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甲午之役蓬莱海域这一战事的两种版本的说法，究竟哪个可信，恐怕不难回答。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在这次日军的侵扰当中，并没有日舰被击沉。1995 年版的《蓬莱县志》中也肯定了这一点，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1895 年1 月26日），日舰三艘炮击县城，守军开炮还击，击伤日舰一艘。日舰逃跑。”县志只称击伤而未被击沉，此说应当是准确的。
五四运动在蓬莱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由于美、英、法三国的操纵，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战败国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中国虽然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了会议，但帝国主义列强却仍旧把中国看作殖民地，放在被分割地位。山东人民长期受德、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饱尝丧失主权的痛苦。因此，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成败，山东主权之得失，极为关注，反应强烈。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强占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北京各校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爆发了五四运动。山东反动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消息，蓬莱的学生、商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就得知了情况。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相互秘密联络，在学校、街头写标语撒传单，进行爱国宣传。设在蓬莱城内的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学生，于5月13 日致电北京****，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并表示愿做后盾。
5 月15 日，省立第八中学联合其他各校召开反日爱国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5 月19 日下午，省立第八中学联合各界团体，在城内北河举行集会，与会群众约一万三千多人。40 余人先后演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会上成立了蓬莱国民联合会、蓬莱学生联合会，分别选举孙宪也、曲光彩为会长。蓬莱的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大会决定组织游行演讲团和国货维持会，开展反日、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并致电北京、济南、上海学生团体，“团结一致，力争还我山东主权”；强烈要求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万勿让步，致误全局”，并呼吁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依法惩办，以儆效尤”。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在北京演讲的爱国学生。北京学生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斗争事迹传到蓬莱后，群情激奋，纷纷响应。6 月9日，蓬莱国民联合会为营救北京被捕学生，致电上海各报馆及学生联合会“愿一致行动”。蓬莱学生联合会再次组织学生赴水城、栾家口、平畅河口及巨峰、大柳行、大辛店、村里集、得口店、龙山店等集镇进行演讲宣传。学生们的行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送来鸡蛋、茶水等，一些商号请学生吃饭、住宿，用车子送学生返城。抵制日货运动在蓬莱发动得较早。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时，就曾发生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6 月20 日，《申报》曾扼要报道：“在登州焚毁日货，蓬莱国民抵制日货甚力”，“由商、学各界同仁逐日严密调查”日货，“6月10 日查出日货一宗，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当众焚毁”。之后，农民群众宁愿多花钱，也要买国货。许多农村妇女重新操起纺车织土布，拒买“物美价廉”的日货。吸烟的农民宁用火鐮火石取火，也不买日本“洋火”。连乡下货郎，也主动清除掉自己货物中的日货。日货在蓬莱的城乡，几乎绝迹。五四之后，抵制日货运动不仅范围广、时间长，而且比较深入。抵制日货运动在蓬莱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直至1922 年日本交还了青岛，始告结束。6 月15 日，蓬莱籍的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州发出通电，反对北京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蓬莱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上街张贴吴的通电内容，并进行演说。
