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阐释党八股的来源和形式；第二部分，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加以深刻批判；第三部分，总结全文，引出中心论点。毛泽东摘用“行成于思”是在全文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为清除党八股的流弊，毛泽东要求全体党员看四篇文章以改进文风。这四篇文章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关于列宁怎样做宣传的摘录；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和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认为，这四篇文章是新鲜活泼的、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对改进我们文风是大有帮助的。其中，他对鲁迅信中关于文章写作的几点心得很是感兴趣，并逐一提出与同志们共同探讨。对鲁迅“（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的做法很是赞同。并由此联系到先秦圣贤孔子提倡“再思”和唐代文学家韩愈躬行“行成于思”，认为多看、多思、多揣摩是写好文章、修行品性的最好方法，而粗心大意，就掌握不了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毛泽东以深刻犀利的写作技法，边破边立的论证方法，揭露了党八股的形式、本质和危害，对广大党员全面认识党八股，进而树立鲜活有力、反映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风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
名句溯源：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难点注解：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奠定了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董仲舒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承孔子、后启朱熹的杰出儒学大师。上述引文是董仲舒在任江都王刘非（《春秋繁露》上说是胶西王刘昂，此处以《汉书》记载为准）相时答其问政的一番话。大意是：仁义之人，要使别人行正道而不顾利益，使别人明白事理却不考虑功劳。所以孔子的门庭中，即使是五尺高的孩子，谈论起五霸来也会感到羞辱，因为他们是先使用诡诈阴谋称霸后而施行仁义。替别人谋诈而获得成功，所以不能在君子面前乐道。五霸和其他诸侯比起来是有才能的，但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相比，不过是石头（武夫古通碔砆，指一种似玉的石头）比之美玉罢了。
摘用赏析：
从1940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
如何解决根据地老百姓的衣食温饱？如何保证陕甘宁边区的持续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将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治国”。在毛泽东关心下，统一领导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并在较短时间内统一了党内关于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整理和发展生产、平衡出入口、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等为具体突破口、重点解决粮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工作政策。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终于在经济上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毛泽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的长篇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就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199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出版时，选取七方面内容予以刊载：一、表扬以延安同志为代表的思想上不惧困难、工作中认真负责的广大边区同志，号召将这些同志的精神、经验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二、对如何建设保障财政供给的两大来源之一的公营经济事业做了详细的阐述，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四、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五、对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批评，引起大家注意；六、对边区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肯定历史成绩，鼓励同志们再接再厉；七、明确边区未来工作之方向。毛泽东摘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在本文的第五部分。
在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党内一部分干部思想上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他们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重要性的缘故；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接着，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思想的错误性，并进一步强调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对这两项工作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随后给予了论述：“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最后，毛泽东指出忽视经济工作的危害性：“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号召“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孔子是第一个论及义利问题的人物。他一向主张舍“利”而取“义”，认为“义贵于利”。《论语》中体现这种观点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孔子之后的儒学家董仲舒承袭了孔子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正，合于法则的；谊，通“义”，合宜的道德、行为；谋，图谋。本句的精义即：言行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这句话虽然是董仲舒针对江都王问政的一句答话，但结合其思想来看，也是一句极能体现其经济思想的名言。在董仲舒看来，仁者做事情的出发点在于它合不合乎儒家的道义，而不是贪图一个功利的结果。这句话，就为一千多年后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调。到明代，朱熹甚至将其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信条理念，要求弟子恪守。然而，这些封建糟粕的经济学观点，被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工作与政治、党务、军事一样甚至在特殊时刻更为重要的正确认识，对提高边区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党内干部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在文中提到的观点，也成为日后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学也，禄在其中
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5页）
名句溯源：
“学也，禄在其中”出自《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难点注解：
这是一段体现孔子“重义轻利”思想的话，大意是：君子之为，在于谋求道义而不是利益。耕地，也有挨饿的时候；学道，也能得到俸禄啊！君子所忧患的是没有得到道义，不患物质生活的贫困。
摘用赏析：
参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名句溯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篇》：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难点注解：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于这个抽象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和承载的内涵，孔子并没有笼而统之地进行概述，只是在一些言论和行为中得以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就是孔子向其弟子仲弓阐释“仁”的含义（实际上是关于“仁”的实践问题）时所说的话。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出门办事、使用民力这样看起来的小事，也都要如同接待贵宾、进行重大祭祀活动一样认真严肃。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努力成为一个在诸侯的朝廷上和卿大夫的封地里都没有人怨恨自己的人。
摘用赏析：
1943年4月7日，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其主要观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在谈及博爱时，彭德怀认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这篇谈话。毛泽东阅后，对其中一些观点持有异议。本着商榷的目的，6月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忽略了当时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这与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现实是不适合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的“敌人”，主要指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他分析了目前国内阶级斗争的现状：“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客观来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看问题角度不同所致。在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周礼规定的秩序来约束自身行为，达到人的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所以，千百年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一直被用作个人培养道德修养的座右铭。彭德怀也正是借用这种观点要求自己，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内各阶级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一致团结起来，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各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消亡，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发。这其中，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和国民党代表的封建官僚阶级又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我党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斗争中抓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不是一味退让，放弃斗争。这才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产生分歧的缘由所在。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从精神道德层面上看，有其合理性；但从政治角度、原则立场上分析，又存在极不合理的一面。毛泽东摘用该句并作出新解，倒是给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提供了一些启发。
心之官则思
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名句溯源：
“心之官则思”出自《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难点注解：
孟子的这段话，是同公都子论述大人与小人之不同时说的。公都子问孟子说：“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却是小人呢？”孟子认为，求取满足身体重要器官需要的是君子，求取身体次要器官需要的则是小人。并解释说：耳朵、眼睛这类的器官不能思考，会被外物蒙蔽。因此，耳朵、眼睛不过是一物罢了。一与外物相接触，便被引向歧途了。而心（古人认为心是思考的器官，等同于今天的脑）这个器官是用来思考的。一思考就会有所收获，不思考就会一无所获。这个器官是天特意给予人类的。首先要把它树立起来，那么，次要的器官就不能夺取人的善性了。这样，就成为君子了。孟子的这段话，有两层深刻含义：其一，阐释了“心”这个器官与其他器官的不同之处，后人常以“心之官则思”这句话作为开动脑筋、敢于思考的座右铭；其二，论述了君子与小人之别。大人常用“心”思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仁义的准则。而小人，则易被次要器官所蒙蔽，偏离仁义的法则。
摘用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