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终于出现了意外。有人找朱立强兑现时，朱立强竟然食言，拒绝拿出钱来。那人接着再去找，朱立强便没了踪影。这消息要比朱立强初始集资时信息的传递快了不知多少倍。一传十，十传百。一个村传到周围几个村。几乎顷刻之间，凡涉及到的村包括几个邻县村庄，足有三十多个自然村的样子，皆得到了这个不祥的消息。原作着赚钱美梦的人们突然惊醒，本来就有些担心的人们的担心便得到了证实。后来，人们便听说了就是这个朱立强竟拿来自大家手里集到的资金，在县开发区买了地皮，盖起了一座绝无仅有的十二层高的大酒店。便有人跑到开发区，到那个大酒店的施工现场去寻找朱立强。然而，竟寻不见。有人判断：“这个大酒店是朱立强盖的，他早晚会在这儿出现的。”人们便觉得有望，那么多双眼睛便盯住了这里。偏在田长安来这里寻找刺激的时候，人们竟真的发现了朱立强。然而，这个朱立强心里显然早有准备，在那些愤怒的群众一出现的时候，竟来了个金蝉脱壳，使得无辜的田长安很被揪了几把，以至于原本挺括的西装被揪扯得一如工地上民工所着的服装似的脏污不堪。
失去了发泄的目标，而又愤怒无比的人们便转移了战场，陆陆续续地集结到了县政府的大门口。犹如终于找到了能够替自己说话的人似的，纷纷向县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近几年来，群众到县委、县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的事已经屡见不鲜了。最早胆大包天集结到县政府大门口以至于堵住了县领导汽车出路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到本县的知青。因一个子女回城受阻问题；因与本地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在农民丈夫落实了工作，而又要求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因下乡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等。那次，张县长接待他们的代表，说：“希望你们考虑到社会影响，不要以这种形式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本已坐下来的知青代表“呼”地站起了身，说：“这种形式有什么不好？人家有门子的或返了城，或当了兵，或上了学，或提了干，留下我们这些没门子的，种了这么多年的地，到了这时，用这种方式提出我们的要求就不行啦？”后来，又因许庄子乡前杨村民们，因新修的京深高速公路自本村农田穿过，村民们眼看着高速一经通车，要越过高速路到另一侧自家土地上种地都成了大问题，又打着“还我公道”的横幅，赶到县政府门前示威，要求架设过路天桥。还有一天，竟有一家男女老幼共五口突然出现在县政府大门口，一年轻女子身穿一身长可拖地的白孝衣，向着政府办公大楼长跪不起，痛哭流涕。那个老汉还有那个老太太更是倒卧在政府门口，昏死了过去。后来得知，系因那两位老人的儿子、年轻女子的丈夫的事。据说其偶遇一女同学，便在一家饭店聚餐，被突然赶到的公安人员抓起，要求其供认嫖娼。然而，第二天竟死在了派出所。家属们便上了县政府哭请为民作主了。
有些事，真的坐下来好说好商量的，那些具体管事的，偏不把你的事当回事似的，你的事也偏不得解决。而这激进的形式一旦出现，惊动了上面，那事情便不可小觑了。领导接见，组成专门班子调查等等，问题也便不成问题了。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又密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最怕因这种形式的出现，而暴露出自己辖区内不该暴露的问题，从而影响到自身的形象，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尤其担心那些心急者竟越过这一级以同样的形式将事态直接闹到上一级政府。那事情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挨批评的事了。
而这次朱立强非法集资而引发的群众闹事事件，谁都知道本与政府无关的，也本不准备惊动县领导的，但没办法呀！群众有难处不找父母官还能找谁？一当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县政府门口出现，县领导便即意识到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从而，立即引起了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以非法集资罪缉拿朱立强。