蓬莱县女子学校的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向社会。她们三五成群深入各家各户，以家庭妇女为宣传对象，进行反对旧封建旧礼教的宣传。6月16日，蓬莱各界妇女500 余人组成妇女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呼吁“全国联络一气，拼命力争”。这是蓬莱妇女界较早的革命活动，在全国也不多见。
北京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山东学生联合会等七团体先后派出三批请愿团赴京。蓬莱国民联合会会长孙宪也、学生联合会会长曲光彩被选为第三批请愿团成员。孙宪也被推举为山东领队。10月1日，山东、直隶、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六省代表31 人，公推孙宪也领队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发表《宣言书》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要求。北京政府仍拒绝接见代表，再次派出大批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营救第三次请愿代表的斗争，孙宪也在狱中领导代表开展斗争加以配合。北京政府被迫于11月19 日释放了被捕代表。
登州曾有个山东军政府
今天的蓬莱城钟楼东路北侧的鲁粮宾馆，旧时曾是登州考院所在地。1912 年，辛亥革命者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办事机构———山东军政府，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政权。
1911年11月，同盟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来到蓬莱，与同盟会员孙丹林秘商反清起义夺取登州事宜。之后，徐镜心到大连招募士兵，购置枪械，筹备攻打登州，孙丹林留蓬莱城组织同盟会员进行内应准备。1912年1月10日，孙丹林接到徐镜心密电，召他速去大连。他向同盟会员部署后，于11日赴大连。13 日，电告同盟会员柳仲乘，大连义军将于15日凌晨抵达登州。
1 月14日下午，孙丹林等5 人组成的敢死队和徐镜心组织的起义部队先后乘日本轮船自大连出发，全部携带新式快枪。船行至中途，胁迫船长改变航线，直奔登州。15 日凌晨4 点，两艘轮船均抵达蓬莱县城北部海域，停于距海岸约1公里处。此时，城里作内应的同盟会员已占据水城码头尖炮台，并示以白旗，派出舢板接应。起义部队登陆后，徐镜心派孙丹林率五六十人突袭水城，另一支部队占领田横山炮台。大部队则在徐镜心的带领下，与府城内的革命党人里应外合，夺取县城。孙丹林率敢死队从码头尖炮台迅速攀上城头，开启水城城门，与革命党人会合后直插水师营，生擒统领王步青。水师营官兵全部缴械投降。
攻占田横山炮台的起义部队在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登州的制高点。孙丹林等出水师营自北门进县城，作内应的柳仲乘在城内遍插白旗为号。此时天已大亮。起义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府城。至上午9 时，全城尽在革命党人的掌控之中。大街小巷贴满了起义军的告示，市民夹道欢迎。登州府和蓬莱县衙门的官员全部投降，电报局、自治会等要害部位全部被起义军接管。至此，登州宣告光复。当天下午2 时，起义军的领导者在登州府衙议定，成立山东军政府，办事机构设在登州考院内。军政府由以下人员组成：连成基（营口人，曾与邱丕振出资购置枪械，联络绿林参加起义）担任山东都督兼总司令；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刘艺舟任外交部长；宋庚廷（宋庆之孙）任财政部长；刘雨屏任财政部副部长；王荩臣（原清蓬莱知县）任民政部长；蒋洁章任民政部副部长；柳延辂任司法部长；孙丹林任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
在同盟会登州起义的影响下，山东各地革命党人的斗志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起义响应。黄县、文登、即墨、荣成、诸城、青州、高密、安丘、寿光等地相继爆发起义，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加速了灭亡。在距登州起义仅28 天的1912年2 月12 日，清帝宣布退位，正式宣告了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
杏花村与卧龙岗
在几种版本的《蓬莱县志》中，均载有杏花村与卧龙岗这两处地名。这两个地方都在旧时蓬莱城南郊，杏花村在今天的司家庄村左侧，卧龙岗在今天的诸谷一带。这两个地方都与明朝时蓬莱城里陈氏望族的一对父子———陈鼎与陈其学联系在一起，杏花村是陈鼎的居所，卧龙岗却是陈其学的安葬地。
