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兵燹水火，四处狼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使慕湘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幼年时便目睹了凄风苦雨，满目疮痍的惨败景象，因此，便一心向往光明，立志报效祖国。他们参加革命时都十分年轻。慕湘于1930 年入莱阳乡师读书时便从事救亡活动，1932 年入党，时年16岁。大弟慕柯夫17 岁参加三军二路起义，不久便担任了蓬莱县委宣传部长。大妹王少木（原名慕显凤）15 岁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抗日军政学校学习。二妹慕列尔1938年底参加了胶东后方司令部少年先锋队，后调胶东青联孩子剧团，才只有13 岁。三妹慕荣和四妹慕超，参加革命时都是17岁。小弟慕彦夫1946 年参军，只有14岁。慕湘，作为七兄妹之长，率先将自己的志向定位在民族的解放事业上，为弟弟妹妹们树立了榜样。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主要从事政治工作。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 年晋升为少将。1975年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党委书记。他既是一名将军，又是一位著名作家和藏书家。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波旧澜》之一《晋阳秋》、之二《满山红》、之三《汾水寒》、之四《自由花》，计130万字。另校点了清末民初刘大鹏所著《晋祠志》、《柳子峪志》、《明仙峪记》，约110 万字。他于1988年病逝，弟妹们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其一生珍藏的36467 册图书全部捐给了家乡蓬莱，蓬莱市政府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在慕湘的影响下，弟弟慕柯夫少年时便萌生了革命思想。15岁时，他放弃了师范学业，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7 岁时，正式投入革命队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军旅生涯中，他主要从事政治、宣传和文化工作，成长为一名剧作家。解甲之后，担任过辽宁省文联常委、作协辽宁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剧协辽宁分会副主席、《辽宁戏剧》杂志主编等职。他的成名作是《双婚记》（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换了人间》），其它主要作品有话剧《乔迁之喜》、《银梭曲》、《少年恩来》，电影剧本《难忘的岁月》、《柯夫剧作选》、散文、杂文集《我和茉莉花》等。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慕氏一家，作为革命洪流中的进步代表，其令人仰止的爱国之举，具有时代的意义。他们的生命实践，印证了一种伟大与崇高的精神情操，是民族之魂、志士之节的具体体现，无疑会给人们以启迪和激励，使人们的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少一些个人功利主义，多一些社会责任感；少一些卑微贪婪的私欲，多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不求官达，不慕荣华，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
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精神。品读慕氏一家，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从而以一种严肃的目光，巡视自己的心路历程，匡正自己的人格，告诫自己在进取功名时务必正道直行。人生并不神秘，无非始于自己的哭声，终于别人的泪水。这个简单的过程，与永恒的历史相比，何其短暂；与万古不变的江河来比，又何尝不是沧海一粟？因此，从古至今，只有那些认真把握自己，最大限度赋予人生以丰富内涵的人，才会博得公众的尊崇。慕柯夫在病危中曾给弟弟慕彥夫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人，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带来。最后又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能带走。如果他的一生，无所作为或者胡作非为，同假为伴，与丑交友，和恶结党，他便成了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辛勤地耕耘着真，努力地奉献着善，积极地创造着美，最后他虽然也要离去，但这个世界却对他有着无限的深情……”诚哉斯言，可堪引为箴诫，铭之左右。人而为人，当使自己的生命有作为、有质量、有价值，在世俗的红尘中，求真、向善、爱美，塑造高尚的人格，熔铸美好的灵魂，让生命的火花，永远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回首过去，可牢记历史，展望未来，可叙说玄思。在当今光怪陆离的世象面前，人们常常被一种浮躁、失意、迷茫的情绪所困惑，不妨对照一下慕氏一家，或许会被那些充实而富有色彩的人生，引发出一种心灵的碰撞与感悟，在超然之中，冷静地面对周围的一切，从而振作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生活的五线谱上奏出时代的乐章，用智慧的金线和意志的璎珞，去编织崭新的世纪春光。
庾信文章老更成
读陈鹏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享受的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启迪。他的《新闻轶事》在报纸上连载后，每篇必读，每每被他那缜密、凝重、深沉、睿智的文思所打动。字里行间，无一不具备强大的直觉、广阔的视野、清丽的语言、犀利的思辩，无一不追求具有穿透性力量的精神灵光。
他的文章，没有壁峭堑深的架构，没有戒备森严的城府，娓娓道来，侃侃而谈，有如散金碎玉，恰似吉光片羽。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既有人文品格，又有思想深度的大手笔。于是，我将他的文章连载按序集中编排，分期转发在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刊上，并加了按语：“陈鹏同志的《新闻轶事》极具史料价值，作者从多年的新闻工作积累中，拾忆撷取了方方面面曾经的历程和焦点，不但记录和展现了当时的履痕与轨迹，而且融进了深刻的反思与独到的见解。诸多的往日新闻虽然相去岁月并不遥远，经历者却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留下了一些枝节与侧面的记忆，很难深层次多角度地去关注和思考那些根本性的东西。作者却是以其敏锐的目光与睿智的思维，撩开历史的面纱，长镜头般展示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时代画卷。那些极具哲理性的思辨和极富感染力的行文，充分体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可贵的敬业情怀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以及对历史与社会的高度负责精神，对于存史、资政和育人，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将其分期予以连载，使读者在回眸和镜鉴昨天的观照中，认真审视思考和权衡把握现在，从而更加客观而理性地去面对未来”。
