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凡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喜读史。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天下一统。时年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翔实地展现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长达六十年战争纷乱的三国历史。曹髦（241—260），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孙，三国时曹魏的第四任皇帝，254至260年在位。曹髦是司马昭册立的傀儡皇帝。他在位期间，政权为司马昭把持，昭时有自立之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曹髦不满这种现状，意欲诛杀司马昭，夺回政权。260年四月，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等三人，愤慨地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遂率领宫人三百余人讨伐司马昭。谁知，王沈与王业提前向司马昭通风报信，致使曹髦计划泄露。髦亦为司马昭部将诛杀，年仅20岁。五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在司马家族两代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篡夺了魏国政权，建立了西晋。后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指某人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阴谋也为人们所共知。
摘用赏析：
1938年10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战线太长，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即定方针，加大了政治诱降力度。两个月后，一向宣称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逃亡越南，发出所谓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日，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就在汪精卫等人叛逃后不久，战争形势的暂时“缓和”使得国民党阵营内部又兴起了反对共产党的阵阵浊浪。在军事上，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多次对陕甘宁边区、山西等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军事进攻，甚至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重大事件；在政治上，国民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政策；在思想上，以“三民主义”为幌子，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口号，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键之时，如果不对汪精卫等人这种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行为加以批判，不对国民党这种破坏统一战线的本质加以揭露，不使广大中国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那么，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亡国灭种的后果。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毛泽东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主题演说。当日，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大局，毛泽东又为大会起草了通电，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通电提出十条行之有效的大计：一曰全国讨汪。不仅要讨伐公开之汪精卫，还要讨伐暗藏之汪精卫也，“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
二曰加紧团结。这里，毛泽东批判了国民党内部“唯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的错误言论，并摘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无情揭露了国民党中亲日反共派“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的本质面目。要求各方抗日力量团结一致，彼此体爱。
三曰厉行宪政。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此时应开放党禁，扶植舆论，取消一党专政，才能“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
四曰制止磨擦。在痛斥国民党制造数起摩擦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国民党方面“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
五曰保护青年。为了钳制舆论，镇压进步青年，国民党设置了数量众多的集中营，关押爱国进步青年。毛泽东质问国民党政府：“青年何辜，遭此荼毒？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要求国民党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
六曰援助前线。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害怕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势力坐大，不发军饷，不予补给，以致前线抗日将士衣单食薄，缺药少弹。毛泽东要求国民党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为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成立了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做了大量奸邪之事，毛泽东以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比之，要求“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贪官祸国殃民，凶如豺狼，应加以取缔。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弥留之际尚留“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之遗言，毛泽东要求“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奉行主义，也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之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总理之后，不遵守此主义者甚多，毛泽东要求“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
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的十条要求，“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一经发表，深为国人赞同。尤其文中摘用的“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一句，更是给企图造成分裂的国民党顽固派当头一棒，也让全国人民认清了影响统一战线稳定的原因所在，为共产党和其他主张抗日的力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
而在萧墙之内也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名句溯源：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出自《论语·季氏篇》：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难点注解：
《论语·季氏篇》主要记载的是孔子论君子如何修身明德、以礼法治家国的内容。上述引文是孔子同弟子子路的一段谈话。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孙氏把持大权，知道鲁君迟早会收回其权，便想先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今山东费县一带），以防止有一天鲁君联合颛臾共同对付自己。孔子得知后，极力反对。他认为季孙所担忧的不是颛臾，而是本国的君主。萧墙，宫殿当门的小墙。古代臣子觐见国君，行至此而萧（古字通肃）然起敬，故称。孔子这里的意思是：季孙把持朝政，有一天终不能为鲁君所容，势必发生内乱。后用“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形容对某事的担忧不在其外而在其内。
摘用赏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并未放弃不断掀起反共浪潮的现实，毛泽东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对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果然，这种危险很快就到来了。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迅速作出回应。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时，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文章。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指明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接着，他分析了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的策划活动和他们最终将要失败的原因，提醒他们必须要做以下十二件事：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当局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毛泽东“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最后，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共产党方面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国民党方面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姿态，妥善处置相关事宜。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这里，毛泽东摘用“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指：如果国民党顽固派再做有碍国共合作之事，那么，非但是中共方面不答应，就连全国人民也会对他们的怙恶不悛忍无可忍。到那时，国民党的主要敌人就不再是日本侵略者了，而是全体国民了。但如果国民政府能够及时“亡羊补牢”，采纳中共方面提出的十二条正确意见的话，还不算迟，对国共合作的局面仍有挽回之机。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得到了全国各界以及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蒋介石，顿时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他只好暂时放弃进攻，在国民党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毛泽东后来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但实际上已经表明：国民党以皖南事变为高潮标志的第二次反共行动再次被击退了。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6页）
名句溯源：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出自《战国策·楚策》：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难点注解：
《战国策·楚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楚襄王任用佞臣，专事享乐，不顾国政。大臣庄辛冒死谏言，襄王不听。庄辛断言秦不久必将攻楚，于是请求到赵国避难。五个月后，秦果真出兵攻楚，连克数城。襄王于是到赵国去请庄辛，以求对策。庄辛回答：“臣听说过一句谚语：‘发现兔子以后再放狗去追并不算晚；羊丢掉以后再去修补羊圈也不算迟。’还听说过去的商汤和周武王，以百里之地而使天下昌盛。夏桀和殷纣虽坐拥天下之广却最终灭亡。现在楚国土地虽然狭小，但截长补短，还有数千里，岂止一百里而已？”楚襄王于是授予庄辛兵权，封阳陵君。庄辛不负众望，很快收复了被秦国侵占的淮北之地。后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比喻事情发生错误或局势处于劣势时，如果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还不算迟，仍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性。
摘用赏析：
参见“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条。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名句溯源：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出自《世说新语·排调》：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难点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