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只要“官市”中存在着“买方市场”，“卖方市场”才有火爆的可能。当今的“官市”为何经久不衰？当今贪官之“胃口”为何越来越大、要价越来越高？就是由于买方市场的客观存在，大量买官鬻爵“狂热”者的无限贪婪，使得买方市场异常火爆。因此，尽管我们党对“官市”的卖方市场采取了严厉打击、取缔，但因为没有采取严厉打击、取缔买方市场的措施，使买官卖官黑市依然泛滥不止。
王新康，是一位毕业于70年代的大学生，自1984年以来，历任河南省安阳县县长、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滑县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然而，这位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当了14年县处级领导干部的“资深领导”，却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在满嘴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声中干着同封建官僚一样的卖官鬻爵的苟生营生。
“滑县的干部走马灯似的换，王书记家的钱流水般的进。”这是在滑县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案发后，从王新康的案中看出，给王送礼行贿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有的是为了升官，得到提拔重用；有的是为了换官，由贫官换个肥缺；还有的为了保官，不丢乌纱帽。而对王新康来说，深知官和钱的关系，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一个官，都会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要想富，动干部”，成为他发家致富的真经。据统计，他在任滑县县委书记5年间，全县共调整干部18次，平均每年达3次以上，共调整干部865人，其中提升的445人，调整交流的420人，最多的一次调整干部达287人。于是在滑县，人们又用这样一句歇后语来形容王新康调整干部的随意性和频繁性。说王新康调整干部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其实，这调整的背后，谁又能说清究竟发生了多少笔肮脏交易呢？
不是官的送上钱当上官，官位低的送上钱当高官，穷地方的官送上钱换到富地方，不愿在乡下当官的送上钱回到城里。总之，在王新康那里，只要送钱来，这官帽子就在腰带上别着，想要那顶就给哪顶。由于王新康大搞卖官鬻爵，使得干部队伍中送礼成风。有人说，这年头领导干部能有十分之一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就不错了。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官？根本原因是买官能发财。“用我的钱买来权，再用买来的权去赚钱。”这就是当今一些人买官的主要动机。对此，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说得再实在不过，“搞大量的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高升了，我也就随着升官。”从而出现了“一般干部普遍送，想提拔的连续送，要求迫切的加倍送，逢年过节集中送”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恶性循环。
买官的钱从何而来？仅凭自己那点工资，微乎其微。于是就要想办法搞到钱。其途径：一是变本加厉贪。将贪来的钱用去买官；二是动用公款送。钱是公家的，送起来大方、潇洒，无痛心之感，直送到对方“心惊肉跳”。在王新康受贿犯罪中，36位行贿人有27人是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直机关一把手。贿款中80%以上是“公款消费”。行贿人依仗职权明目张胆地从单位财务上提取成千上万元的公款送给上级，然后，找张发票开成“招待费”、“住宿费”、“车辆修理费”之类的东西报销入账。三是借钱、贷款买官。犯罪分子大都“无利不早起”，无论是借来的钱或是贷来的款，都会悉数归还。因为在他们用钱买官的同时，便加大了贪的“力度”，一位向肖作新送14万买了副县长职务的贪官就非常自信地说：“一年内将成本收回”。由此可见，得实惠的是贪官，受害的依然是老百姓。
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腐败。因此，惩治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仅仅惩罚“卖官的贪官”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严厉惩处“买官的贪官”。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弄权的人弄钱。让行贿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让受贿者付出更大的代价。
肃清官场“黑市”用重典
我国历史上，买官卖官之风最盛行的是满清政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丧权辱国的巨大灾难。如今，买官卖官之风沉渣泛起，给党和政府带来了无法估量和弥补的损失。
买官卖官的危害性有多重，归纳有三：
现代社会的“买官卖官”与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如同一辙，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极大损害，也给党和政府的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江西广丰是个贫困县，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可身为县委书记的郑元盛惦记的不是人民的疾苦，而是卖官敛财。先后有40多名科级干部给他送钱买官，而且几乎花的都是公款。它所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滋生了腐败，而且给党和政府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花钱买官者一旦走马上任，便加倍搜刮敛财，连本带利一起回收。跑官要官者一旦得逞，便导致政风腐化，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急剧下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拉关系、找靠山、投机钻营、追名逐利等封建腐朽观念沉渣泛起，导致腐败恶性循环。
许多案例说明，跑官要官者、给官卖官者，多是党员干部。用什么样的人为“官”，最形象、最集中、最本质地反映了我们党的阶级属性。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跑官要官的腐败现象，是各种腐败中对党的形象损害最严重的一种，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不可饶恕的一种。这一腐败现象得不到遏制，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党就会危及到其执政地位。
授予某个人职务，也同样授予了这个职务相应的权力。权力一旦掌握在利欲熏心、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的人手里，那将会给国家带来危害，给人民带来灾难。
