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读过若干章之后，在吉川幸次郎心中，《论语》一改之前被他预设的种种阴郁沉滞的想象，而变得生动明朗起来，以至于到了令他“为之瞠目”的地步。那以后的数十年岁月里，《论语》一直是他的掌中“爱读书”。吉川幸次郎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在中国的古书中，“我打从心底喜欢的有两个，其一是杜甫的诗，另一个就是《论语》。”[37]
这场貌似偶然开始的阅读，其中却不乏必然。吉川幸次郎有关《论语》的研究工作，与其杜甫研究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可以说吉川对杜诗的体味与对《论语》的思索，二者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中国诗歌文学的感动，直接影响并刺激了吉川幸次郎对《论语》文学性的理解和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川幸次郎也正是把《论语》当作一种诗歌来阅读的，他认为学术与审美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此，对《论语》的喜爱，不仅因为其思想性上的积极开朗，更在于其显露的文学之美，尤其是后者，这一给他带来独特审美体验的辞章之魅惑，决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因。
二、诗教说与《论语》的文学功能
吉川幸次郎最初接触到《论语》，首先便瞬间为之深深折服的，就是“《论语》文章表现力上的强悍”。因此在对《论语》的研究中，吉川幸次郎也一直在以文学鉴赏的目光，眺望孔子以及古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感受其文学审美的洗礼。
与对仁者孔子的认识相关，吉川幸次郎认为，孔子在“文化主义”《论语》中表现出关心政治的同时，也把对文学、艺术的关心，同样当作人类的义务而予以了同等重要的对待。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关心，最好的明证就是，在孔子教之于弟子的诗、书、礼、乐“四教”中，诗与乐占到一半的份额。吉川幸次郎从对文学的整体认知角度，对孔子的“诗教”予以评说：
《诗》三百并不都是感怀一类的作品。孔子对政治的强烈关心，时而也会把这些民谣从原本的意义上脱离出来，作为政治批评、社会批评的资料加以利用。但是，只要不读诗，人就会如同被蒙上眼睛一般，孔子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的。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可以说，确认中国文学的功能，这始于孔子。[38]
吉川幸次郎更进一步指出，孔子对《诗》的重视，实际上在孔子晚年编定《诗经》以前就开始了，如《论语》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此外，《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之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论诗之“兴观群怨”说，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吉川幸次郎高度评价孔子第一次确立了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指出这种对文学的重视，在孔子同时期的其他学术流派中都不曾见到，如“道家认为所有人为之事皆为不自然之伪，墨家视音乐为无用之奢侈，法家则以法律为无上之万能，唯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独以文学为重”。[39]这无疑使其判断兼具了广泛的学术史之比较视野。
吉川幸次郎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孔子在《论语》中表达的对于文学的重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理层面的价值，这事实上也决定并启发了他对《论语》文学性的微观理解和把握。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
说到《论语》的文学价值，无外乎表现在语言价值与文章价值两个大方面，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是有交叉的。就语言价值而言，《论语》体裁为语录体，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使用了大量生动的口语，《论语》中的很多语汇和句式，不仅影响到其后的古代汉语，甚至很多流传至今。在语言的使用上，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增添了《论语》的语言魅力，也在刻画人物、描写场景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论语》的文章表现力。《论语》作为一部文学文本所具有的辞章之美，无疑会令热爱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深受感染并为之倾倒。
对自己的中文水平一直引以为豪的吉川幸次郎，对《论语》的语言价值以及与此连带的文学价值具有格外敏锐的直觉判断。吉川认为《论语》在表达手法上，堪称文章的典范。因此他尝试从语言的解析入手，作出属于他本人的对《论语》的文章品鉴。
初读《论语》不多时，吉川幸次郎就敏感地意识到，“尽管《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编纂而成的，但从甚至很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编纂者是在努力尝试把孔子当时说话的语气也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他举《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在解释了意义之后，对其中特殊的修辞作了如下分析：