这消息传到田长安的耳朵里时，田长安正坐在他那张枣红色阔大的老板桌前，他缓缓地伸出右手来，自桌面右侧包装盒上闪着彩色光亮的精致的烟盒里捏出一支香烟来，叼到嘴角。又顺手拿起一只金属打火机，大拇指一按，“噗”地窜出一股蓝色的火苗。凑到嘴边，将烟点着，深深地吸一口，再缓缓地长长地吐出一股烟雾。田长安的思维便异常地清醒起来。他想：干大事，不能不慎重啊！不慎重了，终究要跌大跤的呀。看事要准，做事要稳，哪有像朱立强那样的？只看见了眼前一步？或两步？那下一步怎么走？能否走得通？竟看都不看？考虑都不去考虑一下？还有不跌跤的？如果说，当初田长安看到朱立强突然矗立起的那座大酒店，无疑对他是个激励的话，那么此刻，朱立强的错误又无疑对他是个警醒。有了这样的警醒，对于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显然不无益处。然而，颇有经济头脑的田长安自朱立强处绝不满足于得到警醒，他隐隐觉得朱立强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契机！他想，朱立强非法集资的数额之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严重，以及其非法集资罪名的成立，对于朱立强来讲无疑是致命的。那么，群众的本金怎么办？几乎已经落成的大酒店的命运如何？田长安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很快便传来来自于那些参与集资群众中的强烈反响。
赵晓青的爱人郑玉凤的娘直到傍晚时还没有进家，儿子即郑玉凤的弟弟对娘不放心，将晚饭做好了，又盖到锅里，来到街门口。老半天，在蒙蒙的暗色中看到一个黑影一瘸一拐地走来。近了，才看清是自己的娘，娘显然走了不少的路的缘故，一条腿竟有些瘸了。儿子关切地问：“那钱？”娘没有回答她，脚步仍不停。儿子跟在她的身后，看着她迈进了家门，又“咣当”一声推开了屋门。儿子心里纳闷：这是咋啦？却见娘“扑通”一下子扑到了炕上，孩子似的“呜呜”地哭出了声。儿子问：“这到底是咋啦？”娘哭着说：“咱那一万块钱别说高息啦，本金都拿不回来一分呢！让人家骗啦！”儿子听了，便明白了一切。儿子明白，最早得到集资消息的是邻居张大爷，那张大爷呢？儿子说：“我得去问问张大爷，他的钱拿回来没有？他可是卖了房子才凑的钱哪！”娘便自炕上抬起头来，冲着儿子的背影，没好气地说：“你去问他作啥？都没要来，他就能要来了？”儿子没有理她，固执地走出屋，又出了家门。
天真的黑得很快，连对面的屋脊以及那院子里的大枣树都已经完全隐没在暗色中了。郑玉凤的弟弟显然仗着路熟，往胡同里一拐，便来到张大爷家门口。而当他一旦真的站到了张大爷的门前时，便想到自己错了，张大爷的这一处房子不是已经卖出去了吗？然而，既然站到了这家的门口，他还是多看了一眼这家的街门，却发现这家的街门大敞十开着。他便有些纳闷，这么晚了，怎么开着街门？他这样想着，便将视线透过敞开的街门向里看去，只见这家北屋的窗亮着，主人正在屋里吃饭？屋里有电视的声音传出。他想，是在看电视！正在他转身要返回的当儿，他的视线无意间朝院南侧的大枣树下一瞥，心里便咯噔一下。在黑蒙蒙的树冠下，他的视线一晃，发现有些不对劲。那树下怎垂吊着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大着胆子，迈进这家的街门，走近些细看，不觉“啊”地一声惊恐地尖叫。那黑糊糊吊挂在树股子上的竟是一个人！屋里的人显然听到了他的这一声惊叫，有人推开门查看究竟，便有一股灯光自开了的屋门里射出，照射到了那吊挂着的黑影上。只见一条绳索紧勒住了那个人的脖子，那脖子便显得长长的样子。由于那人的脸正冲着那束光照，众人便看出那人舌头长长地伸出，眼睛睁得老大，眼珠子凸鼓了出来。所有的人一眼便认出这是这家原来的主人张大爷，所有的人又几乎同时都吓傻了。夜色中响起一阵惊恐的尖叫及企图解救张大爷的嘈杂的手忙脚乱的动静。然而，一切都晚了。张大爷带着他轻信别人而给自己带来的无尽的悔恨永远地去了。后来听说，像张大爷这样的人家还远不止一两家，便足见这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赵晓青与其他人同去找朱立强算账回来进家的时候，他的爱人郑玉凤早已听说了事情的结果，当她看到丈夫十分失望的面孔时，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倒了杯水端到了他的面前，笑笑说：“没啥，好在咱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吃一堑长一智呗。”