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站在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立场上，用重典严惩重治。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卖官者所以敢如此放肆，胆大妄为，根本是在他们眼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仅仅是块“招牌”而已。他们嘴上喊着民主，实际在包揽一切。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地区视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凡事老子天下第一，“群言堂”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言堂”。党章明确规定：“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不允许任何领导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组织之上”。“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大问题，进行表决。”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干部的推荐、任免等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认真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集体决定，切实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使之成为防止和杜绝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重要保证。反之，党的组织原则就失去了灵魂，断了脊梁骨，别说一名共产党员，恐怕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一是党内监督。要实行对领导干部有效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杜绝“一言定乾坤”现象。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津教育、立党为公教育、掌权为民的教育，围绕着“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要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从而清除一些人的邪念贪欲、铲除滋生买官卖官的土壤。二是群众监督。卡住买官卖官这条地下通道，最关键的是群众“这道关”。“官场黑市”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把决定权交给群众，将提拔的人交由群众来评议，功过是非自然明了。一个人无论是提拔使用还是升迁，在他工作过的地方，群众自有最公正的评价。常言道“鞋松鞋紧脚知道”，一个领导干部，老百姓对他干没干事，干了多少好事，功绩有多大，一清二楚。这种清楚，绝非是组织部门，通过数字、划票、报告材料所能得来的。因而群众最真切，最真实，无半点私情之隐的公正评判。
旧的“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影响会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买官卖官这一封建意识仍然会在一些角落里死灰复燃，这并不足为奇。问题是要从严打击，迅速扑灭。一方面，要张开“虎头铡”从严治罪。历史证明，杜绝“买官鬻爵”非要从严吏治不可。明代朱元璋时期廉吏最多，并非朱元璋治理之下一夜之间高尚起来，而是因为幼时饱受盘剥贫困的朱元璋下令，官吏贪污银子60两以上处以“剥皮籍草”的极刑。即是如此的“严厉”，贪官也未绝迹。今天，一些地方对贪官污吏者不痛不痒的处分，然后又易地做官，非但没有起到倡廉肃贪的作用，反而纵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对此，要有铁的手腕，从严从重治罪。另一方面，要钟情“黑老包”，从严择官。一些地方“买官卖官”成风，往往与用人不当、重才轻德、重说轻干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入考察，从严选择，特别是对那些不会阿谀奉承、忠心耿直，一心为公，勤奋实干的人，经过考察，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选贤任能，弘扬正气，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贪者闻风丧胆，政风焕然一新。
第五节 信念丧失——政风腐败
信念是生命的保护神。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人围剿猎杀。
如今有些干部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尤其是权高位重的“一把手”，丧失信念后，腐败之风、说情之风、拜佛之风、人情之风、拍马之风随之而来，甚嚣尘上。
一位西方哲人说：“哪一个民族缺少坚强的信念，那么，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
迷失权力日，信念动摇时
“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是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刑前的话。
乔云华在《地狱门前》一书写到，李真也曾想做个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李真说，我永远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焦裕禄那风雪中瘦弱的身影，在重压下为群众的生死勇于负责的正气，还有去看望受伤的老农，去送别要离开兰考的大学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块手表和谆谆教子的半块窝窝头……尤其是一直让他忘不了的影片开始时，成千上万人为焦裕禄送葬的感人镜头。那时就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
为了实现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的李真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他一咬牙，还是上班了。他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时候的他，根本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这是李真最初衷的理想信念。可是后来随着职位的升迁和环境的变化，这种信念一点点地淡化了、丧失了。他在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权这个东西太迷人了，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成员……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
当自己坐上局长的宝座后，他突然感觉，一切人和事都开始围着自己转，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恭维顺从者越来越多，批评监督者越来越少，拍马献眉风越来越盛，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开始稳固权力，经营权力。在这种状态下，哪顾得上什么信念？只有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才会想起“信念”这个词。“我错误地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掌声、美酒和笑脸，当然也错误地认为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更错误地认为，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我是被贪权害了。”
这是李真信念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因，反思李真走向腐败的不归路，主观原因是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客观原因是，个别高官的不负责宠坏了他；众多下级官员的奴性捧坏了他；一些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他。更主要的还是主观的原因，忘记了理想、信念，丧失了立场。
受封建社会的“官本位”与“钱本位”合一的双本位结构的影响，人一旦权与钱联系在一起，无疑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使我想起了600多年前，朱元璋为惩罚贪官发明的“剥皮揎草”法。那时的贪官一旦犯事，先由刽子手抡刀，把头砍下，再用绳子把落地的人头捆好，挂在高高的杆子上“枭首示众”。接下来把余下的身体拉到“皮场庙”进行剥皮。剥皮者拿着刀子先从后脖颈开刀，顺着脊背一条缝，然后把皮肤向两侧撕裂……皮被剥下后，填上草，缝起来，将这个“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坐旁边，以警示后任的贪官。那时规定，明朝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被处以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