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列举出人们努力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一切办法，但也知道，这种题材还可以有不同的处理。还有一个尚未提到的办法。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而是因为它与我们以后所要讲的内容有关。在所有这些方法中，人们怎么可能忘掉这种生活艺术中的方法呢？很显然，它把各种特性都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它也旨在使主体独立于命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把满足置于内部神经活动中，在这样做时，它利用了原欲的可转移性。但是，它并没有脱隔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地抓住了外部世界的对象，并通过与外部世界对象的感情上的联系而获得幸福。它并不满足于避免不快的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消极顺从性质的目标；它毫不注意这个目标，把它撇在一边，而是坚持原来的狂热的奋斗，以求积极地去获得幸福。但事实上它也许比其他的方法更接近避免不快的目标。当然，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以爱为一切事物的中心，并在爱与被爱中寻找一切满足。我们都很自然地具备了这种心理态度；爱的表现形式之一——性爱——使我们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快感，并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幸福的模式。应该沿着我们首次发现的道路坚持不懈地寻找幸福，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种生活方式的弱点很容易看到，不然没有人会想到要放弃这条通往幸福的途径，而踏上其他的途径。这个弱点是，当我们爱时，我们在防备痛苦方面比在任何时候都束手无策；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对象或它的爱时，我们比在任何时候都感到痛苦而又孤独无援。但是，这并不否定建立在爱的价值基础之上的、作为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可以接着探讨一个有趣的情况，即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是在对美的享受中得到的，无论美以什么形式——人类形体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和风景的美，艺术创作甚至科学创造的美——被我们所感知和评价都不例外。这种对生活目标的美学态度是不能抵御痛苦的威胁的，但是它能弥补很多东西。美的享受有一种独特的令人微醉的感觉；美没有显而易见的用途，也没有明确的文化上的必要性。但是文明不能缺少它。美学所要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事物才被人们感觉为美，但是，它不能解释美的本质和根源，而且正像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失败被夸张而空洞的浩瀚词藻所掩盖。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几乎没有谈论到美。唯一可以肯定的便是美是性感情领域的衍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冲动的最好的例子。“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观看生殖器可以令人兴奋，但是生殖器本身不能被看成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与某些次要的性特征相关。
尽管我的上述列举不全面，还要斗胆说几句话来作为我探讨的结论。快乐原则迫使我们接受的实现幸福的意图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实际上也不可能不通过某些手段来努力使快乐原则的意图接近于实现。通向幸福的道路是迥异的：我们或者可以把重点放在这个目的的积极的一面，即获得快乐的一面；或者可以把重点放在消极的一面，即避免不幸的一面。这两条道路都不能够使我们获得所企望的一切。在较弱的意义上——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幸福是可能达到的——幸福就是个人原欲的有效利用问题。适用于每个人的金钥匙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能够拯救他的特定方式。各种不同的因素都能影响个人的选择。问题在于他从外部世界中能有希望得到多少真正的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感到能有多大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外部世界。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心理特性，与外部环境没有关系。注重爱的人首先注意的是他与其他人的感情关系；自恋的人喜欢自给自足，在内部精神过程中寻找主要的满足；重视行动的人永远也不会放弃他能够借以尝试他的力量的外部世界。在这些类型的第二类中，个人的才能特性以及他所能达到的本能升华的程度决定着他的兴趣所在。任何极端的选择都要受到惩罚，因为如果被一选中的生活方式证明不充分，那么个体就处于危险状态中。正如谨慎的商人不把所有的资本投在一项事业上，处世哲学大概也会劝告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满足都寄托在一个抱负上。它的成功是不能卜测的，因为它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或者就取决于心理素质使本身的作用适应环境，然后再利用环境创造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本能素质天生就不好，又没有真正经受过对他的日后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原欲成分的转变和重新组合，他就很难从外部世界中获得幸福，尤其是在他遇到艰巨任务的时候。作为最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可以逃入精神官能症状态：在年轻时，他通常能够实现这种逃脱；在晚年，当他看到对幸福的追求一无所得时，他还能够在剧烈的麻醉物所产生的快乐中找到慰藉，或者在一种精神变态中进行绝望的抗争。
宗教限制了这种选择和适应的作用，因为它千篇一律地把自己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道路强加于每一个人。它的方法是贬低生命价值，用妄想的方式歪曲现实世界，即假定存在着上帝的威胁。它强制人们处于心理上的幼稚状态，诱使人们陷入群众性妄想。而许多人因此得到的报酬则是，宗教成功地使他们免患精神官能症。但是，它再没有比这更多的作用了。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还有许多可以通往这种幸福的途径。但是，没有一条途径可以百分之百地通向幸福，甚至宗教也不能做出这种保证。如果信徒最终意识到自己必须谈论上帝的“深奥意图”，他也就承认他在痛苦中所能得到的安慰和快乐是来源于毫无条件的服从。如果他对此有所准备，也许可以避免所走过的这条弯路。
到此为止，我们对幸福的探讨还没有提出新颖的内容。而且，即使从此出发探讨人类为什么不容易获得幸福的问题，似乎也不存在可以获得开创性的广阔前景。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了造成痛苦的三个根源——自然的优势力量，我们肉体的软弱无力，调节家庭、国家和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规则的缺乏。关于前两个根源，很快就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痛苦的根源，并且服从于这些不可避免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控制自然；我们肉体的有机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永远是昙花一现的构造物，它的适应力和成功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承认这一点并不使我们悲观绝望，恰恰相反，它指出了我们活动的方向。如果不能消除所有的痛苦，至少可以消除和减轻某些痛苦。这是几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至于第三个根源，即痛苦的社会根源，我们根本不承认它，相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应该成为保护和有益于我们每个人的东西。但是，当想到就是在避免痛苦的这个领域里，我们一直是多么的不成功时，我们开始怀疑，这里是否也深藏着一种不可征服的自然——这就是自己的心理特性。