这两个地方之所以能够载入地方史册，于其主人的身份及声望是分不开的。陈鼎是明弘治年间丁丑科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应天府尹。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当时，正德皇帝不理朝政，荒淫无度，导致奸侫当道。陈鼎看不惯太监廖堂和刘瑾等人的专横跋扈欺上压下行为，便当朝予以揭露并与其辩论，致使一伙宦官对他怀恨在心，罗织罪名上奏皇上，将他下狱三个多月。后幸有兵部主事王守仁和吏部尚书杨一清的联本力保，才免于死难。
出狱后的陈鼎回到故里，因其住处离登州府衙太近，来往同僚认识较多，有时见面觉得尴尬，便在城南的密水河畔选择了一块地方，筑起一茅舍独居。这里山影远衬，杏林环绕，每当春来，花枝烂漫；门前小桥流水，声如佩环，置身其中，倒有几分世外桃源之感。陈鼎即兴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杏花村，自称杏坞野叟，好不超脱欣然。同僚王守仁有感于陈鼎的特立独行，曾赠诗曰：“碧桐鸣凤倚云端，风彩轩轩动百官。气毓东山春色爽，虹随南斗剑光寒。峥嵘路上知谏客，潦倒危途始识韩。一饭敢忘鸡黍义，百年心事静中看。”
杏坞野叟陈鼎在杏花村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去世后安葬在城南三里桥陈家祖墓园。陈鼎的儿子陈其学，为明嘉靖甲辰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靖”。从官职来看，陈其学是继陈氏一世祖陈迪之后最为显赫的一位。在他之后的数代后人中，也都没有达到他的官位。因此，陈氏族人总是以他为荣。他为官的时间也比较长，被称为三朝遗老，一代伟臣。并且能文能武，既在京城做过文臣，又在边关任过武将。但是查遍明史，却并无记载他的只言片语。在蓬莱县志中，介绍得也十分简单，只写到他“才识疏通，性资沉毅。在边塞做官时，数彰挞伐之功。任刑部时，断案明哲，不徇私情”等。他的功绩，大多是他的族人根据陈氏族谱和他的墓志铭以及其他口碑资料整理出来的，也不外乎他的性情如同其父，刚正不阿，抑恶扬善，纠弹不避权贵，在朝中与侫臣严嵩等作斗争，被贬后戍守边关，为保卫边疆，防止叛乱，屡建战功等等。
陈其学的晚年也是在家乡蓬莱度过的，85 岁去世。他并没有与其父一起葬在三里桥陈氏祖墓园，而是选择了诸谷新墓地。这里是一道岭岗，俗称卧龙岗。卧龙岗西麓有一道清泉，泉水清澈，四季不涸，被称为卧龙泉。陈其学在自己选择的风水宝地安睡了不到400 年，结果，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卧龙岗同样没有逃过洗劫的噩运。经过1958 年的平坟运动和“****”的横扫蛇神，陈氏墓园从掘坟扬骨，到砸碑毁迹，陈其学的墓冢被夷为平地，墓碑石坊等全被填埋进梁家疃村前的河套里。而今，杏花村和卧龙岗，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字，都成了人们遥远的记忆。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当年陈鼎的居处杏花村，还是陈其学的墓地卧龙岗，都变成了一片高楼华屋。不同的是，建在当年杏花村一带的楼宇，也许觉得这位府尹大人的居所名字很雅，便把原名改动一字，命为杏花苑。而卧龙岗上的楼区，却是另外的命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既不知道这里就是当年的卧龙岗，也不知道这里曾埋葬着一位刑部尚书陈其学。
“鬼子楼”与“东文会”
今天的东关社区，在民国初期曾称为东关镇。蓬莱城东门称为春生门，因东关镇离城东门很近，所以又被称为春生镇。
东关村是东城墙外的一个村庄，它的北边有一个十几户的小庄叫后关。这个小庄后面曾经有一块美国传教士圈占的地盘，具体就是今天市人民医院所在的位置。这个传教士的住所是用围墙圈起来的，里面盖了四五座二层小楼。当时人们把传教的洋人称为洋鬼子，因此，这里的小楼房便被叫成了“鬼子楼”。
“鬼子楼”虽然与后关相邻，后关村除了一位姓栾的妇女信仰基督教外，其他村民都与这些洋人格格不入。这位姓栾的妇女既是基督教信徒，又在这“鬼子楼”里为传教士做杂役，因此村里人都很歧视她，见了她便会骂上几句：吃鬼子屎，喝鬼子尿，晚上挨鬼子×等等。
由于有着围墙隔离，城郊的百姓一般没有进“鬼子楼”的，对里面的情形便有了一种好奇心和神秘感。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发生的张宗昌和刘珍年的军阀大战，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便把“鬼子楼”当成避难所，成群结队逃进了“鬼子楼”的大院里。到了1905 年，坐落在今天石岛社区的登州文会馆迁移到了潍县，组成了一个广文学校。一位叫文约翰的传教士便在登州文会馆的原址办起一所中学，称作“观音堂文会馆”，设立了初中班和小学班，后设高中班，男女学生分校上课。早在1868 年，传教士倪维思在观音堂开办的女子蒙塾与狄考文的妻妹邦姑娘所办的女子学校合并到了察院北边，被人们称为察院后，也就是今天的鲁粮宾馆所在地。后来，这座女校又迁到了东关的“鬼子楼”。1912 年，新校舍落成，除了各教会代表参加庆典外，本地士绅名流、行政长官以及烟台的美国领事馆官员也来到现场祝贺。当时的学生是92 人，全部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