我觉得，陈鹏的文章不仅在于他的文笔好，美若行云流水，而且有思想深度，读来如同醍醐灌顶，发人深省。他的文章虽然是以新闻命题，却不是平面的表象的去记述新闻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夹述夹议，注入和阐发了大量的分析与见解。这就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新闻体例，或可称为述评性新闻。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运笔形式，才使他的文章更加起伏跌宕，更加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因为是“新闻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记述历史。并且，所谓“轶事”，有许多都是发生在新闻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真相，抑或说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回首以往，肯定会引发出许多反思，这也为选题立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思考的余地和发挥的空间。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新闻力作，只传达真实的事物的场景还不够，还要贴近现实，直面社会人生，紧跟前沿，把握时代脉搏，具有深刻的思想以及文字所表现的品格力量和精神高度，所述者真，所评者深，得哲人之绝理，潜时代之大音。陈鹏的文章之所以耐读耐品，其魅力也正在于此。
烟台新闻界的知名报人孙为刚在他的通讯集里援引了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话说：“史家大记者，记者小史家。”此言不无道理，人们一直习惯于通过文字记载历史事件，勾勒历史进程，传播历史信息，文字的叙述描绘功能，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作为一个资深业精的老新闻工作者，陈鹏正是遵循恪守了这一箴规，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及一种记者的灵心、编者的慧心、学者的苦心，在自己事业的征途上筚路蓝缕，一路走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正由于长期的丰富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匠心独运，启人心智的天章云锦。我还在政协文史委任职时，就为陈鹏编辑过一部新闻通讯集，并在卷首语里对陈鹏写过这样的评价：“看待社会人生，有的人总习惯于皱着眉头，而有的人却是含着微笑的。陈鹏属于后者，这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操行所决定的。士先器识而后辞章，人的质量决定了文的质量。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陈鹏，总是不温不火，不焦不躁，从来不会板着面孔以布道者的姿态待人。因此，他的文章也是不事张扬而起点自高，透着一股旷达之气。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一派仁者贤达风范。心平气和却不乏意韵，晓之以理却不失生动，格调高雅却不道貌岸然，不枝不蔓却不保守刻板。”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多年来，陈鹏既是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新闻园地的辛勤耕耘者。他穷年矻矻，含英咀华，足之所至，心之所往，无不潜思妙得而成篇。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为了灯火阑珊处的那个目标，他经过了望尽天涯路的痴迷坚守，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痛苦熬煎，千百度的众里寻觅，路漫修远，上下求索，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史和社会，陈鹏付出了，努力了，奉献了，是问心无愧的。他是一个敬业而勤奋的新闻工作者，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出色报人，虽不浮躁自显，质朴得如同古瓷，却无须标榜而自有价值。“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如今，陈鹏手中的笔，已老到得令人击节。运笔自然，生动流畅，文情练达，哲理洞明，清言娓娓中可以领略到静谧之美，笔墨淡淡中能够感悟出生命的真谛。我相信，陈鹏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他会继续写下去，也应该继续写下去。记述现实，就是续写历史，沧桑见证，岁月留痕，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终会过往成无价的宝藏，令人魂牵梦萦。
文以表志，文以传情，文以寄怀，文以载道。陈鹏的文章是有个性有特色的，独具一格，别开生面，起承转合，沉稳安祥，在时光的隧道里，随世而运，积极而又沉静地，学习他人而又不失自我地迈开新步伐。在新闻园地百花齐放的情势下，陈鹏一定能够把握住属于自己的那一缕春光，让自己的佳卉萌芽破土，吐蕊绽放。“秀山明水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期盼着读到陈鹏更多的好文章。
月是故乡明
1995 年初冬，我以文史委的名义向海外侨胞发了一封文史资料征集信。12月5 日，孙慕娟女士便给我写了回信。从此，我们便鸿雁迭飞，尺素频传，成了好朋友。从事文史工作后，我与不少古稀老人结成了忘年之交，而像孙慕娟这样一位来自海峡彼岸的女性，却是第一位。孙慕娟是蓬莱市堡后孙家村人，1924 年出生于东北海拉尔（其父时在海拉尔法院供职）。七岁时回到老家，就读于其父开办的育英小学。毕业后，父亲让她学医，以救死扶伤于民。但她自幼害怕死人，学医不合心愿，便改学教育。1941 年，她考入烟台毓璜顶真光女中（教会学校）。毕业后于1946 年去青岛，随后到了台湾，在台湾肥料公司第一厂子弟学校教书。1950年与刘雍时先生结婚。刘先生是江西人，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担任过台湾造船公司机械厂厂长，后自营歆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53 年，她离开教育，操劳家务，教育子女，扶持丈夫的事业。1980 年，刘先生不幸辞世，她毅然接替了歆欣公司的担子，风风雨雨走过了十几年。回顾这些年来的历程，她不无感慨地说，我的每一步脚印都洒满了心血与汗水，实在太艰难了。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痛苦心酸与拼搏奋斗交相煎熬的岁月。刘先生刚去世时，她极度悲哀，痛不欲生，徬徨终日，凄凉万分。一天，当公司的同事们都下了班，她独自一人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发呆。屋里没有开灯，她在一片黑暗中默默地淌着眼泪，茫然凄楚地悼念着冥冥之中的亡魂，“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逝者已矣，不胜伤感。当她的儿子回家后打开电灯，发现坐在那里泪流满面的母亲，急忙上前抱着她说：“妈妈，你不要太伤心太难过。爸爸走了，你还有儿子、女儿。你有我呀，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他边安慰，边把母亲扶进房内。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不思量，自难忘”，“唯有泪千行”。不过，她深深知道，这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不能这样悲悲切切地继续下去。死是寻常事，人在坠地之时，死案已立，只是修短的缓刑期间人各不同而已。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免得让孩子们再为自己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