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囗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诗词溯源：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出自《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说：“孔子登上了东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了泰山，觉得天下变小了。所以看过大海的人，别的水就很难吸引住他，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就难以被别的言论吸引了。观赏水有一定的方法，一定要观赏它的波澜。日月都有光，小小的缝隙都必定照到。流水这东西，一定要把洼地充满再向前流；君子有志于道，没有一定成就，也就不可能通达。”这段话阐释了两个道理：一、圣人之道至深至大，有志之人要志存高远，努力向圣人学习；二、在学习中一定要脚踏实地，要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恒心。
摘用赏析：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现存47页，一万多字，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前面11页为《离骚》和《九歌》的全文手抄，一丝不苟；后面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内容十分庞杂。这一部分，原件并没有标明具体时间，经考证，大约作于1913年10月至12月期间。
据现存资料来看，毛泽东很少评价李鸿章其人，这是唯一一篇有文字记载的评论。从笔记中来看，毛泽东当时应该刚读完《庄子·逍遥游》。在这一章中，庄子论述了“大与小”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水的积蓄不深，就无力承载大船。在房子的凹处倒上一杯水，小草就可以当船；放进一个杯子就会被粘在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舟大的缘故。毛泽东对庄子的观点很是赞同，联想到晚清名臣李鸿章，于是就有了上述评论。
在常人看来，李鸿章以书生之身发起于乱世之中，创办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堪称有“不世之功”。毛泽东却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认为此不过“杯水芥舟”而已。等到李鸿章执掌朝廷重权，代表清政府开展外交工作时，丧权辱国，着着失败，让国家蒙羞受辱，同时也让自己被后世唾骂。何也？“水浅而舟大也”。毛泽东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腐败的清政府与李鸿章相比来说，已处在“水浅”的尴尬局面，李鸿章作为清朝仰仗的中兴重臣，在浅水之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二，在理解李鸿章万难处境的同时，毛泽东认为李鸿章尽管在军事上颇有建树，但其才能尚不能登坛立政，比如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就十分薄弱，以致屡有丧权辱国的“和谈”。所以，李鸿章最多只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封建卫道士，绝不能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独木的中流砥柱。这正应验了“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这句话。结合李鸿章的命运，毛泽东发出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的感慨，认为天下学子当不断求业学道，充实自我。最后，他以孟子的名言“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自勉，并劝省没有宏远目标和踏实学风的浅薄者们。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名句溯源：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出自《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难点注解：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二人均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孟子的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却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实际上，这是后人对孔子原话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所致。《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贡这样一番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这里，孔子与子贡讨论的是三种不同“士”的标准。其中，孔子认为第三种“士”的标准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意思是：如果说话必须讲究守信，行动一定产生结果，那这个人就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是，结合孔子的思想体系来看，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对的。“信”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对此颇多论述，他一方面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面，又反对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变通的做法。所以，他才会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里，孔子是从反面来否定一些书呆子固执“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变通的行为。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指明如何变通以及变通的“度”。他之后的孟子，才从正面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观点，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出言不必讲求信用，行为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只要符合“义”的标准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孟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的一脉相承性。
摘用赏析：
《伦理学体系》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包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该书1889年柏林初版，共分三编。
第一编为人生观与道德哲学概述，下含六章：一、古希腊道德哲学与人生观；二、基督教人生观；三、旧世界到基督教的转换；四、中世纪人生观；五、现代人生观；六、中世纪与现代道德哲学。
第二编论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原则，下含九章：一、善恶：目的论与形式论；二、至善：快乐主义与自我实现论；三、悲观主义；四、恶、祸和护神论；五、义务与良心；六、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七、德行与幸福；八、道德与宗教之联系；九、意志的自由。
第三编为德性与义务论，下含十一章：一、德行概论；二、意志教育和情感训练，或自制；三、肉体生活；四、经济生活；五、精神生活与文化；六、荣誉；七、自杀；八、同情与仁慈；九、正义；十、友邻之爱；十一、诚实。
第四编为国家与社会理论纲要，主要阐述了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点以及对合理社会生活形式的看法（因全书篇幅很大，前三编即已逾五十万字，中译本和英译本均未译此编）。
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翻译成日文，冠名《伦理学原理》出版。1910年，蔡元培先生根据日译本翻译成文言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即以该译本作为教材。
青年毛泽东在1917至1918年期间阅读这本不到十万字的书时在旁白处曾作有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看法和评论，还有一部分是对原著内容的提要或注释。精彩之处多被毛泽东用笔圈画，并加上“切论”、“此语甚精”、“至真之理，至澈之言”、“吾前论与此之意完全相同”、“此章说得最好”等语。书中观点不妥或与自己思想不同之处，他就打叉，或批上“此论太奇”、“吾意不应以此立说”等语。这些批语，后来被冠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之名，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这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是毛泽东在读“恶、祸和护神论”章之“论先天直觉论道德哲学之谬误”一节的批注。