高志远本来并没有拿出一分钱给那个朱立强，是父亲高思明指使他与众人同去找朱立强问个究竟的。高志远两手空空地进了家门时，高思明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晚间新闻。见到儿子归来，却并没有直接问儿子此去的结果，只是按住手中的电视遥控器将声音控制到近似无的状态，将视线投向儿子的脸，高志远鼻腔里“哼”地一声，高思明弄不清儿子的这声“哼”是冲谁来的，他依然不说话，仍盯着儿子的脸。这时，高志远脸上挤出一丝笑，说：“您那几个钱打了水漂儿了！”高思明显然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便表示出对时下世事的不解来，忿忿然的样子：“咋还有这样的人？改革开放了，想挣大钱可以理解，可这咋是个法儿呢？”高思明苦笑着，连连地摇头。他的儿子高志远说：“你知道吗？人家看到您拿出了钱，才相信了他，也才拿出钱来了呢。”高思明听了，顺手“啪”地关闭了电视，“啊”地惊叫一声，不由地说：“还有这事？”高志远显然十分注意到了自己的话给父亲带来的打击的程度，看到父亲失声的样子，显然意识到自己作的有些过分，便想缓和一下气氛，忙改了话题，笑着说：“那个田长安才有意思呢，他也在朱立强那个大酒店前。人们围了来，朱立强跑了，人们把田长安当成了朱立强，（集资时，人们显然并没有直接交到他的手里，或许交给了他的助手）一起上来，七手八脚地揪住田长安不放。”
高志远说到这里，眼前便现出田长安当时的狼狈相，竟嘻嘻地笑。然而，让高志远想不到的是父亲高思明听到田长安的名字时，非但没有笑出来，脸色却愈发地阴沉起来。上次偶然听到自己昔日部下的变化，便在心里将其与自己很自然地作了对比：昔日被自己严厉批评并被斥为“啥也干不了”的部下，今天却拥有数百万乃至于上千万资产，成了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老板。而自己呢，昔日居高临下，如今却一无所有了。这巨大的反差对高思明真有着不小的触动呢！
然而，高思明很快又自自己这个部下处得到了一次更为实在的触动。
田长安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十分关注着朱立强事态的发展。大凡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无不关心时事的。田长安订了不下十多种报刊。这天，他像往日一样，翻看着报纸，思考着每一条信息背后自己能洞察到的信息。当他的视线停留在本地日报报缝中很不显眼的一小方块文字上时，他的眼前便霍地一亮，“凤凰大酒店拍卖”？田长安的心脏“咚咚”地跳了起来。在他的潜意识里，由朱立强事件给自己带来的契机终于出现了。他再将那则告示看了两遍，便“呼”地自座位上弹起，他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与此同时，他已经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将那所大酒店买下来！田长安当即驱车前往县政府负责此项工作的有关部门，了解拍卖的具体事宜，自己也便积极作着应拍的各种准备。显然，看到这则告示的人并不多。就是看到了，在是否应拍的犹豫过程中也便没了时间。而且显然并非有人想拍就具备拍的实力的，真正具备应拍实力的是寥寥无几的。由于县政府又急于落实下来这件事情，这样一来，整个拍卖过程对于田长安而言，也便异乎寻常的顺利。
执锤的拍卖师是自市里拍卖行请来的，应拍人员却就他一位。然而显然要求整个拍卖过程合乎法律条款，工作人员竟自树脂厂找来毫不相干的五位人员，每人再发给一块有号码的牌子，装模作样地坐在那里。坐在台前的那位拍卖师一本正经地讲了一套台词之后，田长安便举起了他那个号牌，拍卖师再一本正经地“一次、两次、三次——好”，“啪”地落下了他手中的锤子。田长安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随着“啪”的一声锤响，“呼”地站起身来，情不自禁地上前向拍卖师伸出双手来，再向主持这一工作的政府人员伸出手来，向每一个为他的成功应拍走过场的人伸出手来，连连道谢。
这消息传到高思明的耳朵里时，高思明又一次关上了电视，倒在沙发里，陷入了沉思。
如同专门跟高思明作对似的，很快高志远又带给他来自于王顺昌的同样给他以深深触动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