当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时，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以致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它。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我说这种观点令人吃惊，是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力求避免来自痛苦根源的威胁的活动的一切事物，确确实实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
为数众多的人是怎样开始对文明采取这种充满敌意的奇怪态度呢？我相信它的根源在于对那时的文明状况的长期的深深不满，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对文明的诅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想知道最后与倒数第二个起因。我才疏学浅，不能沿着人类历史的线索进一步追溯它们。但是，这种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战胜异教时就已经发生作用了，因为它与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藐视密切相关。
倒数第二个起因存在于航海发现的进步，使我们接触到原始民族和种族的时候。由于观察不充分及对他们的礼仪风俗的错误认识，欧洲人感到他们过着简朴幸福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奢望，这种生活是来自具有比他们优越的文明社会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以后的经验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观察家们错误地把原始人这种生活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复杂的文化需要，而事实上他是因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类的主要需要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
最后的起因最为我们所熟悉。它产生在人们知道了精神官能症的机制的时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胁。人们发现，一个人患精神官能症，是因为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强加在身上的种种挫折。由此推论，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复幸福。
还有一个因素是失望。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这一进步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人们为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的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对自然势力的征服，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令人愉快的满足的程度，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一样。但是，不能由此推出技术进步对我们经济上的幸福也没有价值。
人们也许要问：那么，如果我能够遂愿听到了住在几百英里以外我的孩子的声音，如果在我朋友经过长期艰辛的跋涉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听到他的情况，难道我没有真正获得快乐吗？我的幸福感没有增加吗？医学的成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产时受感染的可能性，而且还延长了文明人的平均寿命，难道说这毫无意义吗？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与这类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极端歧视的时期。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却是悲观的批评和警告：大部分上述满足都是以在轶事中受到极力赞美的“廉价享受”为模式的。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腿裸露在被子外面然后再抽进来，而得到的那种享受。如果没有铁路征服了距离，我的孩子就永远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无需打电话听他的声音；如果还不可能乘船过大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航海的征途，那么我也不必用电缆来解除我对他的担忧。正是婴儿死亡率下降最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生育孩子的数量，因此，虽然普遍提高卫生水准，我们却没有比提高卫生水准以前的时代养育更多的孩子；同时，我们也为婚姻中的性生活带来了困难，也许我们还在与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作对。由此看来，降低婴儿死亡率有什么用呢？最后，如果生活艰辛、没有乐趣、不幸备至，以致我们只想以死来逃脱它，那么寿命长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确实并不感到舒适，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幸福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永远客观地考虑人们的疾苦，也就是说，把我们自身，连同自己的需要和感情，置于他们的条件中，然后再探索我们应该从中发现的他们的幸福或不幸的原因。这种探索事物的方法之所以好像很客观，是因为它不考虑主观感情的变化。但是，它却理所当然地是最主观的方法，因为它把人们自身的精神状态加在其他人身上，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幸福却是某种本质上主观的事物。不论我们对某些情况多么望而生畏，例如，古代的苦工、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将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不可能设想进入这些人的环境中，来推测大脑最初的愚钝状态逐渐的愚昧化过程，希望消失以及更冷酷更精致的令人麻痹的方法，对前人接受快感和不快感的状况所造成的变化。而且，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人们将具有一些特殊的精神保护装置。我觉到继续探索问题的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益处。
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文明的本质上来，因为人们怀疑文明是否具有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的价值。在通过研究而得到某种结论之前，我们不应该只是寻找几句话来概括出表达文明本质的公式。因此，我们将再一次满足于说：“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祖先的生活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将一个个地把表现于人类社会中的文明的各种特点汇集在一起。在这样做时，我们毫不迟疑地以语言用法或者说语言感觉为指导，并且坚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排除用抽象术语进行表达的内在洞察力。
第一步是简单的。我们认为一切有助于人类改造地球以使它效劳于人类、有助于抵御自然势力的凶猛进攻等等的活动和资源，都具有文明的性质。文明的这一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如果我们追溯过去，发现文明的最初行动是使用工具、控制火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成就中，对火的控制尤为突出，是一项非同凡响和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他的成就开辟了人类从此一直遵循的道路，这种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工具的使用都使人类改善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或者说消除对这些器官的限制。运动力具有巨大的力量供人使用，就如同人们可随心所欲地使用肌肉一样。有了船和飞机，水和空气就不能阻碍人的运动；有了眼镜，人纠正了眼球晶体的缺陷；有了望远镜，人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了显微镜，人克服了视网膜结构造成的视力限制。在照相机中，人创造了一种可以保留转眼即逝的视觉印象的仪器，就像唱片可以保留转瞬即逝的听觉印象一样。这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记忆能力的物化。借助电话就可以听到远方的人说话，这在童话故事中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文字起源于不在场的人的声音，住房是母亲子宫的代替物。子宫是第一个住所，人类十有八九还留恋它，因为那里安全舒畅。