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源于英国剑桥柏拉图学派、西季威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思想，他们坚持“各种义务的法则是自明的公理，就像数学的公理一样，可以以一种直接和直觉的确定性认识它们”的观点，认为“像正直诚实的行为是善的，说谎和欺骗是恶的，一旦它们被理解就马上被接受为绝对真实的”。他们断定善、义务等道德概念不可能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论证，只能靠先天的道德直觉来认识的伦理学说，“论证它们的确实性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的”。包尔生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在这一节中，他对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并对其中的谬论作了批判。他认为，“道德律是被人们直接和普遍地作为确实的命题，是对风俗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表示”，集体中的每一员的行为都要受这种道德的约束和评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包尔生又反对这种只讲道德形式不讲实际效果，主张为道德而道德的观点。他认为在道德判断中应当把对人和对事的判断区别出来，前者是意象、动机问题，评价标准是良心和义务；而后者关系到行为的效果，评价标准是目的和效果。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包尔生还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与他所属的政党或政府在某点不合的政治家，现在有一份已经被拟定好的、与他观点不合的纲领性文件需要他签名，他该如何做呢？签吧，违背自己的意愿，是自欺欺人之无道德之举；不签吧，“将失其在政界之动力，而大为前途之障碍”。此时如何取舍，绝非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所能解决。
包尔生认为，要解决这件事，必须要从行为产生的效果来评定，“如无重大之关系，则屈意而殉党以”；如果事关重大，“毋宁离党而自申其见”。毛泽东在读到这个例子时，批注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毛泽东在读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尚未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其批注中尽管带有一些唯心思想，但处于思想大变革时期的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创性的看法。这句批注就是一个明例。
客观上说，尽管包尔生认识到了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的合理性，也批判了其中存在的谬论，但他始终没有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只是在二者之间提出了一种折衷意见，表现出了他在哲学上的二元论倾向。
毛泽东不是很认同他这种做法，联想到他之前读过的先秦典籍，便从《孟子》中摘用这样一句带有深刻哲理的语句，表明自己解决这种问题的观点。
一言以蔽之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名句溯源：
“一言以蔽之”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难点注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孔子将其列为六艺之首，作为传授弟子的重点知识之一。孔子研读《诗经》，并不仅将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更是把它看作修身养性、登坛理政的参考。《论语》中有关孔子对《诗经》的论述很多，诸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大意是说：《诗经》虽然包含三百零五篇，但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蔽，是遮盖的意思，这里引申为概括。“一言以蔽之”即用一句话来概括的意思。
摘用赏析：
随着第一次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农民运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其中，湖南农民运动更是成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中心。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组建起农民协会，到1926年7月初就发展了20万会员。在正面战场配合北伐军完成侦探、向导、运输、通讯、作战等任务的同时，农协会员还在后方开展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破除封建流毒的农村大革命，在许多地方开创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的政治局面。到1926年底，湖南一省会员就发展到130余万人。
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掀起了一场攻击和破坏农民运动的逆流。他们诬蔑农民是“痞子”、是“惰农”，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叫嚣着如果不取缔农民运动这种土匪行为的话，“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一时间，指责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运动”、“糟得很”的呼声此起彼伏，蒋介石甚至扬言“要限制”这种“过火行为”。此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从本质上认清这种现象的实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害怕“过火”、“过分”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国共合作的关系，在12月于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出了限制农民运动的错误决定，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为了准确掌握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农民运动调查，而后写下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专门用一章名为“‘糟得很’和‘好得很’”的篇幅对当时农运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科学结论。
该章开篇，毛泽东即摘用“一言以蔽之”来统述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对农民在乡里造反现象认为“糟得很”的态度，尖锐地指出这种结论“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农民所做的“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他们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打翻封建势力，肯定他们的举动“好得很”。最后，毛泽东提醒附和这一说法的部分党内同志，要他们到乡村实地看一看，真正认识到这是国民大革命中一个巨大的变动，“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认清自己的立场，千万不要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温良恭俭让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名句溯源：
“温良恭俭让”出自《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难点注解：
这是孔子弟子陈子禽与端木子贡的对话。子禽问子贡说：“我们老师每到一个诸侯国就一定要了解其政事，是他自己有心求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给的呢？”子贡回答说：“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来了解政事的。老师求得（政事）的方法，总是与别人求得的方法不同吧！”子贡这里讲的温、良、恭、俭、让，既是孔子修身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所倡导的重要思想，它与“仁、义、礼、智、信”一起，被儒家奉为人格道德修养的至高准则。
摘用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