒第三次对策的一部分内容，大意是：夏朝沿袭虞舜，可是独不说所废止和增加的，是因为它的道完全一样，所推崇的也都是忠啊。道的根本出自天，天不变，道也自然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相守不变是因为没有必要采取纠正弊病的措施，所以也不说他们所废除和增加的啊。“道”，即规则、准则、根本原理，在封建社会中其精义是“三纲五常”。“天”，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由天决定的，天既然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因受天意建立的统治之“道”，自然也是永恒不变的。今天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自然是代表董仲舒唯心主义哲学观的言论。
摘用赏析：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顿时成为各种矛盾的集结点。在国内，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客观变化并未被大多数人们意识到。同时，党内仍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矛盾。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给中国革命以正确的指导，就成为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在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前人研究成果之后，1937年8月，毛泽东写就了这篇我党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深刻地、翔实地论述唯物主义的专著——《矛盾论》。该文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全文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主线，贯穿始终，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建立了一个关于矛盾学说的逻辑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一、系统总结人类的认识史，提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和“发展是对立的统一”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并对前一种观点进行批判；二、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普遍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特殊性即是说“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有自身特性；三、举例论证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其他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发展方向的观点；四、提出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的问题，提醒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正确对待，不要犯错误。
毛泽东摘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在论述第一个内容时。在这部分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接着，他分别对这两种宇宙观进行了阐释。毛泽东说：“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他进一步解释说：“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由于形而上学家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所以，他们只能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强调，这种思想，不但欧洲有之，就是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为此，他特别指出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是为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唯心主义学说。而后，毛泽东笔锋一转，开始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对比，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两种宇宙观的孰优孰劣，为下文的有序论述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名句溯源：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出自《资治通鉴·唐纪》：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难点注解：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历时十九载所著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三百余万字，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6朝1363年的历史。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故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宋仁宗朝进士，宋神宗朝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逐出京都。宋哲宗时还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有《司马文正公集》等。上述引文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唐太宗与魏征的一番谈话。太宗问魏征皇帝怎样做才能明白不糊涂，怎样做就会被蒙蔽呢？魏征答道：多方面听取意见就会明白事情真相，只听取片面言论就会受到蒙蔽，犯下错误。他举例说，尧舜因为善于听取多方面意见而治理好国家。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因为偏听偏信宠臣而遭到了失败。后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处世箴言，用以规劝人们多方面了解情况，以取得正确认识。
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最早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思想的不是魏征，而是王符。王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终身隐居著书，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大部分内容是对东汉末各种腐朽黑暗情况的揭露和批评。在《明暗》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可以说是对兼听思想最早的论述。但出于摘用的严谨性，考虑到王符并没有总结出这句话，故仍然认为这句话是出自《资治通鉴》，出自魏征之口。
摘用赏析：
“矛盾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重点论述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还要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可能了解其总体。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矛盾的特殊性，是区别这一事物不同于另一事物的根据，它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和认识事物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接下来，毛泽东对这三种教条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逐一作了阐释：“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
在谈到片面性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了片面看问题的危害：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接下来，他摘用古代军事家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语和唐朝著名谏臣魏征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正面来说明用片面观点看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善于兵略，后人尊称他为“武圣”。著有《孙子兵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被称为“兵家圣典”。他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观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成为后世兵家克敌制胜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孙武与人作战，在了解己方实力的同时，也必定要详细掌握敌方情况，做到全面看问题，所以能屡战屡胜。唐朝名臣魏征也主张看问题要全面，他多次劝谏唐太宗要多方听取意见，全面了解情况，为贞观盛世局面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随后，毛泽东又列举《水浒传》中宋江打祝家庄因前两次情况不明吃了败仗直到第三次探明情形才取得胜利的故事，对全面看问题的重要性作了佐证。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毛泽东以列宁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殷切要求，再次就这一问题唤起他们的重视。这句话是：“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名句溯源：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出自《礼记·中庸》：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难点注解：
《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据《汉书·艺文志》知，该书是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著的《大戴礼记》。全书共20卷49篇，包含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和诸子言论。内容涉及礼仪制度、治国方略、道德修养、教育方法等。《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章节，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其与《大学》二篇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后成为青年学子科举入仕的必读书。“中庸”一词，内涵比较丰富，大体上是要求为人处事要居中不倚，客观公允，比较能深刻体现儒家教义的精髓。“九经”是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修养自身，尊崇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孔子还认为，原则虽然较多，但实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做任何事情，事先有准备就会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说话前先有准备，话语就不会中断；做事前先有准备，就不会中途受挫；行为前先有准备，就不会后悔；走路前预先明确方向，就不会走投无路。
摘用赏析：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逐渐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搏斗，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速胜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流传开来。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积贫积弱的国力，无力在短时间内与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力量对抗，在抗日战争刚进行到第十个月后，北平、华北、上海、南京如东三省一样相继落入敌手，也使一部分人产生悲观情绪，“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也占有一定市场。
在延安指导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对当时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有清醒的判断。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对抗战以来的经验作出正确总结，对持久战进行深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思想上解决“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观点。因此，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在条件简陋的窑洞中，经过八天九夜的呕心沥血，写下了这篇分析和指导抗日战争、长达五万余字的又一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并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了长达九天的讲演。
《论持久战》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驳斥“速战论”和“亡国论”的错误；二、明确提出“持久战”的观点，并对战争的三个阶段进行系统论述；三、阐释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胜利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术战略。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保证，也是文章论述的重点。毛泽东认为，实行持久战最好的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基本含义是：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在实行这个方针时，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三个原则。
在详细论述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之后，毛泽东摘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对实现战争的计划性展开了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