（此章）富于特色的地方是“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的反问句的用法。这三句话都是以“不”也即“是不是？”这样表达较为强烈地催促对方同意的语气开始的，接着又以“亦”这个表现委婉意味的助词使语气和缓下来，于是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成了“不是很高兴吗？”“不是很快乐吗？”“不是君子吗？”这样的表达方式了，在感觉上，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促使对方同意的意味，另一方面也给对方留下了可以自己作判断的余地，强势与宽容就这样挥洒自如地被融合到了一起。[40]
在这一章的训解中，诸家注本对“亦”字皆未作过多注释，今人多译作“不也”，但吉川幸次郎认为这是沿袭了邢昺《论语注疏》的解读，并不确当[41]。前面曾提到，吉川非常尊重清代考据学家，在译注《论语》时，十分留意吸收清人的考据成果，此处对“亦”字的解释，就接受了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解读：“凡言不亦者，皆以亦为语助。”据此，吉川幸次郎认为，此处的“亦”是为缓和语调而加上的一个极轻的语气助词。进而吉川指出，《论语》的编纂者采用了这种“坚定同时又是委婉的引导对方同意的表达
方式”[42]，表现出他们是在努力试图再现孔子语言的原貌。“尽管当时的口语语气或许也并非如此，但是，如此巧妙地描写，确实非《论语》莫属。”[43]
作为长期浸淫在中国古代诗文、戏曲作品中的大家，吉川幸次郎对于中国古典语言的声韵之美倾心已久。事实上，早在大学求学时期，他就对诸如《礼记》中的“将上堂，声必扬”的铿锵旋律颇为感怀，称这些充满美感的中国文献是“难以忘怀的读物”（《忘れえぬ書物》）。三十年后读到《论语》中的文字时，吉川幸次郎再次感受到了汉语言文字独特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吉川幸次郎列出了下面令他感动的章句：
诸如“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如“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我认为都是非常美的文章。这在《论语》中算是结尾的部分。历史学家在讨论《论语》的成书时，对结尾的部分作为史实能否成立，表示了很大的疑问。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是非常美的。[44]
在这段文字里，吉川幸次郎连续用“非常美”来盛赞《论语》的行文韵味，足见其受到的感动。徜徉在《论语》的世界里，吉川幸次郎始终怀揣着一颗易感的诗人之心。他曾经说过，“我的《论语》读法有一种偏向，可以说，我是把《论语》当作诗歌来阅读的”。
感动吉川幸次郎的还有《论语》中关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一般说到人物描写，总会被拿来评说的多为《论语》中对孔子弟子形象的塑造，但是最令吉川感动的人物刻画却是《述而篇》中一段关于孔子的对话：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执着于追求崇高人生理想和高尚人文情怀的真实自况。吉川幸次郎说：“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章，它也是《论语》中描写孔子最栩栩如生的一章。”[45]《论语》以记言为主，兼及行事，通过对场景、语境的叙述描写，配合生动的人物语言乃至语调，使人如临其境、如谋其面，从而使人物形象得到鲜明生动的塑造。《论语》在人物刻画上的细腻、传神，不仅深深打动了作为读者的吉川幸次郎，同时作为《论语》的注释者、传译者，吉川也在努力将《论语》所蕴含的文学感染力加以最大程度的外化。以本章为例，吉川对此章中“子曰”的内容，作了如下翻译：
孔子说：“子路啊，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告诉他，这个人啊，担心着天下的将来，内心激荡，为此连吃饭都忘了。还有啊，这个人他陶醉在自己认定快乐的事情里，乐而忘忧，连衰老就要降临也不挂在心上。你老师我这个人，有着如此理想主义的人格，为什么你没说啊？”[46]
很明显，译文中有一些超出原文字面的内容是吉川幸次郎的“再创作”，如“担心天下的将来而内心激荡”“理想主义人格”等等，但是这其中恰恰体现的是吉川本人对孔子其人的理解。在语汇的把握上，句尾的“云尔”，今人译作现代汉语大致分为两类，一作“如此罢了”，语气较为平淡，另一作“（何不）这样说（呢）？”语气稍强。[47]吉川幸次郎显然倾向后者，而且他特别强调“云尔”二字旨在“加重语调、加强语气”，于是，特意加译为“你老师我这个人，有着如此理想主义的人格，为什么你没说啊？”
对于吉川幸次郎而言，在中国古代书籍中，《论语》与其说是最有名的文章，不如说是最美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把《论语》当作一种诗歌来阅读”的。吉川幸次郎认为，“作为文学，《论语》中值得赏鉴的要素十分丰富。它的语言绝不抽象寡淡，而是对应于各种现实生活的场景，非常生动鲜活，其文章手法也相当漂亮出彩，这些都是作为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48]吉川幸次郎以一个文学研究家的眼光，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发掘出《论语》所具有的作为文学作品的丰富要素和条件，他竟至满怀深情地表示：“我所钟爱的正是《论语》所表现出的如此这般的辞章之美。”[49]
第四节 结语
以上从三个层面就吉川的《论语》研究特质作了若干分析，或许仍未能穷尽，但是从中足以获得若干启示，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经学与文学间的穿行——揭示了《论语》阐释的一种可能性。
吉川幸次郎《论语》研究的进路，反映了作为读者与作品、研究者与文本间存在的可能关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